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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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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章句》是《楚辭》的注本,東漢文學家王逸注。《楚辭》為西漢劉向所輯,原為十六卷,王逸增入己作《九思》一卷,改編為十七卷。
《楚辭章句》對《楚辭》各篇作了文字註解,記述了各篇的創作由來和作者經歷,是《楚辭》最早的完整注本。在本書中,王逸用“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來評價《離騷》。
作品名稱
楚辭章句
作品別名
九思
作    者
王逸
創作年代
東漢
作品出處
楚辭
文學體裁
注本

楚辭章句基本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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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章句楚辭

楚辭》是總集名,西漢劉向輯,東漢王逸注。原收錄戰國楚人屈原宋玉及西漢淮南小山等人的辭賦十六卷,后王逸補入己作一卷,成十七卷。主要作者為屈原。
該作品具有濃郁的楚地地方色彩和語言特徵,富於抒情性。後世將此種文體稱為“楚辭體”,因其中以屈原《離騷》一篇最著名,故又稱為“騷體”。《楚辭》與《詩經》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兩大源頭。

楚辭章句章句

1.詩文的章節和句子。
2.剖章析句。經學家解説經義的一種方式。亦泛指書籍註釋。
3.指文章﹑詩詞。 [1] 

楚辭章句作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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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章句創作背景

王逸楚辭章句》所依據的底本,就是劉向所整理出來的本子。《漢書·藝文志》説屈原有二十五篇作品,而王逸《楚辭章句》中歸到屈原名下的二十四篇,是《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遊》、《卜居》。
另外,還收入了宋玉和一些漢代作家的作品:《九辯》、《招魂》、《大招》、《惜誓》、《招隱士》、《七諫》、《哀時命》、《九懷》、《九嘆》、《九思》。其中《九思》是王逸自己的作品,而且也有注,所以有很多人認為這不合情理,由此懷疑這一篇是後人增入的。

楚辭章句寫作特點

王逸註釋《楚辭》的體例是,逐句作解,着重訓詁,大多言之有據。他其實是完成了當時的一個集大成的工作。這部書中所凝結的,除了他個人的勤奮努力之外,其實還有在他之前或與他同時的很多漢代學者的辛勤與智慧。
劉向賈逵班固馬融等前輩大家的遺説,就有一些是靠《楚辭章句》才得以保存。王逸雖然很有自己的見解,但是並不囿於一己之見,他常常用“或曰”來引用別人的觀點。

楚辭章句內容簡介

楚辭章句》的每篇前都有序文,另外在《離騷》、《天問》之末還各有一序。這些序文的內容是説明各篇的作者和寫作時間,並闡釋題意和作者的創作意圖。這些序文集中體現了王逸對《楚辭》的理論認識。王逸用漢代儒家經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楚辭,將屈原獨特的人格精神和詩歌藝術都儒學化了。在《楚辭章句序》的末段,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論:
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維姜螈”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虯而乘翳”,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這樣,通過把《離騷》中的詩句內容與儒家五經相比附,王逸把《楚辭》完全納入了儒家思想體系。這雖然並不完全符合事實,但在那個儒家經學一統天下的時代,客觀上卻對楚辭的保存和流傳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王逸還對楚辭的藝術手法有很深刻的理解。他在《離騷經序》中,對楚辭創作中所採用的比興隱喻手法作了精闢的論述:
《離騷》之文,依《》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詞温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在這種理論的基礎上,王逸建立了一個“香草美人”的楚辭闡釋系統,這個系統還有着非常大的影響。 [2] 

楚辭章句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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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楚辭章句》是楚辭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在王逸之後,很長時間內都沒有再出現優秀的《楚辭》注本。晉代郭璞有《楚辭注》,南朝梁劉杳有《離騷草木蟲魚疏》,但是都已經失傳。隋朝釋道騫有《楚辭音》,還有敦煌抄本的殘卷。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編訂的《文選》在唐代極為盛行,其中就選有許多《楚辭》代表作。
唐初李善為《文選》作注,但是關於《楚辭》的篇目全是用的王逸舊注。其後又有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共注的《五臣註文選》,其中關於《楚辭》的部分,每節都是先引王逸注,然後再加上自己的註釋。唐代還有陸善經《文選·離騷注》,比較有價值,可惜也已經殘缺了。
宋代是我國文化大盛的時代,《楚辭》學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峯,出現了許多研究大家。就注本來説,最有名的要數洪興祖的《楚辭補註》和朱熹的《楚辭集註》了。 [2] 

楚辭章句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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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東漢文學家。字叔師,南郡宜城(今屬湖北)人。安帝時為校書郎,順帝時官侍中。所作《楚辭章句》,是《楚辭》最早的完整注本,頗為後世學者所重視。所作有賦、誄、書、論等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今多亡佚。哀悼屈原之作《九思》,存於《楚辭章句》中。原有集,已佚,明人輯為《王叔師集》。
九思》寫作時間在漢順帝時,創作目的,王逸説:“逸與屈原,同土同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竊慕向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禪其辭。” 《九思》在藝術上,善於運用比喻和象徵的表現手法,深化主題,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全詩由九個短篇組成,代屈原抒發憂憤之情。 [3] 

楚辭章句相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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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章句楚辭簡介

楚辭》是戰國時代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國人創作的詩歌,它是《詩經》三百篇後的一種新詩。漢武帝時,劉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書,定名《楚辭》,從此,“楚辭”成為一部總集的名稱。
至於後人以《離騷》為代表稱之為“騷”,這和後人稱《詩經》為“風”一樣,雖然名不符實,卻是有意把楚辭和漢賦兩種文體形區別開來。

楚辭章句文學體裁

楚辭”是戰國時代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國人創作的詩歌,它是《詩經》三百篇以後的一種新詩體。

楚辭章句名稱來源

楚辭”這一句詞不知起於何時。《史記》在張湯的傳中已經提到它,可能至晚也是漢初就有的。至漢成帝時,劉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書,定名為《楚辭》,從此以後,“楚辭”就成為一部總集的名稱。
漢代一般稱“楚辭”為賦,這是不十分恰當的。“楚辭”和漢賦,體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詩歌,後者是押韻的散文,它們的句法形式、結構組織、押韻規律都是兩種不同的範疇。再從音樂的關係上看,雖然都是不歌而誦,但漢賦同音樂的距離比“楚辭”更遠些。所以司馬遷説:“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史記·屈原列傳》)可見辭與賦本來是有區別的。
由於漢賦是直接受“楚辭”的影響發展起來的文體,在習慣上漢代人多以辭賦並稱,把屈、宋之辭與牧乘、司馬相如的賦等同起來。於是辭與賦的概念混淆了,從此以後,屈原的作品甚至全部楚辭都稱之為賦了。其實它們是兩種不同的文體,不應混為一談。至於後人以《離騷》代表《楚辭》而稱之為“騷”,如《文心雕龍》有《辨騷》篇,《文選》有“騷”類等。這和後人稱《詩經》為“風”一樣,雖然名實不符,都是有意把楚辭和漢賦兩種文體區別開來。

楚辭章句作品背景

楚辭”的產生有其複雜的因素,決不是偶然的。春秋以來,楚國在長期獨立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楚國地方文化。宗教、藝術、風俗、習慣等都有自己的特點。與此同時,楚國又與北方各國頻繁接觸,吸收了中原文化,也發展了它固有的文化。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傳統就是“楚辭”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基礎。

楚辭章句歷史考證

遠在周初,江漢汝水間的民歌如《詩經》中的《漢廣》、《江有汜》等篇都產生在楚國境內。其他文獻也保存了不少的楚國民歌,如《子文歌》、《楚人歌》、《越人歌》、《滄浪歌》(見《説苑》中《至公》、《正諫》、《善説》三篇。)等都是楚國較早的民間文學,有的歌詞每隔一句的末尾用一個語助詞,如“兮”、“思”之類。後來便成為《楚辭》的主要形式。更重要的還是楚國民間的巫歌。楚國巫風盛行,民間祭祀之時,必使巫覡“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充滿了原始的宗教氣氛。
楚辭》中的《九歌》,其前身就是當時楚國各地包括沅湘一帶的民間祭神的歌曲,祭壇上女巫裝扮諸神,衣服鮮麗,佩飾莊嚴,配合音樂的節奏載歌載舞,很像戲劇場面。這就是那時巫風的具體表現。這種原始宗教的巫風對屈原的作品有直接影響。《離騷》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陽下招,以及《楚辭》中凡詩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高貴品德的象徵,如高冠長佩,荷衣蕙纕,乃至豐富的神話故事的運用等,都是最好的説明。所以《呂氏春秋·侈樂篇》説:“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楚辭”就是這種帶有巫音色彩的詩歌。
還有楚國的地方音樂對“楚辭”也有一定的影響。春秋時,樂歌已有“南風”、“北風”之稱。鍾儀在晉鼓琴而“操南音”,被譽為“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見襄公十八年《左傳》。鍾儀事見成公九年《左傳》)。從此以後,楚歌、楚聲和楚舞一直為楚人所喜愛,見於文獻記載者不少。這是很自然的。
戰國時楚國地方音樂極為發達,其歌曲如《涉江》、《採菱》、《勞商》、《薤露》、《陽春》、《白雪》等,“楚辭”的作者都已提及,“楚辭”雖非樂章,未必可歌(《九歌》經屈原改寫後,是否用原來樂調歌唱,不能知道。)。但它的許多詩篇中都有“亂”辭,有的還有“倡”和“少歌”,這些都是樂曲的組成部分。《楚辭》中保存這些樂曲的形式,就説明它同音樂的關係非常接近。當然由於作者是楚人,他們所接受的音樂的影響也多半是屬於楚國地方的。同時,與此有關而影響於“楚辭”的那就是楚國的方言。楚國的方言有特殊的意義,也有特殊的音調。
楚辭》中的方言極多,如“扈”、“汩”、“憑”、“羌“、“侘傺”、“嬋媛”之類,參考古注及其他文獻還可以理解。至於當時音調的讀者早已失傳。漢宣帝時,九江(今安徽壽縣,楚最後國都)被公能誦讀《楚辭》,至隋代,還有釋道騫也善讀《楚辭》,“能為楚聲,音韻清切”(《漢書·王褒傳》及《隋書·經籍志》)。後來唐人還繼承他的讀法。可見懂得《楚辭》中楚聲的人隋唐間還有。不過這對《楚辭》的影響是次要的,主要還是民間文學和地方音樂的關係。
總之,楚國本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後來又接受北方文化的影響,二者融合為一,匯為文化的巨流,在長期發展中積累了豐富的文學藝術的素材,為文學創作提供充分的有利條件。就在這個優越的文化基礎上孕育了屈原這樣偉大的詩人,產生了《楚辭》這樣光輝燦爛、千古不朽的詩篇。 [4]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