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鵬升

1900年生於四川省渠縣的平安鄉．

1919年離開家鄉，外出謀業，先後任川軍川江防軍總司令部書記官，第六師司令部諮議，第三師司令部諮議，四川省清鄉督辦軍法處處長．

1922年兼任簡陽護商事務處處長．

1925年委任為金堂縣禁煙分局局長，繼而升任金堂，新都，廣漢，温江禁煙統籌處處長，後因母親病故，辭職返鄉．

楊鵬升書法作品(2張)

1928年出任四川邊防軍總司令部參謀兼任重慶特 税主任，重慶煙酒總局秘書．

1929年出任直系討賊聯軍總司令部政務參贊，同年又任川軍第二十軍秘書，第二十九軍訓練部主任．

1930年赴日本就學於日本成誠士官學校兼讀明治大學文學系．

1932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五軍司令部參謀，同年調任中央軍校戰術教官．

1933年調任北路討逆軍聯絡參謀，同年升任第八十八師副師長兼參謀長兼江羅，泰寧兩縣縣長．

1934年升任東路討逆軍第十縱隊指揮部參謀處長兼江羅，泰寧，建寧，明溪，陵化五縣防剿指揮，後升任第十縱隊特別黨部指揮員，同年調任廬山軍官訓練團戰術主任教官，因病未到職．

1936年出任南京中央大學藝術教授兼國民黨中央政治大學教授，同年復任第八十八師副師長．

1937年調任武漢警備司令部參議，武漢防空司令部辦公廳副主任．

1938年夏調任豫鄂陝邊區綏靖公署高級參謀，同年調任川康綏靖公署參軍．

1939年調任川東北二十八縣清剿督察專員，同年調任中央軍校高級教官，並出任在蓉國內外各大學畢業生同學會和曾胡學會常務理事及會長．

1943年先後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參議，糧食部川西軍區公糧包裝材料徵購處處長．

1945年春調任重慶衞戍總司令部參議，同年調任中央軍校高級教官．

1949年被委任為救國軍第二路遊擊總司令部高等顧問，代理四川省特委會秘書長，年底隨部起義投誠．

1950年受聘於西南美術專科學校任教兼任西南文教部和西南博物院籌備委員，重慶市文聯美術工作者協會委員．

1953調任成都文化局園藝技術員．

1954年被渠縣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

1960年渠縣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1968年病故獄中．

1983年渠縣人民法院撤消原判，確屬為起義人員．

1919年，楊鵬升離開熟悉的家鄉，外出謀業。先後任川軍 餘際唐部川江防軍總司令部書記官、陸軍第六師司令部諮議、陸軍鄧錫侯部第三師司令部上校諮議、四川省清鄉督辦軍法處處長等職。1922年兼任簡陽護商事務處處長。1925年，經國民黨四川省黨部羅文謨介紹加入國民黨，由鄧錫侯委任為金堂縣禁煙分局局長。繼而升任金堂、新都、廣漢、温江禁煙統籌處處長。後因為母親病故，遂辭職還歸故里。

1928年，處理完母親的喪事之後，楊鵬升再次離鄉，來到了重慶。在重慶，楊的才華很快被賞識，先是在四川邊防軍總司令李家鈺部任少校參謀，後晉升為中校參謀，兼任重慶特税主任、重慶煙酒總局秘書。而軍閥吳佩孚更是深重其才，於1929年委任楊為“討賊聯軍”總司令部中將政務參贊，並指定楊為其私人代表，派赴成都鼓吹其政治主張。其後不久，楊投川軍，任二十軍上校秘書、二十九軍訓練部主任。

1930年，楊鵬升隨日本駐成都領事赴日本，就學於日本成誠士官學校步兵專科，兼讀明治大學文學系。在日期間，楊與日本前首相犬養毅和濱口雄幸有交往，並舉辦個人金石書畫展。可能由於與日方交往密切的原因，楊鵬升對日本一直心存好感，而並未認識到日本人的野心。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赴靜崗縣日本步兵三十四聯隊，拜謁隊長遠藤五郎，表示説：“不幸事件‘九·一八’後，中日親善濃厚友誼氣氛日漸稀薄，深感遺憾，我的立場是願意在日中親善的道路上努力”，同時致函明治大學校長松本龜次郎：“中日兩國國民同種，應永久共存”。日本當局遂令憲兵隊、警察局保護楊鵬升安全。楊離日回國，日本高田之助少將旅長親率將校級軍官百餘送行。

1932年2月，楊鵬升來到上海，任國民黨第五軍司令部上校參謀，同年9月奉調南京，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中校戰術教官。

1933年11月，蔣介石調兵遣將攻打福建抗日政府，楊任北路“討逆軍”中校聯絡參謀，被派駐八十師。由於在攻佔古田戰役中有功，晉升為八十八師上校副師長兼參謀長，並在攻陷江羅、泰寧後，兼任兩縣縣長。

1934年5月，楊鵬升任東路“討逆軍”第十縱隊指揮部少將參謀處長，兼江羅、泰寧、建寧、明溪、陵化五縣防剿指揮。佔領五鎮嶺後，楊升任第十縱隊特別黨部指揮員，統轄四、十、五十二、八十八、八十九共五個師。同年8月，楊任蔣介石所辦廬山軍官訓練團上校戰術主任教官，因病未到職。

1936年春，楊鵬升赴南京，任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兼國民黨中央政治大學教授。同年6月，到四川萬縣，任八十八師少將副師長。次年夏，調任武漢警備司令部少將參議、武漢防空司令部辦公廳少將副主任。1938年夏，調任豫鄂陝邊區綏靖主任公署少將高級參謀。不久以後，楊回到成都，任川康綏靖主任公署少將參軍。

1939年2月，由四川省主席王纘緒推薦，楊任川東北28縣清剿督察專員。同年6月，楊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少將高級教官，由他發起軍校、華西醫大、金陵大學、四川大學諸校師生，成立“在蓉國內外各大學畢業生同學會”和“曾（國藩）胡（林翼）學會”，楊任常務理事及會長。

1943年，楊鵬升先後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事參議院少將參議、糧食部川西軍區公糧包裝材料徵購處處長。

1945年春，楊鵬升調任重慶衞戍總司令部中將參議，5月調任成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高級教官。1947年，解放軍解放瀋陽、長春、濟南後，楊向成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關麟徵獻策，收羅雲貴川康諸省失業軍人及地方袍哥，組建武裝力量，進行培訓，以阻解放軍進軍西南。關採納其策，在成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開辦“遊擊幹部訓練班”，受訓者逾千人。

1949年夏，楊開辦四川省“黨政訓練室”講座。在講授中，他主張以各縣特委會秘書、警察局局長、自衞隊總長、民訓督導員分別組成“五人小組”，可就地直接逮捕、處決共產黨人和其他“危險分子”。其行為列入“緊急事件”，事後上報。同年11月，楊被委任為反共救國軍第二路遊擊總司令中將高等顧問。12月20日，四川省特委會秘書長徐中齊飛逃台灣，其職權交楊代理。楊接任後，曾委任譚介仁為反共救國軍縱隊長、汪大川為支隊長。

1949年12月25日，楊鵬升隨川西北反共救國自衞軍第二路遊擊總司令王纘緒率部起義投誠。

至此，楊鵬升的軍事生涯全部結束。從他的軍事生涯可以看出，他的確具有很高的軍事才能，才能夠在國民黨的系統中節節晉升，一直做到高級軍官，雖然也做了不少鎮壓革命的事，但其時各為其主，在其位謀其政，卻也無可厚非。

我們從他的履歷可以看出，他顯然在青年時期就已經 在書法、繪畫、篆刻方面顯示出他過人的天賦。1930年，他正值而立之年，在日本除了就讀成誠士官學校以外，還兼讀了明治大學文學系，並且在這個時候於日本舉辦了個人金石書畫展，日本前首相犬養毅、廣田外相、高橋藏相親臨捧場，犬養毅還贈行書直幅一張，上書“中國第一手筆”。展覽取得極大成功，為楊鵬升贏得了國際聲譽。除此之外，他還多次在北京、上海等地舉辦個人書畫、篆刻展覽。

楊鵬升尤其長於金石。1934年10月，楊鵬升曾任國民黨中央大學文學院藝術系教授，專講治印和金石文字考異。

1941年12月，國民政府國史館籌備委員會聘請他為該會名譽採訪。1946年10月，四川省政府教育廳聘請他為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成都書畫展覽委員會特約編纂。1947年，美國空軍司令蘭度，在徐中齊的陪同下前往拜訪楊鵬升，楊為其鑑別古玉器200餘件，饋贈自作畫扇10柄。 1950年，楊鵬升敬贈一套《楊鵬升印譜》給毛澤東主席。1955年又將20餘種金石書畫著作捐獻給北京圖書館。章炳麟選編了《楊鵬升印譜》數集。北京圖書館金石組認為，楊鵬升“印章風格豪放，其藝獨特，與齊白石印章風格接近。打印精細，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楊鵬升對金石書畫藝術執着追求，鍥而不捨，形成了個人獨特的藝術風格，並且廣交名家，曾與齊白石、張大千、徐悲鴻、郭沫若、劉開渠等人交往，常謙稱自己為“後學”。

楊鵬升喜愛園藝。1940年，他在成都北巷子（九里堤）修建“勁草園”。成都古名“芙蓉城”，楊鵬升在園中栽芙蓉一萬株，藉以點綴“芙蓉城”的雅號；另栽梅花五百株，並配上四季名花。他用中國的傳統園藝，輔以西方的整齊線條，使“勁草園”獨具一格。每年開放一次，前往參觀的入絡繹不絕，受到人們的稱讚。勁草園落成之時，郭沫若、張大千、徐悲鴻等前往祝賀，郭沫若當即賦詩一首：“與人論藝常稱公，蜀派印聖一世雄。味道神韻逼兩漢，勁草先生知疾風”，以稱讚其才。由於楊對園林藝術有一定的研究，解放後被安排在南郊公園，專門從事園林藝術工作。

1950年楊鵬升受聘於西南美術專科學校任教授，兼任西南文教部和西南博物院籌備委員、重慶市文聯美術工作者協會委員。1953年調成都市文化局任園藝技術員。

楊鵬升還與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交往甚深。楊鵬升從日本留學歸國後，由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介紹認識了陳獨秀。楊鵬升和陳獨秀的交往，其實要追溯到更早。民國十二年（1923年）時，楊鵬升在重慶鄧錫侯部當諮議，代理軍法官時，喜歡閲讀《中國現代文選》。對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章炳麟、高一涵等人的文章十分仰慕，多次寫信讚揚，陳、蔡等人也回信表示嘉勉。從此，就與陳獨秀建立了聯繫，只是一直未曾謀面而已。1932年，陳獨秀被國民黨逮捕，章士釗等四人作陳的辯護律師。楊託章代為慰問，還買香煙、水果等物送陳，加深了與陳獨秀的感情。陳獨秀被釋放後，因好友高一涵在武昌，前往武昌小潮街居住。時逢楊鵬升在武昌任少將參議和武漢防空籌備處辦公廳副主任，這時，陳、楊才初次見面。1939～1942年期間，陳獨秀定居四川江津，生活拮据，楊鵬升不僅贈其金石書畫等，還多次寄去錢物。楊鵬升的資助，是陳獨秀晚年生活的重要來源。兩人書信往來頻繁，陳獨秀在信中多次表達謝意。從1939年5月5日起到1942年4月5日止，前後不到三年時間，陳獨秀寫信達40封，幾乎是一月一封，其中1940年高達18封。除寫信外，陳還賦詩送與楊鵬升。1939年11月11日，陳為楊之妻包和平寫詩一首，其詩曰：“前年初識楊夫子，過訪勞君昨日情。可憐胭脂坪上月，不堪回首武昌城。”以後．陳又另寫詩送給楊鵬升，即：“連朝江上風吹雨，幾水城東一友秋。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將詩句寫閒愁。”陳還為楊的亡父寫過一篇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