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肇燫

1912年，楊肇燫背井離鄉遠離四川，獨自到上海念中學。1915—1918年在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電機科學習。抱着科學救國的思想，於1918年考取清華學堂留美專科生，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機系學習。1922年獲電機工程學碩士學位。

1922年回國，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工科教授，1923年在北京德國西門子洋行任工程師。由於他逐漸認識到物理學是理工學科的基礎，遂毅然放棄熟悉的電機工程學與優厚的待遇，決心把自己畢生的精力奉獻給物理學。1925年到北京大學任物理系教授，開始投入物理學的教育與科研事業。

1928年受丁西林邀請，到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兼秘書。1947年丁西林離開中央研究院到山東大學，楊肇燫也隨同到山東大學任物理系主任兼教務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和理學院院長。1950年調到中國科學院編譯局任編審，繼而任編輯室主任；1954年後任科學出版社編審、副總編輯、副社長。曾任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常務委員，中國物理學會北京分會理事長。歷任“電工技術叢書”主編、“乙酉學社叢書”的總編輯以及《大學物理學》編委會主編等職。

1974年4月11日在北京逝世。

1928年以後，楊肇燫任上海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兼秘書，與所長丁西林緊密配合，負責物理研究所日常工作及業務工作的具體組織領導。當時物理研究所研究、技術人員主要來自北京大學、東南大學、交通大學，楊肇燫為協調、團結三方面人員，起了很好的作用。他也曾擔任一些外事接待工作，例如1937年著名物理學家N．玻爾（Bohr）來上海訪問物理研究所，他曾擔任玻爾作學術報告的翻譯。他在物理研究所前後20年，為創建和管好物理研究所做出了很大貢獻。

楊肇燫在王書莊等協助下，建立了一個計量標準儀器檢驗室。他們從國外購置電阻、電壓、電流等一整套電學計量標準儀器，也自制一些標準基本量器，確立了涉及力學、熱學、電學、光學、聲學等幾方面的鑑定方法，研製出長度、時間、質量等幾方面的基本量器，並試圖用以建立一套鑑定儀器的標準。這個檢驗室對社會開放，為研究所外的單位作過一些鑑定工作，如對電池的鑑定。後來由於抗日戰爭爆發，鑑定工作被迫停止，此工作雖然只進行兩年多，但是這畢竟是我國關於鑑定科學儀器方面的開創性工作。

30年代，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設有儀器工場，除承擔物理研究所經常所需儀器設備的加工製造外，還接受了許多所外任務，如航空測量用的實體映畫器和校正儀，經緯儀和水平儀，以及地質、氣象方面的儀器，小批生產了大學物理實驗用的顯微鏡、分析天平、分光鏡等，大批生產了千分尺和遊標卡尺。此外，該工場還大批生產了教學儀器。當時教育部一批訂貨單中就有初中物理實驗儀器3000套，高中物理實驗儀器600套，化學示教儀器2000套。這些儀器都編有實驗講義，隨箱發出。這些工作對我國教育事業和科學儀器事業的發展起過重要作用。這些工作是在丁西林領導下進行的，儀器工場由張季言具體負責。但是作為所長秘書的楊肇燫，承擔了大量組織領導的實際工作。

楊肇燫(18張)

在上海淪陷期間，楊肇燫雖然一家人面臨着生計無着落的困難，他仍組織領導原物理研究所的在滬人員，擔着風險，維持物理研究所（所址遷到上海法租界）留下的工廠，繼續製造一些儀器，還為後方的一些有關單位修理儀器。1940年後，由於日本侵略軍統治加劇，工廠的“地下業務”被迫停止。儀器工場部分人員撤到桂林，部分技術人員和工人遣散留在上海，楊肇燫也留在上海。當時，物理研究所附屬工廠留下了一些大型儀器，其中有些是從美國買來的，如標準頻率儀，還有一些其他的標準儀器。楊肇燫與王書莊、趙元等人通過各種關係，將這些儀器分散藏在一些單位。抗戰勝利後，他們將這些儀器完整無損地交還物理研究所，為保護大批儀器設備做出了貢獻。

1941年春，英國政府向中國外交部點名要求物理研究所的丁西林、楊肇燫、趙元、王書莊與英國人合作在香港辦一個科學儀器廠，經政府同意，上述4人及有關玻璃工、金工數人即去香港籌辦工廠。丁西林任董事長，楊肇燫任董事（他仍是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常駐工廠主持工作，王書莊、趙元任工程師，全部技術人員、工人均為中國人，英方負責把物理研究所一些設備從上海運到香港。可惜的是僅半年緊張繁忙的辦廠籌建工作，卻因太平洋戰爭突然爆發而被迫終止。這項工作從頭到尾主要是楊肇燫聯繫辦理的。

抗戰勝利後，1945年8月上旬中央研究院領導人電示楊肇燫在滬照料中央研究院的財產，他積極組織並主持了“四人照料委員會”，由楊肇燫、王書莊、朱振鈞、張本茂等4人組成。他們認真負責地主持清點並接收了日軍在齊祁路（今岳陽路）設立的“自然科學研究所”的全部財產，避免了日本侵略軍撤離時國家財產遭受損失與破壞。當時委員會還邀請了研究院在滬的有關高級研究人員和著名科學家參加接收，其中有生物學家秉志、化學家曹惠羣與王志稼等。

楊肇燫一生中曾在幾所大學任教，他治學嚴謹、教學認真、一絲不苟。他對學生的學業關懷備至，嚴格要求。1926年夏，由於政局不穩，北京大學提前放暑假。為了使學生學到更多的知識，他不顧酷暑、犧牲自己休假的時間，主動為學生們補上電學課。講課一月有餘，每週三次，他的誨人不倦的精神感動了每一個學生。

他與學生們的友誼是深厚的，在合作工作中，學生們與他配合默契。例如，1928年後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時，他與他的學生王書莊、趙元等親密合作，建立檢驗室與光學室等。在譯書工作中，也幾度與其學生合作。

1948和1949年，楊肇燫在山東大學教了兩輪二年級的電磁學課，王承瑞任助教。王承瑞回憶起這段往事，深有感觸地寫道：“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楊先生的嚴格要求並身體力行的作風。在我擔任電磁學課助教時，每次習題作業，楊先生都要親自過目審閲。在解放前夕，學校動盪不安，學生上課缺席較多，楊先生總是一一瞭解，關懷備至，並堅持認真備課。他是我深為敬重的前輩師長，是中國物理學界的前驅。”

他一生為祖國培養了許多物理學以及其他學科的人才，有些已是物理學科學研究和教學方面的骨幹。

楊肇燫學識淵博，通曉英、德、法語，長期從事外國科學名著和外國大學數理化著名教科書的翻譯工作。他所有的譯作，不僅出色地達到了翻譯的標準，而且具有一種獨特的風格：內容新穎，適合國情，注重實用，不盲目崇拜，譯風嚴謹。

1936年出版了他翻譯的《物質之新觀念》（C．G．達爾文著）。在國內，該書較早地介紹了原子、電子、核、質子、光子；波；物質之繞射（即衍射）；測不準原理、不相容原理等新的概念與原理。書中印有G．P．湯姆森（Thomson）所攝的相當精美的電子繞（衍）射的照片等5幅銅版圖。這本書是當時較早介紹世界先進科研成果的譯作。

他與裘維裕、楊孝述等人編譯的全套電工技術叢書共23本。“編譯之目的，係為訓練電機工程事業各項中級工程師及高級技工之用；而大學生備作參考，以補大學教本略於實用之不足，裨益亦匪淺鮮。”他編譯的《電工儀器及量度》以及他與莊標文編譯的《瓦特小時計》二書即該叢書中之兩本，在該書的“凡例”中寫道：“本叢書一面採用國外已見成效之書籍為藍本，一面力求適合國情，儘量加入國內已有之材料及法規，庶免隔閡之弊。”“本叢書對於原書之優點，力為發揮，惟原書若有舛誤或欠妥，亦不事盲從，而惟求其至是，不憚加以修正，以免遺誤。”

他在譯作中常指出原書不足之處，並加以修改、補充。在1940年翻譯出版的《電學原理》〔L．裴濟（Page）與N．I．亞丹姆斯（AdamsJr）著〕上、下兩冊中，就向讀者指出：“雖偶有含混之處，未能盡愜人意，如論電介質中應力之第十六段，即其一例，然小疵不掩大醇，是在用是書者之善為補充耳。”

1950至1951年間，在他翻譯出版的《大學物理學》[F．W．席爾思（Sears）與M．W．齊曼思基（Zemansky）著]第一至三冊中，注意補充了原著之不足：“原書對於表面張力，一字未提，未免是一缺憾，所以另從席氏所著《物理學原理》一書中摘譯，作為第十三章的補遺。”

楊肇燫不僅自己翻譯上述各圖書，還積極促成多套科學叢書的編輯、出版，是一位出色的翻譯工作組織者。1943至1944年間，楊肇燫組織了陸學善、趙元、葉藴理、王福山、裘維裕、周昌壽等10位專家、教授翻譯歐美的科學名著。那時雖然生活很艱苦，但他們仍盼望着祖國復興，關懷着祖國科學的發展。他們商定譯出乙酉學社叢書第一集，數學方面有2本：《微積分》、《微分方程原理》；物理學方面有6本：《力學》、《熱學及聲學》、《電學及磁學》、《光學》、《原子物理學》、《電學》；理論物理方面有2本：《力學概論》、《可變形體力學》；化學方面有2本：《化學原理》、《化學參考書》。

1948年翻譯出版的《電學理論》，是乙酉學社叢書第一集中物理學方面的一本，該書原著為德國電學專家M．亞伯拉罕（Abra－ham）之傑作，譯時主要採用德文原著，也參照英譯本。在該書的緣起中寫道：“僉認為國內文化界中最感貧乏者，莫過於大學所需嚴正科學之教本；補救之道則莫善於迻譯國外名著。蓋泰西名家著述既正確可靠，且由經驗所積，深合講授之用；況當前需要至亟，尤須爭取時間，為求剋期觀成，則譯述尚焉。”可見他十分注重介紹外國名著，對於大學物理教學的關切之心躍然紙上。

自從他翻譯的第一本書於1936年問世以後，直至1952年我國開始實行大學教學改革，在這期間不少大學理工科採用他翻譯或組織翻譯的教科書作為教材或主要參考書。

他擔任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和科學出版社領導工作以後，與楊鍾健、周太玄等科學家合作，對我國科學書刊的出版事業，貢獻甚多。他積極推動科學家、翻譯家編寫和翻譯大量的自然科學書刊。除圖書以外，當時科學出版社曾出版期刊近100種。他曾不辭辛勞，親自率領編輯們赴南方几個城市作調查研究，訪問當地著名科學家，並按學科邀集有關專家座談，親自主持會議，盛情約稿，語多親切，深得人心。他還是《物理通報》第一任（1951—1957年）主編。那時他常參加中學物理教師的集會，謙虛地聽取意見，改進該刊的工作。還經常利用星期日與責任編輯討論稿件之取捨與編排，審改文章時常常字斟句酌，工作到深夜。

中國科學院創辦進行國際交流的《中國科學》與《科學通報》兩種均有中、外文版的刊物後，在他擔任該兩刊的編輯室主任時，均親自審查和校訂論文，還曾以英語翻譯了重要的論文。他的知識廣博，措辭明確簡潔，流暢雋永，凡外語論文經他精心修改之後，便可達到通暢的程度。與他共事的老編輯至今懷念他流利精通與高效率的英文文字工作。儘管工作繁忙，他仍親自翻譯Y．畢爾斯（Beears）著《誤差理論簡引》（1958年出版）。楊肇燫對於我國科學書刊出版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積極、重大的貢獻。

楊肇燫在中國物理學會成立後，先後任名詞審查委員會主任、副主任，1935年還被選為評議員。他對我國物理學名詞的統一與審定做出過突出的貢獻。1933年國立編譯館請中國物理學會提出物理學名詞譯名的初稿並審核物理學名詞，成立了物理學名詞審查委員會。該委員會共7人，楊肇燫為主任委員，其他6人有吳有訓、周昌壽、何育傑、裘維裕、王守競、嚴濟慈。同年8月21日至9月2日，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召開了第一次名詞審查會議。楊肇燫對此工作甚是積極，每日必到，並深入研究。錢臨照記得當時議及damping一詞，有譯“減幅”、“阻遲”等説，總覺未妥。翌日繼續開會，楊肇燫一到會即説，昨夜忽得一“尼”字有逐步減阻之意，大家都稱讚，遂定譯為“阻尼”，至今仍被採用。在該會議上共審定名詞5000餘則，連同報告書交物理學會評議會通過，於10月間寄交編譯館，多年來我國未成系統的物理學譯名事業，乃由該委員會綜其大成。1934年1月31日教育部核定公佈了中國物理學會編訂的物理學名詞。編譯館於1934年出版了《物理學名詞》，楊肇燫為該書編委會主任委員。

在楊肇燫一生所譯的各種書中，對每一譯詞總是反覆推敲，以期做到嚴格確切，校正原文中含糊或易混淆的內容。在他翻譯的幾乎每本書的譯者序中都必提及譯文所用物理學名詞或為1934年教育部所公佈者，間有少數名詞於行文時感其不能適用者；或有為公佈名詞中所無者，則用提經某叢書編輯會議通過之名詞，或以私意另定之。其中尤以《電學理論》一書最為突出。在該書的“凡例”中指出：“凡專門名詞之初見者，則於所見頁底注其相當之英、法、德名詞，以便學者。其或為譯者孤陋所未知，又或因各種文字習慣不同，本無其名者，則寧付闕如，以昭慎重，讀者諒之。”在“譯者序”中有：“又或偶有因習慣之各異，一種文字中之名詞，在他二種文字中無恰當同義字者（例如德文中之Auf－punkt，在英、法文中絕不見用），亦不強加蛇足，讀者諒焉。”楊肇燫在翻譯物理學名詞方面堪稱國內的楷模。

在上海淪陷時期，他還自告奮勇組織陸學善等幾位學者對物理學名詞進行補充工作，每1—2周討論一次。陸學善1979年5月29日回憶道：“那時我們在上海見面時不談艱苦的生活，只談名詞翻譯，有時幾天討論一個名詞，非常認真。討論定下的名詞編寫成書，自己出錢，裝訂成冊”，“解放後，我們把在上海淪陷期間所作的工作成果交給物理學會，郭沫若先生在文教委員會成立名詞統一委員會，下設7人小組（王竹溪、王淦昌、方嗣欔、孫念台、陸學善、葛庭燧、楊肇燫），其中楊先生和我是代表原來在滬搞名詞工作的方面，《物理學名詞》1952年9月版，是根據我們在上海編訂的《物理學名詞增訂稿》補充修訂的，原列名詞5314條，增刪之後，總計共得審訂的名詞9696條，《序例》是楊先生寫的，對於該版本投入最大力量的是楊先生，他不為名不為利，在這種默默無聞、極易被人們忽視的審定物理學名詞的事業中，浸注了自己一生中寶貴的心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楊肇燫主編之下，編訂新的《英漢物理學詞彙》，他駕輕就熟，工作細緻，這本物理學詞彙出版以後，深受物理學界和高等學校師生的歡迎。

楊肇燫為統一、翻譯、審訂我國的物理學名詞奠定了基礎，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值得後人永遠紀念。

楊肇燫工作一貫認真負責，勤懇踏實，不計個人名利，特別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他為能夠有一個和平而安定的工作環境激動不已，決心為我國的科學事業奉獻自己的餘生，以極大的熱情、高效率的工作作風投入工作。

1951年，他加入九三學社，先後被選為該社的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

他還熱切關注我國的科普工作。1954年，他曾參加茅以升率領的科普訪蘇代表團赴蘇聯訪問。回來後，他在科學出版社親自擔任科普出版室主任，並積極發表科普文章。1925年，在北京大學的《現代評論》上曾發表我國第一篇説明物體共振現象的文章，題為《唐人曹紹夔所知道的“同情震動”》。

1957年他不幸被錯劃為右派，但他始終認真工作，雖年逾花甲，堅持乘公共汽車，遠赴通縣中國科學院印刷廠，親自改校《中國科學》外文版的校樣，工作細緻勤懇。“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厄運，被剝奪了一切工作的權利，帶着無限的遺憾離開了他摯愛的科學世界。

楊肇燫一生為人耿直，剛正不阿。他是一位優秀的科學家、翻譯家、編輯家，為祖國培養科學人才，發展科學事業，貢獻了畢生的精力。 ^[1] 

1898年8月20日 出生於四川省潼南縣。

1915—1918年 在前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電機科肄業。

1918—1922年 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機系學習，獲電機工程學碩士學位。

1922—123年 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改為東南大學）工科教授。

1923—1925年 任北京西門子電機廠電機工程師。

1925—1928年 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

1928—1947年 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

1947—1950年 任山東大學物理系教授、教務長。解放後任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理學院院長。

1950—1974年 任中國科學院編譯局、科學出版社編審、副總編輯、副社長。

1974年4月11日 逝世於北京。

1 楊肇燫譯．物質之新觀念．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2 楊肇燫譯．電學原理．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

3 楊肇燫編譯．電工儀器及量度．上海：電工圖書出版社，1944．

4 楊肇燫，莊標文編譯．瓦特小時計．上海：電工圖書出版社，1944．

5 楊肇燫譯．電學理論．上海：中華書局，1948．

6 楊肇燫主編翻譯．大學物理學．上海：中華書局，1950—1951．

7 楊肇燫譯．誤差理論簡引．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