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維禎

楊維禎居元末詩壇領袖的地位，其詩作稱“鐵崖體”。他的七古歌行，大多為詠史、擬史之作，好馳騁異想，運用奇辭，眩人耳目。其風格縱橫奇詭，在明初有“文妖”之譏。但也不乏現實主義詩作，尤以《海鄉竹枝詞》為突出。又善行、草書法，風格剛勁。於音樂造詣極深，善吹鐵笛，自稱“鐵笛道人”。

在金山時與張堰楊謙、廊下陸居仁、呂巷呂良佐等交往甚深，吟詠唱和，詩賦相樂。有《不礙雲山樓記》等詩文。呂良佐倡設“應奎文會”，他為主評，與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詩文，一時天下學士慕名前來赴會者，不可勝計。明太祖召徵他纂修《禮樂》及《元史》，他以年邁為辭，作《老客婦謠》一首，表其不仕兩朝之志。明太祖強之再三，賜安車進京，僅留京百餘日，待修纂敍例方定，即請歸，抵家不久即逝。著有《東維子集》《鐵崖先生古樂府》《春秋合題著説》《史義拾遺》《麗則遺音》《復古詩集》等。

在楓橋鎮東南的鐵崖山下，有一清澈可鑑的方塘，名叫泉塘。公元1296年，元朝被譽為“文章鉅公”的楊維禎，就出生在叫泉塘的山村裏。

楊維禎世籍山西晉陽，先祖為史有“四知”廉吏之名的東漢太尉楊震。因戰爭變故，自八世祖楊成開始，就耕牧諸暨。楊家樂善好施，聞名鄉里。其父楊宏，敦厚重義，人稱“善人”，曾知温州路瑞安州事，授飛騎尉，後獲贈奉訓大夫。

相傳楊維禎降生前一天，其母李氏夢見有金錢自月中墜懷，視之祥瑞吉兆。楊家兄弟4人，楊維禎排行第三。

從8歲開始，楊維禎從學同邑宿儒陳稼軒。楊自幼穎悟聰慧，能日記書數千言，為文“輒有精魄”，鄉里諸老生常謂其勢“咄咄逼人”，前途不可限量。

弱冠之年，其父不為兒子完婚，卻賣掉了家中僅有的一匹馬，供其去四明、浙南遊學，以增廣見識。楊維禎一路節儉，用所省資費購買了當時極為難得的《黃氏日鈔》等，其父讚許地説：“這些書的收穫，不是比一匹馬更有價值嗎！”

不久，伯父楊實辭官回家。為了進一步培養後代，楊實聘請了名儒陳敢為業師，由此他與堂兄維易、維翰在陳敢的教誨下，刻苦誦讀子史經傳。滴漏計時，滿分為度，冷水沃面，寒暑不輟。

第二年，鄉里舉薦楊維禎參加鄉試，但未獲楊父准許。其實，對兒子寄予厚望的楊宏，此時正有一個更奇特的計劃醖釀於胸。村南的鐵崖山，石骨高聳，其色如鐵，楊宏於是建樓崖上，四周植梅百株，並把家中的數萬卷藏書搬入樓中，然後抽去樓梯，令兒子吃住在內，由轆轤傳食。楊維禎於此閉户攻讀，寫詩作文，五年不曾下樓。由此，楊維禎常以“鐵崖”自號，又自稱“梅花道人”。

30歲那年，楊維禎就開始精心備考。為了應試，他自擬不少賦題，並撰寫文論100多篇。翌年鄉試，果然一舉得中。根據元代規定，鄉試第二年即為殿試，泰定四年三月十二日，京城大都崇慶門傳臚賜進士，楊維禎榮登進士第。消息傳來，楊家欣喜異常。這一年，楊維禎32歲。

很快，楊維禎被朝廷授予承事郎，任天台縣尹，為正七品職。1328年秋天，33歲的楊維禎走馬上任了。赴任之前，父兄師友，無不諄諄告誡，勉勵他忠於職守，謙行慎為。楊維禎也決心不負眾望，報效朝廷。但日後官場的複雜與黑暗，遠不是像楊維禎這樣的一介書生所能想象得到的。

天台縣地處浙江東部，地約百里，山瘠民窮，社會情況十分複雜，那些為非作歹的黠吏，人稱“八雕”，平時橫行鄉里，無惡不作。初出茅廬的楊維禎，一到天台，便查實罪行，依法嚴懲，不料懲治了少數，得罪了一幫，他們或明或暗，四處活動，惡意中傷。結果，秉公處事的楊維禎任職僅兩年多即被免官。

這對年少氣盛的楊維禎的打擊自是不言而喻。15年後，閲歷既豐、身經坎坷的他仍對此耿耿於懷：“承命以來不敢少負於學。而性頗狷直，甘與惡人仇。不幸上官不右餘直。” 疾惡如仇，而上官不察，是以免職。

免官以後，楊維禎先是在泉塘老家閒居，後搬到離家不遠的大桐山中，一邊讀書，一邊教授弟子。四年後，楊維禎被改任錢清鹽場司令，為從七品，因而心中頗為鬱結。

至元五年七月，楊父去世，楊維禎於是辭掉鹽場職務，按習俗為父守制。不久，母親又相繼去世。依照常例，在丁憂期滿後，本應續任或另行任官，但楊維禎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擱置竟長達10年，既不復官，又無新的委任。

父母相繼去世，補官又遙遙無期。從45歲開始的10年間，是楊維禎一生中最無奈、最活躍、最豐富，也是最複雜的時期。

在這10年間，楊維禎以從教授徒為主要職業，這既是他謀生的需要，也是他濟世的無奈選擇。他先後在紹興、杭州、吳興、姑蘇和松江等地授徒。所聘任教的不少為豪門鉅富，因而在此期間，楊維禎的生活優裕且空閒自由，這為他的讀書寫作提供了很好的條件，他一生中的大部分詩文都是在這十年間完成的。

素有天堂之稱的蘇杭，明山秀水，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楊維禎在教學之餘，時常偕同詩朋文友，遊山玩水，縱情自然，賦詩作畫，宴飲唱和，並不時地舉辦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動。1350年在嘉興和松江舉辦的兩場文會，盛極一時，每場與會者竟達700人之多。文士們攜文赴會，參加評選，而文會的主評都是聲名赫赫的楊維禎。這些活動，既奠定了楊維禎文壇盟主的地位，又留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詩文，但也夾雜着像“鞋杯行酒”之類的不和諧音符，尤其在姑蘇、崑山期間，楊放浪形骸，耽於聲色，頗遭文友的非議。

1350年，也就是楊維禎在免官整整10年後，被重新任命為杭州四務提舉，離開崑山赴任前，他寫下了“俯仰三十年，同袍幾人在，明當理舟行，天遠征鴻背”這樣滿含着傷感之情的詩句。

儘管四務提舉是個位低事雜的小官，但楊維禎上任後，“日夜爬梳不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滿衣襟”，還是十分盡心盡職的。兩年後，又改任杭州税課副提舉，因公務繁忙，少有詩作。

不久，楊維禎因匿名投書揭露上司而自感無法繼續在杭州任職，遂轉官去建德，任建德路總管府推官，管理刑訊和監獄。在此職位上，他“悉心獄情……務使無冤民”。僅兩年，朱元璋部將胡大海攻取建德，楊維禎倉皇逃入富春山中。這年年末，被授奉訓大夫，升任江西等處儒學提舉，但因戰亂而交通阻塞，未能就任。第二年二月，返回杭州，十月，休官去松江從教，時年64歲。自此，楊維禎結束了一生共約16年的從政生涯，將全家搬遷松江，直至他去世。

楊維禎一生著述甚豐，僅留存於世的有詩一千多首，文460多篇。

楊維禎的詩，最富特色的是他的古樂府詩，既婉麗動人，又雄邁自然，史稱“鐵體”或“鐵崖體”，極為歷代文人所推崇。有稱其為“一代詩宗”、“標新領異”的，也有譽其“以橫絕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矯之”的，當代學者楊鐮更稱其為“元末江南詩壇泰斗”。

楊維禎之文，體裁多樣，其中包括序、記、志、碑、銘、書和論等多類。下筆洋洋灑灑，氣勢磅礴，曾有“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的讚譽。明初詩文大家宋濂稱其為“文章鉅公”，“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他的文論，最著名的是規勸招安於元廷的農民首領張士誠所作的《五論》。《五論》包括《馭將論》《人心論》《總制論》《求才論》和《守城論》5篇，集中體現了楊維禎克敵制勝、安邦治國的政治思想和軍事識見。另外，《三史正統辯》也極為後人所稱道。作者憑着豐富的學識和犀利的語言，論證了“道統不在遼金而在於宋”的觀點，名儒歐陽玄深為此文所折服，嘆息着説：“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

楊維禎的書法，尤其是他的行書和草書，在書法史上更是獨樹一幟。既豪邁雄健，又奇崛古樸，融狂放與稚拙於一體，在怪異中見功力。對他的書法，歷代有“矯傑橫發”、“狂怪不經”和“大將班師，三軍奏凱”的美譽，這與他倔強的個性和深厚的學養相關，非常人所能及也。

作為詩文大家，楊維禎始終成為文人墨客的追蹤目標。在他的周圍，聚集着眾多的高士名家，其中包括宋濂、李孝光、趙孟頫、倪瓚、黃公望、吳鎮、王蒙和高明等等，這些歷史上泰斗級的人物，都是他關係密切的文友。他們不僅宴飲遊樂、山水唱和，而且作畫題詩、互贈序跋，在歷史上留下了文人相親的佳話。

定居松江後，楊維禎在這裏度過了人生最後的十二年。在此期間，他仍關注着動盪的時政和人民的苦難。儘管生活困頓，“賴饋餉度日”，卻依然自得其樂，經常參與當地的曲藝演奏，並“取鐵笛作長短弄，旁若無人”，似是神仙中人。

1368年，朱元璋登基稱帝，建立明朝。翌年十二月，楊維禎應召赴金陵，參與修禮樂書。為此，他特地作《鐘山應詔》一詩，詩中有“願效華封歌聖壽，萬年王氣與天齊”之句。在京城期間，與友人觀花燈、遊秦淮、登鐘山，欣喜於太平年景。然而僅百餘日，楊維禎肺疾發作，被急送松江，彌留之際，忽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書畢溘然而逝，終年75歲。後與陸居仁、錢惟善兩詩友同葬於松江幹山，人稱“三高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