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粲三

楊粲三（1887-1962），著名金融家。名英培，為鉅商楊文光第三子，生於四川江北 ^[1]  （今重慶江北區寶蓋廂）。早年進父親商號當學徒。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任聚興成商號總經理，旋改號名為“聚興誠”，同時擴大經營範圍，於上海、武昌、宜昌等地設立分號。1915年，其父創辦了四川最早的民營銀行－聚興誠銀行。聚興誠銀行創辦後，初任協理近10年。1924年後，接任總經理、董事會。作為重慶楊氏財團繼承人，擔任該行總經理達20餘年。他長期主持行務，使銀行業務日益擴大，在全國各地設有33個分支機構，員工增加到1300餘人，投資的商業、糖業、農業、工礦、公用、交通、保險等企業達50餘個，成為首屈一指的川幫大銀行，在全國金融界佔有一席地位。其間，曾兼任重慶證券交易所首任理事長，21軍軍部財政設計委員會委員，抗戰時期為出席行政院經濟會議特邀人士，並任四川省銀行理事、重慶市銀錢業聯合公庫及銀行公會常委。因其曾多次抗拒軍閥派墊勒索，抵制官僚資本滲入，而被工商界譽為“石匠”。抗戰期間，先後擔任川康毛紡公司、四川絲業公司、重慶人造棉公司、重慶國貨介紹所、四川合江煤礦、重慶自來水公司、銅梁造紙廠等企業董事，四川興業公司常務董事，並任四川省銀行理事及重慶銀錢公會和銀錢業公會聯合庫常務委員。抗戰勝利後，曾將聚行業務推向全國。重慶解放後，聚興誠銀行率先公私合營，任公私合營銀行聯合總管理處董事會副董事長。是四川省政協常委，重慶市工商聯常委。推薦評語：當時四川最大的民營銀行的主要投資、經營者，在全國金融界也很有名。

楊粲三幼年讀私塾，稍長，立志承家業。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接任“聚興成”商號掌櫃，大力擴展業務，增設省內外分號，改牌名“聚光成”為“聚興誠”。清宣統三年（1911年）5月，四川掀起反清保路運動，一時市場混亂，物價大跌。楊粲三乘機“殺價”，囤積貨物。不 數月，辛亥革命成功，蜀軍政府成立，政局開朗，市場復甦，物價回漲，聚興誠商號及其他幾家聯號獲利數十萬銀兩。其時，蜀軍政府號召捐助軍餉及救濟饑民，楊粲三在渝、萬兩地慨然捐銀1.6萬兩，以表示對革命政權的擁護。 民國2年（1913年）前後，他在經營商業同時，注意擴大票號業務，先後攬辦了重慶銅元局購銷業務，取得了代收川北鹽税的特權，每年承彙總額逾900萬兩。民國元年——民國2年的匯水及存放款收益達27萬兩，遠遠超過商業利潤，於是由楊氏家族財團集資創辦的四川最早一家民營銀行——聚興誠銀行，便於民國4年3月16日在重慶正式開業。

民初以來，四川軍閥混亂，為禍最烈，重慶地當要衝，各系軍閥打進打出，聚興誠開辦以來，即成為派款的主要對象之一，先後被軍閥派墊之款，累計已達150萬元，嚴重影響聚行的資金營運。為恢復聚行元氣，楊粲三決定常住上海。相機經營公債，攫取厚利，彌補前損，不意反賠130萬元。民國19年，他遷總行返重慶，並陸續在四川省各地及雲、貴、湘、桂等省重要城市設立業務機構。不數年，便在西南紮下根基。

楊粲三經營聚行30餘年，資本額最初為100萬元。民國26年增為200萬元，民國29年又增為400萬元，民國31年再增為1000萬元。歷年來賺取了鉅額利潤，積累了大量財富，以物價比較正常的民國23年計算，全行資產總值已達4.49億元。國內機構發展到30多個，員工1300餘人，被國民黨政府指定為辦理外匯銀行之一，成為首屈一指的川幫銀行，蜚聲於國內外金融界，為舊中國商業銀行史上成功的一例。

全國剛解放，楊粲三即去北京，要求黨和政府准許聚行長期經營下去，因限於政策，未得要領而返。由於社會經濟結構發生根本變革，楊粲三按原作法經營，已不適應新社會，聚行在人民銀行多方扶持下繼續經營了兩年，無法平衡收支。在全國公私合營和家族青年一代幫促下，1951年，楊粲三接受公私合營。之後，他被安排為公私合營銀行聯合管理處副董事長，並擔任四川省政協常委、重慶工商聯常委。1962年楊粲三病逝於重慶。

楊粲三飽受經商的薰陶，頗具經商的天分。在楊粲三週歲生日那天，親朋好友都來道喜，楊家照例擺了喜筵，並舉行了“抓周”儀式。剛滿週歲的楊粲三穿好新衣被抱到 堂屋中的桌子上。他面前的漆盤裏，擺着書、筆、剪刀、算盤、點心、水果等，讓他挑選。家人和客人們都屏住呼吸，聚精會神地看着小小的楊粲三會抓什麼、在眾目睽睽之下，楊粲三一把抓起了算盤，兩隻小手還在算盤珠子上來回地撥了幾下。楊文光見狀大喜，忙將兒子抱起來親了又親。眾人也都嘖嘖稱奇。楊文光想，兒子“天生是塊做生意的料！”是老天使他後繼有人了。從此以後，楊文光對楊粲三也着意培養。

楊粲三很小就被送進尹傢俬塾，拜重慶名儒楊壽泉為師。由於楊粲三從小就受到正統儒家文化的教育，儒家經世致用，造福社會的思想便在楊粲三幼小的心靈上刻上了深深的印痕。但是，楊粲三的興趣並不在讀書上，他的興趣在於如何“保家族商業之不衰，謀家族一己之利益”，也就是如何經商獲利。

楊粲三十來歲時，就被父親送進商號當學徒。楊粲三放下少爺的架子，狠下功夫，學着打算盤、辨銀子成色，進貨、出貨，苦練經商的基本功，很快就上了道。1984年，當楊壽宇開始經營聚興成商號時，為了開闊眼界，鍛鍊才幹，十八歲的楊粲三被楊文光派往宜昌、漢口、上海坐莊。初出夔門的楊粲三對一切都感到新奇，但也只有在上海，楊粲三才真正地體會到了什麼叫大都市，什麼叫繁華。當時的上海，已是一座世界性的大都市，有“東方巴黎”之譽。南京路上，高樓林立，鱗次櫛比；黃浦江畔，汽笛長鳴，旗幟飄揚；洋行公司數不勝數，商店酒吧比比皆是。白天，沸騰的人流奔向四方；夜晚，閃爍的霓虹燈千奇萬狀。好一座繁忙的城，不夜的城。

更使楊粲三驚訝的是，上海的貨物真多，簡直使楊粲三眼花繚亂。這裏有西南的蜀錦、藥材，東北的人蔘、貂皮，貴州的茅台，河南的大棗等等；還有美國的洋油，法國的美酒，英國的棉毛織品……做生意的人，也像貨品一樣，來自四面八方。他們雖然語言不同，膚色各異，但都做着大生意，出手大方，一擲千金。楊粲三漫步於上海外灘，倘祥於十裏洋場，望着高聳入雲的和平飯店、上海大廈，撫今追昔，感慨萬端。

原先在重慶，楊粲三覺得很自豪。重慶是水陸碼頭，歷來商貿繁榮，在西南數省是首屈一指的，而楊氏家族又是重慶有名的大户，他為自己生長在這樣一座城市、這樣一個家庭而自豪。可現在和上海一比，和上海的大亨、洋人一比，他覺得自己原來的那種自豪感很可笑，頗有點井底之蛙的味道。這種對比，對爭強好勝的楊粲三刺激太大了，他暗自下定決心，自己一定要讓楊氏家族資本更加壯大，一定要到大上海來拼搏一番。

在上海，楊粲三對燈紅酒綠的生活一點也不感興趣，而是一頭扎進商海之中，與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商人接觸，瞭解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商情，接受現代經營管理知識和技能，從而開闊了眼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隨着清政府的日趨腐敗、民族危機的加劇，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蓬勃興起，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口號。上海作為 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也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據點之一。這一時間，楊粲三結識了商幫同鄉童子鈞、童鬥泉兄弟，併成為好友。童的二哥童文琴是留日學生，也是第一個回四川發展同盟會組織的人。童氏兄弟受二哥的影響，也很有革命思想。他們經常向楊粲三分析國內外形勢，灌輸革命道理，使楊粲三深受啓發，對政治形勢有了清醒的認識，對革命也表示同情和支持。

1908年，楊壽宇病故。楊粲三奉楊文光之召，從上海趕回重慶，接掌聚興成商號的帥印。這時的楊粲三雖然只有二十二歲，但已經是一個有文化、有抱負，既接受了中國傳統經營方式的正規培訓，又飽受西方現代商業經營思想影響，諳熟各地商情的成熟商人了。他對經營已有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上任伊始，楊粲三做的第一件事是為商號改名。他將“聚興成”改為“聚興誠”。楊粲三認為商號要發展，要人聚財興，重在一個“誠”字，要以“誠”取信於人。商號的名字，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卻體現了楊粲三的經營思想。楊粲三的第二招是擴大聚興誠的經營範圍。除經營原來的各項業務外，增營獲利較多的生絲、楚鹽兩大類。並陸續在上海、漢口、沙市、宜昌、萬縣、自流井、潼川等大小城市設立了分莊，使經營規模擴大數倍。

1911年5月，四川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七月，“重慶保路協會”成立，同盟會成員開始醖釀武裝起義；9月7日，四川都督趙爾豐製造了死傷數十人的“成都血案”，並大肆逮捕革命黨人，保路同志軍武裝起義了。10月13日，端方率湖北陸軍進駐重慶。作為革命黨人活動中心的重慶，到處瀰漫着濃濃的火藥味。形勢的急劇變化使重慶商界風聲鶴唳，流言四起。一時人心動搖，紛紛拋貨求現，引起物價大跌，許多商號倒閉。真所謂“辛亥爭路事起，革命軍興，商號業務，竟至折蝕”。歷史又一次將楊氏家族推向風口浪尖！

楊粲三顯得非常鎮靜。由於受童氏兄弟的影響，他堅信清政府必敗，反清革命必勝。楊粲三和父親反覆分析時局後，決定再次採取“人棄我取”的策略，集中資金，乘物價大跌時大量收購貨物囤積起來，靜待時變。等待判決對人來説是一種殘酷的折磨，對初出茅廬的楊粲三來説就更是如此。雖然楊粲三自認為是勝券在握，但畢竟是傾盡了財力，勝敗在此一舉，所以仍不免有些膽顫心驚，坐立不安。

時間在焦慮和等待中悄悄流逝。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11月22日，蜀軍政府在重慶宣告成立。隨着社會的穩定，需求轉旺，物價上揚，楊粲三伺機將低價購進的貨物高價售出。一進一出之間，聚興誠商號賺了十萬兩銀子。楊粲三很擁護辛亥革命，因為辛亥革命也給他提供了成功的機會，帶來了鉅額的財富。所以，當新成立的重慶軍政府號召士紳捐款救濟饑民時，楊粲三慨然捐助一萬兩。萬縣分號也資助過境部隊餉銀三千兩，以示對新政權的擁護。辛亥風潮，使楊氏家族更加殷實，資產達百萬兩以上。但對此次發財，楊粲三不僅不張揚，反而極力掩飾。楊粲三這種深藏不露的作風頗有其父楊文光之風。楊文光對此當然十分滿意。

辛亥革命後，聚興誠商號的各項業務都蒸蒸日上，特別是存、放、匯兑等業務有了迅猛的發展。楊粲三曾利用其兄楊希仲的留日同學劉桂巨任川北鹽務稽核所所長的關係，取得了代收潼南、遂寧、綿陽、潼川、保寧等地鹽税的特權。楊粲三還乘機在這些地方設立相應的辦事機構，在成都設了分號，開展匯兑業務。到了民國初年，聚興誠商號兼營的存、放、匯兑業務的總額近一千萬兩，年收益達十多萬兩，成為商號最賺錢的一項業務。在此之前，楊粲三經楊希仲的介紹，結識了重慶銅元局局長李哲夫，兩人私交甚篤。聚興誠商號藉此取得了銅元局的購銷權。為銅元局代購銅料，承銷銅元，也獲得了豐厚的利潤。經過幾十年的奮鬥，楊氏家族已是人聚財興，為創辦銀行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1915年開業的聚興誠銀行

1924年12月，楊粲三正式登上聚興誠銀行總經理的寶座，開始了他長達二十二年的總經理生涯。楊粲三上任後，立即堅定不移、大刀闊斧地執行他的“逐步收斂以固行基”的方針。

首先，他調整人事部署，將優秀的人才分別安置在北京、天津、上海、漢口、成都、重慶、宜昌、萬縣等分行，加以重用。隨之，逐步將商號、航業部、外貿部等機構由收縮 而結業，使之不干擾銀行業務的發展。至1926年，楊與九主持的航業部已將十萬元資本虧損殆盡。楊粲三果斷地結束了航業部，賣船抵債。1927年，楊乃慶因生活放蕩，僅吃喝嫖賭就花了二十七萬兩銀子。是年楊乃慶病死，誠記商號宣告停業。

如果説收縮對聚行的發展不無好處的話，那麼楊粲三對正處於蓬勃發展中的外貿部的草率處理，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策！

1930年冬，楊粲三將聚興誠銀行總管理處又從漢口遷回了重慶，從而使聚行步入了一個新的歷程。遷渝後，楊粲三本着立足西南、植根西南、面向全國的輕營戰略，腳踏實地，穩妥經營。先後在四川富庶地區如長壽、閬中、內江、大足、樂山等地設立代理處；在忠縣、石住、宣漢等地設立介紹處。使四川省內業務進一步發展，根基更為穩固。另一方面，他又積極向雲、貴、湘、桂發展，設立長沙、常德等處匯兑所。從而使聚行以四川為中心，其觸角伸向西南乃至全國。退守西南後，楊粲三吸取過去的教訓，穩妥經營。這在放款方面尤為突出。楊粲三吸收了歐美銀行的經驗，儘量收縮信用放款。他曾明確通知各分支行處：“信用放款宜少做，信用透支限定額，側重抵押放款。”至1935年，聚行辦理的抵押放款，已佔 放款總額的百分之四十。但辦理抵押放款也有漏洞。一次上海商家抵押的銀耳，木桶中間塞的全是麻袋。漢口押進的洋酒也有假貨。楊粲三為此立即修訂了《押放條例》，保證了押放的穩妥。楊粲三的“穩妥”，有時甚至到了古板的地步。

一次，和成銀行董事長吳晉航登門拜訪楊粲三，請他放款支持一座大廠渡過難關。吳與他交誼頗深，又同是銀行界有名望的同業。吳晉航以為他定會慨然相助，沒想到楊粲三卻説：“任你是蘇秦、張儀，我對這家工廠不放心，我的錢是不出堂的。”氣得吳晉航直跳腳。楊粲三在向聚行職員傳授放款經驗時，得意洋洋地説：“晴天借雨傘，落雨趕快收。”這形象地道出了他的放款秘訣，被稱為“放款十字訣”。

由於楊粲三在放款投資中行事穩妥，就像石匠打石頭那樣實打實着，所以，重慶工商界稱他為“石匠”。在聚行後期的放款中，也基本上未再出現“呆帳”現象。此外，聚行還先後擴大儲蓄業務，創設信託部，經營黃金、白銀等項目，獲得不少收益。

楊粲三退守西南數年間，本着穩妥經營的方針，逐步扭虧為盈，擺脱了困境。1931-1932年度，利潤為二十七點四萬元；1933年利潤為十五點六萬元；1934年更達到了三十五萬元。實踐證明：“置根西南”的方針是成功的。當外地資本認識到四川獨特的經濟條件而紛紛向內發展時 ，聚行在西南已有相當堅實的基礎了。特別是在抗戰中，當各大銀行湧入西南時，聚行不但有足夠的實力與外來資本抗衡，且大大發展，成為“西南第一金融機構”。金融界人士無不盛讚楊粲三遷聚行總管理處回重慶之舉是高瞻遠矚的“明智之舉”。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938年，國民黨政府由南京西遷，重慶成為陪都。戰區的金融、商業、工礦企業紛紛內遷，大後方人口驟增，物資輻輳，市場繁榮，帶來了西南經濟的大發展。重慶更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聚興城銀行自1930年將總管理處遷回重慶後，在楊粲三“經營西南”方針的指導下，經過多年經營，此時已有相當實力。儘管北方財團和江浙財團相繼湧入四川，紛紛在重慶設立銀行，也難以與基礎深厚的聚行相抗衡。八年抗戰中，在楊粲三的統一調度下，聚興誠銀行廣設分支機構大力開展存放、匯兑、信託等業務，並對五十多個工商、企業投資一千二百多萬元。對於調劑市場金融，促進商品流通，扶持和發展民族工業，起到了積極作用。

抗戰時期，是聚行的“鼎盛時期”，也是楊粲三經營銀行生涯中的一個頂峯。聚行改組後，為適應新的體制，楊粲三對於聚行的組織機構，進行了大膽的調整，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總行（處）、區行、分支行處“三級管理，總處集權”的金字塔式的組織機構。聚興誠銀行先後在國內重要的工商業城市，如渝、漢、申、京、津、昆明、成都、萬縣、宜昌等地設立分行。1937年夏，還在香港開設了辦事處。至1943年，聚行在全國各地的分支機構已達三十三個。各分支行處的建立，使聚行的觸角伸向廣大的城市和鄉村。聚行各分支機構在楊粲三的指揮下，鋭意進取，開拓創新，使聚行的存儲、公債、信託、金銀、保險等業務突飛猛進，開創了聚行發展史上的新時代。

存儲，一直是聚行聚集資金的重要途徑。1935年統一使用法幣後，各軍公款均為國家銀行壟斷。各民營銀行紛紛增息攬存，以求獲利。唯有楊粲三的聚行卻不以為然，照舊我行我素，執行楊粲三的“低息吸存”政策，結果使存款金額下降百分之十五。面對這種情況，楊粲三不得不改變老框框，亦加息攬存，以適應新的形勢。1937年抗戰爆發。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驟起。楊粲三針對商運阻斷、大後方遊資出路減少的情況，趁機大力攬存，使聚行存款額增長百分之五十以上。但1940年， 由於法幣貶值，存户紛紛提現，聚行存款猛降。為了增加資金，楊粲三特地將1943年定為“存款中心年”，提出攬存法幣三億元的總目標。他將總目標具體下放到各分支行處，允許各地在總行所定最高利息的限額內自行掌握，並提出“攬辦收支，收現付現”、大力吸收商業活存、給鉅款存户以優惠利息等一系列措施，調動了各分支行處的攬存積極性。至該年十一月份，便提前完成了攬存三億元的任務。

同時，楊粲三又絞盡腦汁想出了一個新招，“以匯款養存款，以放款闢存款”。“以匯款養存款”，即同商幫做“結約匯款”。約據上訂明由商號隨時將收進的貨款送存聚行，積累到一定數額時，由聚行自動管商號匯往用款之地。這樣，有利於商幫積零成整與貨款調動，十分方便。加之聚行素以匯兑見長，聲譽極好，商號們紛紛與聚行簽約。而商號陸續存入的款項在尚未達到起匯點時，也就成了聚行的活期存款。“以放款闢存款”，即用“結臨時透支約”的優惠吸引存款。楊粲三指示各分支行處，“對每天有現金收入的門市商，要廣為攬其與我開户”，“有現鈔收入的交通及公用事業機關如公路局、公共汽車公司、劇院、醫院等，也應多方面向其羅致”。由於各商家、部門按日向聚行交存款項，到了需要用整筆款項時，便可以得到聚行一定數額內的透支。許多門市商和機關單位很樂意到聚行開户，一時往來增多，收交活躍，存款額大增。到1944年底，聚行存款額達法幣六點五億元，是1943年的三倍。楊粲三為了聚行的發展，可謂殫精竭慮。單此吸存一項，就用盡了招數，且招招獨特，招招奇妙，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即使在今天，也頗有借鑑意義。

1930年，楊粲三買賣公債慘敗後，曾一度收手。1936年2月，國民黨政府將以往發行的三十幾種舊債券進行清理，換髮為甲、乙、丙、丁、戊五種“統一公債”。並規定商業銀行可以債券的四成為保證向中央銀行領鈔，從而大大提高了債券信譽。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統一公債”陡跌，由八五折跌至六九折。這時，楊粲三又躍躍欲試了。經過對形勢的周密分析研究後，楊粲三得出了“政府財政將臻穩固”的結論，乃乘跌購進統一公債三百九十萬元。後來，公債市價果然上漲，他即以公債搭配領鈔，繳存儲蓄準備金，獲得了厚利。鋒芒小試即大獲全勝，楊粲三對公債的興趣又濃起來了。1942年，自貢鹽場公會願以所攤購的“美金節約建國儲蓄券”折價換現。聚行即以月息五分預扣一年利息方式，只先付現法幣二百元，等儲券一年期滿即按牌價兑領法幣二千元，獲利不少。1942年-1944年，聚行買賣“同盟勝利國幣公債”也賺了大錢。

聚行同時還經營購買了不少外幣公債。國民黨政府為平衡收支，鞏固幣信，在英美貸款支持下，先後發行“美金公債”（1938年）、“建設公債”（1940年）、“同盟勝利美金公債”（1942年）、“美金節約建國儲蓄券”（1942年），總計英幣三千萬鎊，美金三億元。這些公債，聚行除按攤派數認購外，楊粲三還命令在市場上大量收購。昆明分行以國家行局在雲南發行的“美金購糧儲蓄券”的市價低於美金儲蓄券二成左右，也曾大量購進。一九四二年七月，重慶盛傳美金儲蓄券即將停售，聚行以“美儲券”既可保值，其增值部分又不表現在帳面上，可不付鉅額利得税，相繼購進二十五萬美元。8月，財政部果然宣佈停售“美儲券”，黑市美鈔上漲，“美儲券”一元漲到法幣五十五萬元。9月，銀根告緊，差款行莊被迫拋售“美儲券”，聚行乘機又購一批。至抗戰勝利前夕，聚行擁有“美儲券”一百四十多萬美元、“美金公債”九萬美元、“建設公債”，二萬美元。在通貨膨脹加劇、法幣急劇貶值的情況下，聚行握有的大批外幣公債，對保值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1944年7月，中央銀行出售黃金期票，引起金價上漲，期貨與現貨間出現巨大差額。當時一塊重四百兩的現貨可兑期貨數塊。望着飛漲的金價，楊粲三想起聚行暗帳上曾購有期貨金塊兩塊，一塊已兑成現貨。1945年6月德國戰敗，市場金價暴漲，現貨每兩漲到八萬元，七月更漲到二十二萬元，這時現貨一塊可換期貨四塊。楊粲三認為，日本戰敗指日可待，金價必將大跌，決定將庫存金磚拋售。但找來找去卻怎麼也找不到庫存金磚。負責保管的代理出納主任張南輝承認自己失職，並願意賠償，卻始終不願説出金磚的去向。楊粲三大為惱火，卻又不敢聲張。因為那時買賣黃金為非法，怕張揚出去被官方敲詐，反而引來大禍，只好忍氣吞聲，自認倒黴。抗戰勝利後，聚行基本上不再買賣黃金。1934年，聚行乃將重慶、萬縣庫存的銀塊、銀錠二十餘萬兩賣給四川省銀行，獲利一萬多元。直到1939年，政府明令民間銀元由中、中、交、農田聯總處統一收購後，聚行這一業務才告結束。聚行歷年收購黃金不下二萬兩，生銀三十萬兩，銀元一千七百萬枚，為聚行帶來了鉅額利潤。

信託是楊粲三順應時代需要、衝破重重阻力開辦的一項新興業務。經商出身的楊粲三深知：商家不僅需要銀行提供資金週轉，還需要在商品流通過程中為他們作報關、運輸、保險、堆放等方面的服務。楊粲三審時度勢，於1931年首先開辦代理業務，1932年設立代辦部，將原外貿部人員全部轉入該部工作。1933年，為加強對代辦業務的領導，特任命留美專學保險業務的次子楊錫遠為總代辦主任。1937年，正式成立信託部，計劃四十萬元為基金，以擴大業務。 在聚行內部，因為當時代辦部的主要業務是堆棧、保險、保管、報關轉運及代客買賣貨物等，業務繁雜而收入低微，所以許多人把報關行員視為低賤無能，不屑與之為伍；把上門兜攬業務説成是楊粲三要“銀行職員當窯姐兒（妓女），到處拉客”。針對這些錯誤的言論，楊粲三首先為代辦員正名，認為這是社會化大生產後分工越來越細的必然結果，是大勢所趨；然後要求營業員放下大銀行的架子，上門招攬業務。為大張旗鼓地宣傳信託業務，推動信託業務的發展，楊粲三特地將一九三六年定為“信託營業年”，將代辦業務列為銀行的主要業務。在聚行外部，代辦部開辦的代買代賣貨物業務也遭到了商幫行會的抵制。重慶分行替上海商家代銷棉布，萬縣分行替裕華、沙市兩廠代銷棉紗，均遭到匹頭商和紗幫的拒買，認為聚行是搶了他們的生意，砸了他們的飯碗。楊粲三聽説後，並不氣餒，乃鼓勵聚行人員不計勞累，抱着貨物到商店推銷，讓利於商家，廣結購銷合同，終於打破了壟斷，打開了代買代賣的局面。

頂着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壓力，楊粲三一手倡辦的信託業務顯示出勃勃生機。在1934年“信託營業年”中，代買代賣業務達四千四百一十七筆，報運進出口貨物十二萬多件，貨值一千二百四十三萬元，全年純益十四萬元，佔當年全行純益的三分之二。“信託營業年”使楊粲三嚐到了甜頭，更堅定了他經營信託業務的決心和信心。1937年信託部成立時，他指示各分支行處“要像儲蓄業務那樣，力謀代辦業務之發展，將來未可限量”。他甚至斷言：“將來商業銀行勢必以此為中心。”

抗戰的爆發更成為聚行信託部興旺的契機。當時，上游各匹紗、百貨商家爭相委託聚行在上海搶購；下游各廠商也紛紛委託聚行將貨運川代賣。聚行乘勢將報運、保險、堆放等業務一併攬來，一時門庭若市，應接不暇。

正當聚行信託業務蓬勃發展之時，1940年，國民黨政府明令取締商業銀行代客買賣貨物的業務。聚行信託業務受到扼制，由盛而衰，以致不起。雖然楊粲三的信託業務受到限制而衰敗，但他在四川頂着阻力首開信託業務，與他早年首創儲蓄業務一樣，被譽為楊粲三開辦銀行的兩大成功範例，在四川乃至全國的金融史上都是有重要意義的。

經過以上各種業務的大發展，到了1943年，聚行的資本總額已由一九三七年的二百萬元法幣增至一千萬元法幣；全行的資產總額已達四點五九億元法幣，為資本總額的四十五倍多；國內的分支機構發展到三十三個，員工一千三百多人，成為首屈一指的川幫銀行，在全國金融界也有一定的地位。1946年，又被國民黨政府指定為少數幾家經營外匯的民營銀行之一，蜚聲於國際金融界。

1932年至1947年裏，聚行在重慶、成都、內江、天津、上海、南京、昆明等地興辦或與人合辦了五十九個農工商企業，共投資一千二百多萬元，其總額超過了聚行一千萬元的註冊資本、從而為促進民族工商業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楊粲三投資最多的方面，是社會公用事業，佔其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五。其中，對重慶自來水公司投資最多，高達五百四十六點六五萬元，佔該企業資本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二。另外，1937年，對重慶電力公司投資一百三十萬元；1930年對成都啓明電燈公司投資八十三點七六萬元。當時投資社會公用事業，見效慢、收益少，但楊粲三仍然投資，這既是他對社會公益事業的關心和支持，也提高了聚行的社會知名度，贏得了更多的客户。

楊粲三對工礦企業投資不大，在五十九個投資企業中，僅有少數幾家，它們是：川康毛紡廠、四川水泥公司、四川絲業公司、川康興業公司。另外，為溝通各種社會關係，而搞了一些應酬性投資，如向國民政府參軍長四川同鄉呂超發起組織的“中國抗建墾殖社”投資七十六點六萬元；向《商務日報》、《國民公報》、《新蜀報》等新聞報刊投資等。聚行投資的企業雖多，但大都只是參與資助，在企業中不負什麼實際責任，更無掌握控制之權。由楊粲工出任董事長、負企業實際責任的只有兩個“重點投資”企業：興華保險公司和川康毛紡廠。興華保險公司是楊粲三專門為他在美國學習保險業務畢業歸來的次子楊錫遠創辦的。在楊粲三的幾個兒子中，他最喜歡的是次子錫遠。錫遠從小聰穎伶俐，虛心好學，十分招人喜愛。稍長，即被送往美國，專攻保險業務。學成歸來後，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楊粲三發現錫遠思維敏捷，智勇雙全，是極為難得的金融人才，心裏非常高興，暗中將錫遠定為自己的接班人，着意栽培。1934年，楊粲三赴英與揚子公司簽約，為了鍛鍊錫遠的才幹，特地讓他隨行，並讓其代表自己全權與英商談判。楊錫遠果然不辱父命，使談判獲得圓滿成功。對此楊粲三十分滿意。

為了發揮楊錫遠的特長，1935年，楊粲三又特地撥款創立興華保險公司。楊錫遠對父親的一片苦心也心領神會，果然發揮所長，勉力經營，一年就獲利五萬多元。1937年，省財政廳長劉航琛想把幾家川幫銀行聯合起來。為投石問路，擬先讓各家銀行聯合投資創辦一家保險公司。劉同楊粲三商量時，楊也正想將興華保險公司擴大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由各銀行共同出資合辦，讓兒子跳出池塘，在大海中遨遊。所以兩人一拍即合。那時，各銀行承接的水火保險業務，全是代辦性質，只收佣金，唯有川鹽銀行的鹽載運輸水險是自負盈虧，一向獲利較厚。經劉航琛出面説合，除川鹽銀行外，其他各行都願投資合辦，其中包括川康、平民、商業、建設、美豐、重慶等七家銀行及義本錢莊、民生公司、華懋公司等。增資後的興華保險公司資本總額為一百萬，其中聚行投資二十八萬，其他各家均為六點五萬元。由楊粲三出任董事長，周見三任總經理，楊錫遠為上海分公司經理。聘有美國顧問克魯倫駐上海，主要業務都由以楊錫遠為首的上海公司承辦。1936年，山清水秀，素有小西湖之稱的四川樂山五通橋區，一個由楊粲三投資創辦的大型毛紡廠川康毛編廠誕生了。

1949年10月的一天早晨，霧都重慶大霧瀰漫，如同黑夜。楊粲三仍照往日的習慣，五點多鐘便起身了。洗漱畢，走進書房，但他沒有抄寫《十三經》，練習毛筆字，而是雙眉緊皺，手捧着九弟楊季謙的急電，呆呆地出神。自從大兒子楊受百將此電交給他後，他已經幾個晝夜寢食難安了。在楊季謙的急電中，明確提出了形勢危殆，請速調款百萬美元，到香港註冊銀行，以逐步向南洋及歐美髮展，以確保聚行基業之不衰的主張。面對這重大的決策，楊粲三已苦苦思索了幾天幾夜了。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已莊嚴地宣告成立了，至此全國幾乎就只剩下四川這個最後的反共據點了！據悉，解放軍正兵分幾路向大西南挺進，看來重慶的解放也是指日可待了。面對這嚴峻的局勢，國民黨的官員們，地主、商人們，紛紛賣田賣地，兑換黃金、美鈔，準備逃跑。去台灣、去香港、去歐美！而楊粲三呢！在這歷史的轉折關頭，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將作出如何的選擇呢？按照老九的意思，撥一百萬美元，在香港註冊銀行，然後再向南洋及歐美髮展。這樣聚行的未來或許還能前程似錦。不是很多銀行同仁都已去了香港嗎！可是，一想到出國，一想到洋人，楊粲三心裏就特別不是滋味。他總忘不了1934年在倫敦街頭因身穿長袍馬褂、腳踩尖角皮鞋而被人圍觀、嘲弄的情景。難道從此就要遠離故土，去當外國人嗎？故土難離呀！父輩開創的基業在四川，聚行得以蓬勃發展的基地在四川；多少年的商場搏殺，多少次的闖過難關，都得益於這塊寶地呀！自己已年過花甲，難道要出去做異鄉孤魂嗎？他不由得一陣悲傖，湧出點點淚花。他暗暗下定決心：“不，我不走！”

這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不僅口頭上託人轉告楊粲三邀請他進京共商金融大計，而且還寫專函輾轉交給楊粲三，請他進京。楊粲三覺得很高興，決定親赴北京，為他的聚興誠爭得一席之地。經過了周密的聯絡和安排後，楊粲三繞道香港、上海、天津去北京。出發前一週的一個上午，楊粲三召集在渝的各董、監事及高級行員開會，向他們宣佈了聚行將不逃資、不出國，並抽調部分資金維持銀行業務，保障員工生活，等候解放的決定。

1949年11月20日，是個星期天，待孩子們從南開中學回到家中，楊粲三又立刻召開了家庭會議。楊粲三平素不苟言笑，對孩子十分嚴厲，這時想到北京之行不測的前途和自己走後親人們的安危，不覺淚光閃閃，有點動情。朱夫人見狀，也落下了淚水。已過不惑之年的大兒子受百忙安慰道：“爸，你放心地去好了，家裏的事我會照料的！”幾天後，在解放軍步步逼近重慶，重慶街頭不時傳出槍炮聲的嚴峻時刻裏，楊粲三毅然離開了重慶。

12月初，楊粲三順利到達天津。中國人民銀行派曾凌和李維誠前往天津迎接楊粲三。楊粲三感到十分快慰，認為共產黨看得起他，對他禮儀有加。到達北京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親自會見了他。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秘書長林伯渠設家宴款待楊粲三。1944年秋，林伯渠代表中共和陝甘寧邊區政府同國民黨代表談判期間，結識了楊粲三，彼此十分熟絡。席間，楊粲三又滿懷希望地重提舊話。聽了林伯渠耐心細緻的解釋和説服後，楊粲三才如夢初醒，認識到自己原來的想法是不合時宜的，不現實的，於是他非常失望，頹然返回重慶。楊粲三從北京回到重慶時，重慶已經解放，到處一派喜慶景象，但他卻高興不起來。他一點也想不通，聚行是自己一手搞起來的，是楊氏家族的私有財產，怎麼可以實行全民所有制呢？既然共產黨一再聲明保護民族工商業，為什麼又要限制私營銀行的發展？他悵然不已。

1950年初，南漢宸和胡子昂在上海與楊粲三談了三次，一再向他闡明新中國的金融政策，希望他能順應形勢，顧全大局，早日加入國家統一的銀行組織中去。可楊粲三依然固執地要求保持聚行的純商業性和私營性，雙方不歡而散。解放後，由於中國人民銀行在各地相繼開業，羣眾對私營銀行信心不足，致使聚行的兩大支柱業務——匯兑和存款額度急劇下降，收益大減。另一方面，聚行的開支都一切照舊，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面對這種局面，楊粲三感到力不從心，他不知道用什麼辦法才能讓聚行在公有制的大氣候中很好地發展。一想到聚行未卜的前途，他就心灰意懶。他索性閒散起來，撒手讓侄兒楊曉波、兒子楊受百去應付。8月，重慶又是酷熱難當。楊粲三顧不得汗流浹背，焦急地等着每天的報紙。報紙一到就一個人關在書房裏仔細地研究。全國金融業聯席會議開幕了，會有些什麼新的政策嗎？ 一天上午，在重慶致誠巷十二號（現為自力巷）楊粲三的寓所裏，楊粲三坐立不安地在一樓的客廳裏踱着步；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南漢宸行長在聯席會議上的報告。這個報告的精神，可是事關聚行的前途與命運的了！一大早，他就派保姆到門口守候報紙。報紙終於送來了。保姆一邊匆匆地走着，一邊大聲地喊着：“五老爺，五老爺，報紙來了！”楊粲三沒有迴應，一手拿過報紙，急急地翻開，低頭看了起來：私營行莊由聯營、合併而進一步靠攏國家銀行，“是金融業集中化的傾向，是應該允許的方向。金融業為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事業之一，根據《共同綱領》，應由國家銀行領導，以實現資金的有計劃分配，保證經濟建設的有計劃進行。”（南漢宸《在全國金融業聯席會議上的報告》）看到這裏，楊粲三頹然跌坐在椅子上，一臉痛苦的表情。朱夫人見丈夫如此難過，生怕丈夫支撐不住，忙關切地問道：“先生，要不要請醫生來！？”楊粲三無力地揮了揮手，示意夫人出去。他想安靜一會。這時，窗外雷聲滾滾，暴雨隨之傾盆而下。楊粲三走到窗前，無語地對着滂沱大雨，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幾天後，楊粲三在楊受百起草的申請上籤了字，參加了上海、浙江興業、國華、金城、大陸、中南、和成、源長等八家銀行的聯營組織。聚行參加聯營後，在人民銀行重慶分行的幫助下，改革經營方針，轉變經營作風，合併機構，裁減冗員，修訂制度，從而使部分業務有了起色。但是聯營只不過是在某些業務上進行合作，並不能統一指揮業務，調配人員，運用資金。加之聚行的經營範圍被劃在經濟落後的青海等地，聚行從總體上仍未能扭轉虧損，達到收支平衡。楊粲三不願將尚存於美國的數十萬美金調回國內以彌補虧損。他覺得，這筆資金一旦調回，楊氏家族的資本將全部蝕空。他只是日坐愁城，消極應付。這時，聚行職工和楊曉波、楊受百等楊氏家族的“錫”字輩成員，都竭力主張順應時代潮流，參加公私合營，依靠國家的力量扭轉聚行的虧損局面。楊粲三卻仍念念不忘“保持本行為純粹之商業銀行”的原則，堅持反對走公私合營之路，拒絕在公私合營的協議書上簽字。楊粲三在公私合營問題上思想不通，經楊曉波和楊受百多次工作，才最後同意的。

1951年7月的一天，楊曉波和楊受百又來勸説楊粲三。楊受百解放前就與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有過接觸，他對共產黨的政策是擁護的。他時常為父親的頑固不化、死守聚行為楊氏家族的私有財產而頭痛。但父親畢竟是一家之長，是楊氏家族的最高決策者，他也不敢當面頂撞父親，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去勸説。為了打消楊粲三的顧慮，動員他早日參加公私合營，中共西南局統戰部、人民銀行西南區、重慶市委統戰部的負責同志都主動上門，給他分析新的形勢，講解黨的金融政策，對比解放前官僚資本入侵和解放後公私合營的不同性質，幫助他認清國家二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關係和前途，對他表示了殷切的希望和耐心的等待。在內外的壓力之下，楊粲三終於拋棄了“保持本行為純粹之商業銀行”的幻想，改變了固執的態度，同意申請公私合營。1951年11月1日，人民銀行西南行根據聚行的申請，報請人民銀行總行批准，聚行實現了公私合營。

1962年3月21日，楊粲三因心臟病醫治無效，在重慶市第三人民醫院逝世，亨年七十六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