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灝

楊灝，字伯崇，1910年1月出生於陝西省延川縣楊家圪台村一户農民家庭。15歲時，他由私塾進縣高小讀書。此時正值大革命時期，熱氣騰騰的革命氣息，一些新思想，不時通過進步青年教師宣傳，給楊灝很大影響。

當時的陝北，新舊思想、新舊勢力的矛盾和交鋒十分激烈。有一次，高小的訓導主任在全校週會上大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女子的“三從四德”，聽得不少學生煩悶憋氣，但一個個敢怒而不敢言。楊灝忍無可忍，在隊列中舉手要求發言。他反詰道：“現在已經是民國十四年了，先生還要講這樣的酸腐話，不怕誤人子弟嗎?什麼君臣父子!那不應當用職位、輩份去衡量，而要用是非、正誤來劃分的!封建專制的積習繁衍了幾千年，桎梏了多少炎黃子孫，貽害了多少有為青年，真正是遮天蔽日，罪孽深重!至於那摧殘女性的三從四德……”還沒等他説完，訓導主任已跑回書齋，拿了一把棗木戒尺，撥開學生隊伍要打楊灝的手板子。楊灝抓住戒尺，爭辯道：“君子動口不動手。白居易曰‘高者未必賢，下者未必愚’；蘇軾曰‘千夫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距諫者塞，專己者孤，先生打我，豈不類那塞、孤之人?”一席話説得那訓導主任張口結舌。此時，膽大些的學生也七嘴八舌地附議：“楊灝説得好，説得對呀!”“如濫使懲戒，我們將集體罷課，並向縣督學申訴!”在眾多同學的贊同支持下，校長和訓導主任怕釀成學潮，再者的確理虧詞窮，只好作罷。通過這件事，使楊灝切身體會到，真理是不可戰勝的，在真理面前，師道尊嚴並無“尊嚴”。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集體的力量、團結起來力量的強大，認識到真理只有在羣眾擁護的基礎上，才能紮根、生長、開花、結果。

1927年春，楊灝考入延安陝西省立第四中學讀書。延安四中與當時的綏德第四師範、榆林中學，均以關心時政、傾向進步而聞名，被譽為陝北高原的三個“紅色搖籃”。在這裏，楊灝認識了師生中的中共黨員呼延震東、易厚庵、陳俞廷、焦維熾等，在他們的引導下，楊灝看到了《新青年》、《嚮導》、《政治生活》等進步報刊書籍，參加他們組織的“各科學習討論會”、“辯論會”、“演講會”、“演藝會”和宣傳羣眾、辦平民夜校等社會活動。他的胸襟更加開闊，眼光更加長遠，人生的目標也逐漸明確，革命的熱情也愈發高漲。黨組織引導、關注、培養着這個有為的青年，1927年6月，楊灝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後，他主要負責學校共青團和學生會的工作。為免於暴露，黨、團的許多鬥爭行動都以學生會的名義開展。楊灝是學生會的宣傳委員，雖然他是低年級學生，但是他的才幹、能力和熱情，使他在校內嶄露頭角，成為全校學生運動的核心。

隨着蔣介石四一二、汪精衞七一五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遭致失敗，白色恐怖籠罩了陝北高原。這年8月，延安四中被軍閥井嶽秀勒令停辦，四中的黨組織也被迫解散，一些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如田伯蔭、陳俞廷、易厚庵等被驅逐出境，楊灝等同學被強行趕出學校，教室裏駐紮了軍隊。面對敵人的鎮壓，楊灝十分悲憤，他農忙時回延川老家幫父親種地務農，一得空就偷偷跑回延安聯絡進步教師和同學，為覆校、復課而鬥爭。他們採取向上邊告狀，動員學生家長聯名請願，向在省城或外地任職的陝北人士、報社披露軍閥惡行，或直接面對面地向無理強佔校園的軍官、士兵説理、辯論等方式，使井嶽秀很傷腦筋。

陝北雖然地處偏僻，但也躲避不了帝國主義文化和宗教的滲透。延安附近的橋兒溝、甘谷驛以及更邊遠的地區，都有基督教的教堂、田產，外國傳教士披着宗教外衣，行文化侵略之實，有的和官府勾結，慫恿教民，欺壓羣眾。老百姓逐漸認清了教會的真面目，產生了反對、取締基督教的自發要求，掀起“非基督教運動”。1927年冬天，楊灝領導了學生和羣眾聲討橋兒溝天主教堂的行動。他編的順口溜：“神甫、牧師前頭走，軍艦、大炮跟後頭；上帝、聖母哈哈笑，窮苦百姓淚水流……”在羣眾中廣泛流傳。

這年冬天，楊灝還利用過年之際，走家串户，在家鄉楊家圪台創建了中共黨支部和共青團支部。他動員自己的家人積極參加革命，介紹哥哥楊淵、弟弟楊治分別加入了共產黨和共青團。楊家圪台有了黨團組織，羣眾鬥爭就有了主心骨和帶頭人。

在師生、家長的持續鬥爭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下，井嶽秀被迫收回了關閉學校的成命，延安四中在1928年春季開學時恢復了上課。黨在校內的組織也秘密恢復。楊灝先後擔任中共黨小組長、學校黨總支書記和中共延安區委組織部長等職務。

由於楊灝社會活動多，曾一度影響他的學業成績，被編入“補習班”。楊灝很愧疚，他認為要帶領同學搞革命，就要取得同學的信任，就要有威信，這種威信在很大程度表現在學業成績上。為此，他不泄氣、不抱怨，更不怠懈革命工作，而是“三更燈火五更雞”，用懸發刺股的刻苦精神迎頭趕上。半年之後，他便從“後半截”躍居為全班的第三名。他的數學和國語成績最好，寫的文章引經據典，旁徵博引，説理有力，文筆犀利，常被國語老師和同窗作為範文朗讀。

楊灝常把羣眾喜聞樂見、通俗易懂的秦腔、話劇作為宣傳革命的主要手段。他把有些舊唱詞改寫成反抗壓迫、反抗剝削、揭露和控訴軍閥、地主罪行的內容，還自己創作了幾個短小的秧歌劇。在宣傳演出中，他既是策劃組織者，又是演員。1928年農曆正月十五，他帶領演出隊在家鄉附近的交口鎮演戲，周圍二三十里的鄉親都聞聲而來。原定只演一天，因鄉親盛情挽留一連演了三天。演了《受苦人》、《木蘭從軍》、《李闖王》以及《孔雀東南飛》等戲劇，激發了羣眾反封建反壓迫的熱情和對統治階段的仇恨，同時也動搖了一些民團團丁和回鄉士兵為反動派賣命的軍心。駐延安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團長事後對士兵説：“那些學生搞的是赤色宣傳，是瓦解軍心、煽動造反的!以後再發現他們演戲馬上向我報告!你們也可以砸了他的戲攤子!”後來，楊灝將劇團分成小組，分散活動，並且注意情報工作，反動派一有異動，立即解散隱匿，使敵人的破壞和抓捕屢屢落空。

身為區委組織部長的楊灝，擔負着發展壯大黨組織，審查、教育黨員，溝通上下級聯繫的繁重擔子。他大都利用夜間或寒暑假做這些工作。這對於一個19歲的青年學生來説，是很不容易的。但“時勢造英雄”，在那個黑暗的時代，憑着信仰，憑着熱忱，憑着毅力，楊灝把工作做得很好，是眾人稱道的好組織部長。

1929年冬，楊灝從延安四中畢業。此後幾年，他先後到延長縣楊道原小學、甘谷驛第二高小和甘泉縣高小、延長第一高小當教員，以此掩護革命鬥爭。在學校中，他向學生灌輸反帝、反封建意識，教育學生不能埋頭去死讀書，讀死書，而要從書本中認識歷史，認識社會，並用獲得的本領和知識改造社會。楊灝利用教師職業為掩護，給游擊隊傳遞情報，籌措彈藥和生活物品，掩護過路或被追捕的同志。1933年夏，紅二十六軍在南山失利後，劉志丹化裝潛回陝北，行經甘泉時，就是楊灝迎送掩護的。為了保住這個“據點”，他謝絕調到縣上、拿40元高薪的誘惑，甘願當個拿16元的窮教書匠。在學校裏，他注意對學生灌輸民主思想和愛國主義，從中發現好的苗子，加以引導、培養。在他教過的學生中，有不少後來參加了革命，成為黨的幹部。

1934年冬，楊灝轉到延長縣第一高小教書。這時，陝甘邊的革命形勢有了很大發展，根據地擴大到十幾個縣；陝北的鬧紅也如火如荼。1935年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兼前敵總指揮劉志丹，帶領紅軍主力在第二次反“圍剿”中接連克敵致勝，主動向外線出擊。楊灝十分振奮，他帶領高小臨時黨支部的黨員們行動起來，把延長城裏的敵軍防務、兵力情報傳遞給紅軍，並和游擊隊聯繫，配合主力紅軍一起行動。這年5月30日，楊灝等地下黨員策動游擊隊佯攻延長縣城，將延長縣民團誘出城外，使劉志丹帶領的紅二十六軍主力得以順利解放延長，接着又連克延川、甘泉、安塞、靖邊、保安五縣，使陝甘根據地和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

延長解放後，部隊急需知識分子幹部，楊灝參加了紅二十六軍騎兵團。不久，又調到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任管理科長、秘書、副秘書長等職。他不計職務高低，不顧身體有病，竭盡全力把工作搞好，在同志中頗有口碑。

1935年10月初，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人，在紅二十六軍和陝北黨組織中大搞所謂“肅反”，逮捕劉志丹、習仲勳等黨政軍幹部近300餘人，並草率地將其中200餘人殺害，造成空前的悲劇，楊灝就是其中的一位。幸而幾天後，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毛澤東喝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挽救了西北革命，也挽救了一大批高級幹部的生命。1942年10月至次年1月的西北高幹會議上，黨中央清算了這次“肅反”擴大化的嚴重錯誤，楊灝獲得平反昭雪，並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