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溥泉

楊溥泉，原名楊本祖，號宗堯，後取名楊文淵，號溥泉，1900年生於安徽省六安縣戚家橋一户農民家庭，排行第三。楊溥泉9歲時，長輩送他到離家不遠的陶家河吳定青塾館啓蒙，三年間讀完了《三字經》、《百家姓》、《孟子》、《論語》等書，成績優異，深得吳先生垂愛。

1912年，楊溥泉又從蘇埠鎮張侍臣先生讀書。張侍臣是六安名儒，國學造詣頗深，且品行端正，思想開明，衷心擁護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對軍閥的殘暴統治極為不滿，常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語激勵學子，楊溥泉受其影響頗大。在張侍臣整館的三年間，讀完《説文解字》開講四書，並學做策論，成為張侍臣門下高足之一。

1916年，楊溥泉學成後，經張侍臣推薦，到汪神廟（現六安縣石堰鄉）一帶設館教書。此時楊溥泉雖僅17歲，但老成持重，治學嚴謹，樸實無華，不苟言笑，對學生嚴如父執，親如手足，且不以學俸為重，家庭困難的學生可少交或免交學俸，因而得到學生的敬重。短時間內，他的塾館名聞遐邇，慕名從學者絡繹不絕。

1920年秋，楊溥泉考取在安慶的安徽省立第一甲種工業學校土木工程科。當時安慶是安徽的省會，在陳獨秀影響下的一批知識分子，多雲集於第一甲種工業學校、第一師範學校和法政專門學校，所以那時的安慶，一方面是軍閥統治的中心，另一方面革命思潮也十分活躍。以進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新派和以軍閥為代表的舊派，鬥爭十分激烈。楊溥泉人校後，在許繼慎、舒傳賢等同學及學界前輩的帶動和引導下，立即投身到安慶乃至全省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激流中，成為反帝反封建鬥爭中的一員闖將。

1921年，為爭取安徽省教育經費獨立的六二學生運動爆發時，楊溥泉是走在請願隊伍最前列的學生之一。當反動軍警向請願隊伍開槍鎮壓時，楊溥泉與其它同學冒着生命危險，搶救中彈垂危的姜高琦、周肇基二位同學。六二運動後，楊溥泉又到各校奔走呼號，要為死難烈士報仇雪恨，並與同學高舉“殺馬”（即軍閥馬聯甲）的大幅標語，在安慶街頭遊行示威。後來，由於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六二運動終於取得了勝利。

1922年夏，六安縣人民開展聲勢浩大的驅逐六安知事駱通的鬥爭。1922年春，六安三農學生要求整頓地方教育，遭到駱通的拒絕。不久，駱通親自受理的一起離婚案，因為受了男方的賄賂，就壓制女方不準離婚，並當堂宣佈為終審判決。列席旁聽的三農學生會會長黃人祥等當場為受害的女方鳴不平，揭露駱通貪贓枉法，使駱通狼狽不堪。事後，駱通不但誣衊學生的正義行動為“不守本分”，而且揚言要逮捕學生。這樣一來，激起三農師生的更大不滿。在校長沈子修、學監桂月峯的實際支持下，三農師生髮起“驅駱行動”，同時通電六安旅省同鄉會和同學會求授。

此時正值暑假，六安城關各校學生大批離校，又由於駱通的恫嚇和分化，使“驅駱運動”受到阻礙。正當工作艱難之際，楊溥泉和旅省同學許繼慎、胡蘇明、王逸常、宋偉年、周範文等接到三農學生會的求援電，立即趕回六安，投人“驅駱運動”。他和三農學生會的翟其善、黃人祥、桂尊夏、劉月舫、張月潭等以及旅省歸來的同學一起，住進城關第一高小，加強與各校之間的聯繫，爭取豪紳弟子(當時稱為“小胡派”)參加，同時深入工農和城關商民進行宣傳。由於楊溥泉和全體同學出色的組織和宣傳工作，終於將六安城關的工人、商民發動起來。在城關人民尤其是工人羣眾的支持下，楊溥泉和回到六安的旅省同學會同學及三農等校學生一起，衝進縣衙大堂，砸了公案和“肅靜”、“迴避”牌，將躲在後堂的駱通痛打一頓，架出東門，令其離境，不準再回六安。

駱通被逐出六安後，仍然賊心不死，企圖捲土重來。六安學生聞訊，即組成隊伍分別在東、南、西、北四門把守，嚴防駱通回任。楊溥泉參加把守東門的隊伍，因為東門是赴省赴肥的必經之路，因此，把守東門的任務最重，楊溥泉也更認真負責，受到人們的稱讚。經過數十天的鬥爭，駱通終於不敢再回六安，六安人民的“驅駱運動”取得完全勝利。“驅駱運動”以後，六安的民主空氣進一步高漲，在短短几個月內，又接連驅逐和撤換了四任縣知事，一時成為反對封建軍閥統治的美談。楊溥泉為奪取這場鬥爭的勝利出了大力。

1922年，北洋軍閥倪嗣沖、馬聯甲在安徽利用武力和金錢收買選票，妄圖控制省第三屆議會選舉。楊溥泉在省會各公團選舉澄清團的支持下，參與懷寧縣（當時縣治在安慶城內）反對賄選的鬥爭，迫使地方審判廳宣佈懷寧縣選舉無效。楊溥泉在這場鬥爭中英勇無畏，表現突出，被吸收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其後，他還參與反對曹錕賄選總統的鬥爭。

由於楊溥泉反對軍閥政府的立場堅定，旗幟鮮明，鬥爭性強，因而遭到軍閥政府的嫉恨。1922年秋，他被迫輟學離開安慶，到蕪湖省立第二甲種農業學校(以下簡稱“二農”)繼續讀書。1924年春，倪、馬勢力又在蕪湖企圖加害於他，楊溥泉遂隨同窗好友許繼慎一起去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旁聽。在上海大學，他接觸到瞿秋白等共產黨人，研究了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眼界大為開闊，思想覺悟有了提高。從此，他以更大的政治熱情投入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政府的鬥爭。

不久，黃埔軍校招生。上海大學黨組織選派楊溥泉等一批青年前往投考，初試即被錄取。按照中共廣東區委規定，凡投考錄取的黃埔軍校學生，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的，一律轉為中共正式黨員。錄取後，他即到上海環龍路44號國民黨上海執行部領取旅費，再乘船經香港到廣州，由中共廣東區委派人聯繫安排。經過複試入校，共產黨員編成小組，楊溥泉與許繼慎、王逸常、唐際盛等編在一個小組，與曹淵同編在第三隊。

這時，成立了中共黃埔軍校支部，還成立了青年軍人聯合會。楊溥泉既是中共黃埔軍校支部的骨幹分子，又是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活躍分子。為了維護國共合作和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他不遺餘力地向國民黨右派進行鬥爭。當時國民黨右派在黃埔軍校的一個“孫文主義學會”分子跳出來，説什麼國共兩黨既無“共信”，又無“互信”，共產黨員不必跨黨，應該分開。楊溥泉當即給予有力的回擊，他説，三大政策是孫總理親自定的，就有“共信”。國共兩黨都擁護三大政策，就有“互信”。如今孫總理屍骨未寒，你們就製造種種藉口，妄圖否定孫總理一生的革命經驗，還口口聲聲自稱是孫總理的忠實信徒，不知你們有何臉面去見孫總理的陵寢！這個右派分子被駁得瞠目結舌，在周圍同學的一片嗤笑中狼狽而去。

1924年11月，楊溥泉從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被派到教導一團當排長。1925年2月，第一次東征時，因功升任連黨代表。同年10月第二次東征，在攻打惠州城時再立戰功，旋即被調回黃埔軍校任政治部組織科組織員。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被迫全部退出，由周恩來收容集中於廣州郊外的大佛寺舉辦訓練班，楊溥泉這時也在該班受訓。在訓練班期間，他聆聽了周恩來、陳延年、蘇兆徵、阮嘯仙、惲代英、沈保同等的報告，理論水平和思想覺悟都進一步的提高。之後，被派任汕頭任工人糾察隊大隊長。

1927年4月，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楊溥泉堅決反蔣。當時，他升任某師副團長，隨東征討蔣軍來到九江。7月下，旬，葉挺、賀龍等部由九江開往南昌，準備舉行起義。在滯留九江期間，楊溥泉為了保密和安全，在寫給家人的信中説：他已由武漢到達九江，在九江做生意，缺乏“盤纏”，但本人精神和身體都很好，請家人勿念。當部隊向南昌開進前夕，他又給家人寫信説：“盤纏”已經解決，儘可放心。這是楊溥泉在犧性前給家裏的最後一封信。

8月1日，楊溥泉率所部參加南昌起義。5日，起義軍主動撤離南昌，沿贛東山地，經撫州、宜黃、廣昌、石城，向南挺進。18日，到達瑞金縣屬壬田。19日，進佔瑞金縣城。24日，攻打會昌，繳獲甚多，28日返回瑞金。9月1日，部隊從瑞金出發，繞道福建向潮汕進軍。當翻越武夷山時，楊溥泉在部隊中大力開展宣傳鼓動工作，併為體弱有病的戰士背槍。9月3日，起義軍到達汀州。9月14日，進入廣東境內，佔領韓江上游大浦、鬆口、三河壩等地，前鋒直指潮汕。9月23日，佔領潮州，次日佔領汕頭。

起義軍佔領汕頭後，周恩來即派楊溥泉率部分兵力到潮州協助農民軍打擊地主民團。戰鬥中，楊溥泉不幸被槍彈擊中，壯烈犧牲。時年28歲。 ^[2] 

楊溥泉犧牲後，起義軍和當地工農羣眾為他舉行了簡單而莊嚴的安葬儀式，遺體被安葬於汕頭一座廟後。

1957年，六安縣人民政府追認楊溥泉為革命烈士，其遺孤——女兒楊紹芬享受烈屬待遇。

楊溥泉的一生是短暫的，卻永垂青史。他那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精神，為振興中華而獻身的赤子之心，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共產主義信念，身先士卒、不怕犧牲的崇高品質，將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留芳百世，萬古長青！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