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深秀

楊深秀，山西聞喜縣儀張村人。生於1849年4月24日（清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初二日）。12歲成秀才，21歲中舉，榜列第三名經魁。1871年22歲，入京參加辛未（同治十年）科會試，未中。在京拜師求教，鑽研漢學，力主今文經，尤喜《公羊傳》。

1877——1878年(光緒三至四年)，北方冀、豫、秦、晉數省，出現了亢旱，尤以山西為最。山西巡撫曾國荃在奏文中雲：“赤地千有餘裏，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侵奇災，古所未見。”

山西發生如此嚴重的災荒，居於京城的山西京官和士予，紛紛捐獻銀兩，賑濟家鄉父老鄉親。也有許多人請假返回晉省，或探視家人，或加入賑災的行列，以儘自已的一份責任。1878年春，楊深秀毅然拋棄科舉考試，請假回鄉，團結官紳，興利除弊，組織賑災，此外還續修了《聞喜縣誌》。

當時聞喜縣令是陝西鳳翔的陳作哲。他熱烈歡迎楊深秀返鄉。楊深秀以舉人的身份，滿腹的學問，高尚的人品和刑部員外郎的官職，受到官紳和鄉民的特別尊重，成為在他們之中具有影響和號召力的領袖人物。

聞喜縣此次大稜中之賑災，歷時兩年，據光緒版的《聞喜縣誌》載：災民達至41500餘人。官紳前後捐銀，共21900兩。散放銀米23次。在官紳兩方的努力下，賑災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共救存15810户，138730人。

災後，楊深秀、潘夢鳳、李潤之等在籍紳士，又共議減少鄉民的驛費負擔。　縣令陳作哲全力支持他們的這一建議。根據全省善後總局刊發的宮保曾公均減差徭章程，裁去一切浮差，計每糧銀一兩，只出錢200文即可。又議新規30餘條。蒙省府州各憲批准，1880年8月6日(光緒六年七月初一)起，由公舉正直明事紳耆照新章辦理。是年夏收，“麥大熟，畝率一石。秋苗亦芄芄可愛。民間所生小兒，較往歲且多數倍。至是荒政而蕆事矣”。 ^[1]  　1879年(光緒五年)晉撫曾國荃飭令重修《山西通志》，責令各縣先修縣誌。縣令陳作哲委託楊深秀主筆。半年之後，新縣誌終於修成。楊深秀此次續修《聞喜縣誌》，新創了《志斟》、《志補》、《志續》三種體例，共12卷。又於地形圖作一大改革，“廢黜八景，分列四圖，限以棋局文，參以羅經向”，每格縱橫為10裏，較為準確。

《志斟》是一種新體例，以舊志“沿革”為例，於原文加以按語，注入新文，增添了新內容。以戴震《汾州志》作參考。又列表，以朝代封國、建置割並，隸屬山水雜地名，各欄簡言填之，“綱目發之，縱橫表之”，十分醒目。

《志補》，為舊志所無，純為新增。如《金石考》，在本縣範圍，分設朝代時期，臚列文物，言明出處，證之以史，考之以文，亦前代所無，也是一種新創體例。此乃以河南武授堂氏《偃師》、《安陽》二志作參考。又如《星度考》亦舊志所無，以科學算法及實測代星野，又表列節氣時刻，皆十分新穎、準確。

《志續》則補充遺漏或續寫前志所無之人物傳記等。新增人物之傳記，亦簡而明。

“作志有三難：一日體例欲精則難；二日考據欲核則難，三日文章欲潔則難。”楊深秀於半年中克服了此三難，續成縣誌，“其考據精確，文章雅練不具論，至其體例皆取諸前輩大師”。書成，呈於省憲，獲得好評，是諸縣誌中之佼佼者。

1882年(光緒八年)張之洞來山西主政。下車伊始，即大刀闊斧地革弊興利。楊深秀藉此契機，聯合地方紳士，向縣令朱光綬建議，為振興大侵之後聞喜縣孱弱的文風，應永遠免除一項許多年來壓在新進生員身上的“公堂禮”攤派。所謂“公堂禮”，就是新進生員每逢歲、科兩試的考棚費和送禮費。這確屬一項弊政。這一建議，得到縣令朱光綬的全力支持。經上司及欽憲批准，同意免去“公堂禮”弊政。河東道台江人鏡指示將楊深秀等人的呈稟及各憲之面諭，謄寫碑陰、勒之於石。身上的公堂禮重負得以永遠免除，士子們無不拍手稱快。大侵之後，孱弱的文風得以迅速恢復、振興。勒石立碑之時，楊深秀應官紳所請，又專寫了一篇《以裏書銀抵新進生公堂禮記》的短文，刻於正面。該文開始，先用一句話點出主旨：“古之為政者，為民興利而已。”一語道出古今人民的心聲，做官為政的標準。該碑立於文廟牌樓前右側。是現存僅有的一件與楊深秀生前有關的石制文物。

曾國荃倡議重修《山西通志》，得到欽差閻敬銘的支持，特聘王軒主持山西通志局，後又加聘楊篤、楊深秀、張鐵生等。

楊深秀於1880年應聘赴省城。當時，福建閩縣人王仁堪任山西學政。王仁堪特聘楊深秀為太原府崇修書院山長。崇修書院原址即今省第一博物館西小院，籌建於1865年（同治四年），1867年正式開學。生童來自晉中各縣縣學優等生。

此外，楊深秀還擔任過省城令德堂書院的協講。

光緒八年（1882），張之洞主政山西，大力開展革弊興利。楊深秀遂向聞喜縣令朱光綬建議，永遠免除新進生員的“公堂禮”攤派，即新進生員每逢歲、科考兩試的考棚費和送禮費。朱光綬極力支持。經上司及欽憲批准，同意免除“公堂禮”弊端。河東道台江人鏡令楊深秀等，將其呈稟及各憲之面諭，立碑刻寫於碑陰，楊深秀撰寫《以裏書銀抵新進生員公堂禮記》，刻於碑正面，立碑於聞喜縣文廟牌樓前右側。 ^[4] 

令德堂書院創建於1883年(光緒九年)。於通省擇諸生之高才者人內深造。令德堂與晉陽書院同為全省士子之最高學府，其原址為太原府署後之寶賢堂(今山西省實驗中學)，經張之洞奏準籌建，正式開辦於1884年5月(光緒十年四月)。晉陽書院山長王軒，被特聘為令德堂書院之總校主講(山長)，楊深秀、楊篤、張鐵生等均被聘為分校兼協講。楊深秀於兩書院中“講《尚書》，主今文家言，極高談雄辯之概，諸生課餘請業，竟委窮源循循無倦”。

19世紀80年代的山西已開始改變閉塞的風氣。張之洞於創立令德堂書院的同時，還下令購入南省出版的各種書籍。英人李提摩太以傳教、賑災為名，進入山西，張之洞聘他為顧問，設洋務局，展開建設。雖由於各種原因收效甚微，但總算開了風氣，所有這些都為書院教學聯繫實際創造了一定條件。楊深秀於講經中，以春秋公羊學啓迪學生，“勿迷溺於時文”。時文即八股文。勿迷溺於此者，即要從八股文中走出來，學習改制立法。有這些都使學生受到一定影響。太原之劉友風，榆次之劉奮熙皆其高材生。劉奮熙以進士人仕後，兩袖清風，常以聖賢自學自勵，且引天下事為己任。劉友風“雖習舉子業，而究非專以舉子業為心”，後編纂成《晉祠志》。二人皆有其師之遺風。

在光緒《山西通志》的修纂中，楊深秀也付出了辛勞，有重大貢獻。

修志的整個工作是在山西通志局的具體領導下進行的。總纂為王軒，分纂為楊篤、楊深秀、張鐵生等。王軒日與楊篤、楊深秀諸人討論通志之體例，定為六門。即：圖、譜、考略、記、錄等。6門又各詳分為36類。此次修志在山西曆史上是空前的。楊深秀擔任《星度譜》2卷與《古蹟考》8卷之分纂任務。

楊深秀所分纂的《星度譜》利用了當時天文、曆法和地理方面的最新科學成就，他本人也有一定的創見。這既反映了他具有的較高科學水平，也體現了他的求實精神。

《古蹟考》載於《通志》卷之五十。其主要內容是從上古之唐虞夏商周秦，以迄兩漢魏晉宋元明清，在山西所建國都及城邑之考證。旁及宮室、祠字，陵墓及寺觀等。《古蹟考》又為《沿革譜》之姊妹篇。讀過王軒所纂之《沿革譜》，山西之古今沿革，瞭然成竹在胸，深服其簡明扼要。再讀過楊深秀《古蹟考》，山西各處古蹟名區，更加粲然入目，有如更上一層樓而覽無數之勝景。

1886年(光緒十二年)冬，楊深秀離並返京，到刑部銷假。1889年春，參加了會試，被取中貢士。接着參加殿試，被置於三甲。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楊深秀深為“甲午之恥”而憤恨而深思，“無由申”之。

1897年山東發生了德國強佔膠東半島的嚴重事件，楊深秀被實授為山西道監察御史。他第一疏就極言改革。疏雲：

時勢危迫不革舊無以圖新，不變法無以圖強。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春，他和康有為加強了聯繫，參加領導了保國會和戊戌維新變法運動。變法前夕，他首先上折，請定國是，明賞罰，指出：夫古今為政，未有東西未定，遊移兩可者。臣愚謂皇上，仍主守舊則已。若審觀時變，必當變法。非明降諭旨，著定國是，宣佈維新之意，痛斥守舊之弊，無以定趨向，而革舊俗也。光緒帝根據此折，終於定下決心，向全國臣民下詔宣佈變法。此後，楊深秀每在變法的關鍵時刻，或單獨上折，或聯合他人上折，提出指導性的政策建議、方法或步驟等。這些建議多為皇帝採納，轉成上諭頒行。在百餘天中，楊深秀共上奏摺計有17件之多。 1898年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光緒帝被囚禁，康梁逃亡，變法遭到失敗。楊深秀不顧個人安危，打算前往南苑，説服董福祥軍反正，“動以忠義，俾救主上，反正，則新政大行”。可惜抓捕他的人已到，他從容就捕。在獄中，他高風亮節，激昂慷慨，於壁上留詩三首，以大義激勵來者。其一雲：

久拼生死一毛輕，臣罪偏由積毀成。

自曉龍逢非俊物，何嘗虎會敢徒行。

聖人豈有胸中氣，下士空思身後名。

縲紲到頭真不怨，未知誰復請長纓。楊深秀9月24日(農曆八月初九)被捕，三天以後，即被押到宣武門外菜市口(西鶴年堂藥店附近)殺害，時年49歲。他與一同被殺的另外五人被合稱為“戊戌六君子”。楊深秀自擔任御史以來，始終以“澄清天下為己任”。在歷史關頭，為民族大義而獻身。他深信：歷史的前進步伐決不會為清廷反動勢力所阻擋。他堅信：後繼者一定會接踵而來。中華民族崇高的愛國主義犧牲精神，又一次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楊深秀（1849—1898）字漪邨，本名毓秀，號孴孴子。山西聞喜人。1889年（光緒十五年）中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1897年底授山東道監察御史，立志“以澄清天下為己任”。次年3月和御史宋伯魯發起關學會，講求變法。4月列名康有為組織的保國會。與康有為過從甚密，不少奏疏是和康有為商量後寫成，或為康有為代擬。6月1日上新政條陳5篇，請明定國是，宣佈變法；請釐正科舉文體，廢棄八股，改試策論；請議遊學日本章程，派遣近支王公遊歷；請籌款譯書。又多次奏劾阻撓變法的守舊大臣。曾對文悌説：“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業其人，我則為駱丞矣！”（胡思敬：《戊戌履霜錄》卷四）被文悌告發。戊戌政變時被捕，遇害。遺著有《雪虛聲堂詩鈔》、《楊漪邨侍御奏稿》、《聞喜縣新志》。

楊深秀（1849年–1898年9月28日），號孴孴子，字漪村或儀村，山西聞喜人。清末維新變法人士。光緒進士。精通中西數學。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後授山東道監察御史。1898年3月，與宋伯魯等在北京成立關學會，又列名保國會。6月上疏請定國是，彈劾禮部尚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許應騤阻撓新政事。維新派湖南巡撫陳寶箴被人脅制時，他上疏辯護。戊戌政變中，不避艱危，援引古義，請慈禧撤簾歸政，遂遇害，為“戊戌六君子”之一。

12歲：錄為縣學附生

光緒八年：張之洞聘為令德堂（用以教全省士以經史考據詞章義理之學）院長

光緒十五年：進士，當上刑部主事，累遷郎中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山東道監察御史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因為俄羅斯要求中國割讓旅順及大連灣，上疏請聯合英國、日本拒俄，那時的人都知楊深秀國學根底深，卻不知他也明瞭世界局勢，均感驚服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變法：

和徐致靖先後上疏請更改文體，不採用八股文。被盈廷、禮部尚書許應騤多番阻撓上書請設譯書局、派皇室遊歷各國、派遣留學生等建議，均採納面試京朝官，每日見20人，試用當中人才，罷免老庸愚不通時務的人，引起不滿幫助、讚揚實行新政者，為他們上書或辯白，如湖南巡撫陳寶箴被守舊黨彈劾，為他剖辨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奪回政權。其後楊深秀詰問皇上被廢的原因，要慈禧撤簾，當然是螳臂當車，下獄。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三：和譚嗣同、楊鋭、林旭、劉光第、康廣仁問斬，合稱戊戌六君子

1877—1878年（光緒三至四年），北方冀、豫、秦、晉數省，出現了亢旱，尤以山西為最。山西巡撫曾國荃在奏文中雲：“赤地千有餘裏，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侵奇災，古所未見。”山西發生如此嚴重的災荒，居於京城的山西京官和士予，紛紛捐獻銀兩，賑濟家鄉父老鄉親。也有許多人請假返回晉省，或探視家人，或加入賑災的行列，以儘自己的一份責任。1878年春，楊深秀毅然拋棄科舉考試，請假回鄉，團結官紳，興利除弊，組織賑災，此外還續修了《聞喜縣誌》。

當時聞喜縣令是陝西鳳翔的陳作哲。他熱烈歡迎楊深秀返鄉。楊深秀以舉人的身份，滿腹的學問，高尚的人品和刑部員外郎的官職，受到官紳和鄉民的特別尊重，成為在他們之中具有影響和號召力的領袖人物。

聞喜縣此次大稜中之賑災，歷時兩年，據光緒版的《聞喜縣誌》載：災民達至41500餘人。官紳前後捐銀，共21900兩。散放銀米23次。在官紳兩方的努力下，賑災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共救存15810户，138730人。

災後，楊深秀、潘夢鳳、李潤之等在籍紳士，又共議減少鄉民的驛費負擔。

縣令陳作哲全力支持他們的這一建議。根據全省善後總局刊發的宮保曾公均減差徭章程，裁去一切浮差，計每糧銀一兩，只出錢200文即可。又議新規30餘條。蒙省府州各憲批准，1880年8月6日(光緒六年七月初一)起，由公舉正直明事紳耆照新章辦理。是年夏收，“麥大熟，畝率一石。秋苗亦芄芄可愛。民間所生小兒，較往歲且多數倍。至是荒政而蕆事矣”。

1879年（光緒五年）晉撫曾國荃飭令重修《山西通志》，責令各縣先修縣誌。縣令陳作哲委託楊深秀主筆。半年之後，新縣誌終於修成。楊深秀此次續修《聞喜縣誌》，新創了《志》、《志補》、《志續》三種體例，共12卷。又於地形圖作一大改革，“廢黜八景，分列四圖，限以棋局文，參以羅經向”，每格縱橫為10裏，較為準確。

《志斟》是一種新體例，以舊志“沿革”為例，於原文加以按語，注入新文，增添了新內容。以戴震《汾州志》作參考。又列表，以朝代封國、建置割並，隸屬山水雜地名，各欄簡言填之，“綱目發之，縱橫表之”，十分醒目。

《志補》，為舊志所無，純為新增。如《金石考》，在本縣範圍，分設朝代時期，臚列文物，言明出處，證之以史，考之以文，亦前代所無，也是一種新創體例。此乃以河南武授堂氏《偃師》、《安陽》二志作參考。又如《星度考》亦舊志所無，以科學算法及實測代星野，又表列節氣時刻，皆十分新穎、準確。 ^[2] 

《志續》則補充遺漏或續寫前志所無之人物傳記等。新增人物之傳記，亦簡而明。

“作志有三難：一日體例欲精則難；二日考據欲核則難，三日文章欲潔則難。”楊深秀於半年中克服了此三難，續成縣誌，“其考據精確，文章雅練不具論，至其體例皆取諸前輩大師”。書成，呈於省憲，獲得好評，是諸縣誌中之佼佼者。

1882年（光緒八年）張之洞來山西主政。下車伊始，即大刀闊斧地革弊興利。楊深秀藉此契機，聯合地方紳士，向縣令朱光綬建議，為振興大侵之後聞喜縣孱弱的文風，應永遠免除一項許多年來壓在新進生員身上的“公堂禮”攤派。所謂“公堂禮”，就是新進生員每逢歲、科兩試的考棚費和送禮費。這確屬一項弊政。這一建議，得到縣令朱光綬的全力支持。經上司及欽憲批准，同意免去“公堂禮”弊政。河東道台江人鏡指示將楊深秀等人的呈稟及各憲之面諭，謄寫碑陰、勒之於石。身上的公堂禮重負得以永遠免除，士子們無不拍手稱快。大侵之後，孱弱的文風得以迅速恢復、振興。勒石立碑之時，楊深秀應官紳所請，又專寫了一篇《以裏書銀抵新進生公堂禮記》的短文，刻於正面。該文開始，先用一句話點出主旨：“古之為政者，為民興利而已。”一語道出古今人民的心聲，做官為政的標準。該碑立於文廟牌樓前右側。是現存僅有的一件與楊深秀生前有關的石制文物。

曾國荃倡議重修《山西通志》，得到欽差閻敬銘的支持，特聘王軒主持山西通志局，後又加聘楊篤、楊深秀、張鐵生等。

楊深秀於1880年應聘赴省城。當時，福建閩縣人王仁堪任山西學政。王仁堪特聘楊深秀為太原府崇修書院山長。崇修書院原址即今省第一博物館西小院，籌建於1865年（同治四年），1867年正式開學。生童來自晉中各縣縣學優等生。

此外，楊深秀還擔任過省城令德堂書院的協講。

令德堂書院創建於1883年（光緒九年）。於通省擇諸生之高才者人內深造。令德堂與晉陽書院同為全省士子之最高學府，其原址為太原府署後之寶賢堂（今山西省實驗中學），經張之洞奏準籌建，正式開辦於1884年5月（光緒十年四月）。晉陽書院山長王軒，被特聘為令德堂書院之總校主講（山長），楊深秀、楊篤、張鐵生等均被聘為分校兼協講。楊深秀於兩書院中“講《尚書》，主今文家言，極高談雄辯之概，諸生課餘請業，竟委窮源循循無倦”。

19世紀80年代的山西已開始改變閉塞的風氣。張之洞於創立令德堂書院的同時，還下令購入南省出版的各種書籍。英人李提摩太以傳教、賑災為名，進入山西，張之洞聘他為顧問，設洋務局，展開建設。雖由於各種原因收效甚微，但總算開了風氣，所有這些都為書院教學聯繫實際創造了一定條件。楊深秀於講經中，以春秋公羊學啓迪學生，“勿迷溺於時文”。時文即八股文。勿迷溺於此者，即要從八股文中走出來，學習改制立法。有這些都使學生受到一定影響。太原之劉友風，榆次之劉奮熙皆其高材生。劉奮熙以進士人仕後，兩袖清風，常以聖賢自學自勵，且引天下事為己任。劉友風“雖習舉子業，而究非專以舉子業為心”，後編纂成《晉祠志》。二人皆有其師之遺風。

在光緒《山西通志》的修纂中，楊深秀也付出了辛勞，有重大貢獻。

修志的整個工作是在山西通志局的具體領導下進行的。總纂為王軒，分纂為楊篤、楊深秀、張鐵生等。王軒日與楊篤、楊深秀諸人討論通志之體例，定為六門。即：圖、譜、考略、記、錄等。6門又各詳分為36類。此次修志在山西曆史上是空前的。楊深秀擔任《星度譜》2卷與《古蹟考》8卷之分纂任務。

楊深秀所分纂的《星度譜》利用了當時天文、曆法和地理方面的最新科學成就，他本人也有一定的創見。這既反映了他具有的較高科學水平，也體現了他的求實精神。

《古蹟考》載於《通志》卷之五十。其主要內容是從上古之唐虞夏商周秦，以迄兩漢魏晉宋元明清，在山西所建國都及城邑之考證。旁及宮室、祠字，陵墓及寺觀等。《古蹟考》又為《沿革譜》之姊妹篇。讀過王軒所纂之《沿革譜》，山西之古今沿革，瞭然成竹在胸，深服其簡明扼要。再讀過楊深秀《古蹟考》，山西各處古蹟名區，更加粲然入目，有如更上一層樓而覽無數之勝景。

1886年（光緒十二年）冬，楊深秀離並返京，到刑部銷假。1889年春，參加了會試，被取中貢士。接着參加殿試，被置於三甲。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楊深秀深為“甲午之恥”而憤恨而深思，“無由申”之。

1897年山東發生了德國強佔膠東半島的嚴重事件，楊深秀被實授為山東道監察御史。他第一疏就極言改革。疏雲：

時勢危迫不革舊無以圖新，不變法無以圖強。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春，他和康有為加強了聯繫，參加領導了保國會和戊戌維新變法運動。變法前夕，他首先上折，請定國是，明賞罰，指出：夫古今為政，未有東西未定，遊移兩可者。臣愚謂皇上，仍主守舊則已。若審觀時變，必當變法。非明降諭旨，著定國是，宣佈維新之意，痛斥守舊之弊，無以定趨向，而革舊俗也。光緒帝根據此折，終於定下決心，向全國臣民下詔宣佈變法。此後，楊深秀每在變法的關鍵時刻，或單獨上折，或聯合他人上折，提出指導性的政策建議、方法或步驟等。這些建議多為皇帝採納，轉成上諭頒行。在百餘天中，楊深秀共上奏摺計有17件之多。1898年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光緒帝被囚禁，康梁逃亡，變法遭到失敗。楊深秀不顧個人安危，打算前往南苑，説服董福祥軍反正，“動以忠義，俾救主上，反正，則新政大行”。可惜抓捕他的人已到，他從容就捕。在獄中，他高風亮節，激昂慷慨，於壁上留詩三首，以大義激勵來者。其一雲：

久拼生死一毛輕，臣罪偏由積毀成。

自曉龍逢非俊物，何嘗虎會敢徒行。

聖人豈有胸中氣，下士空思身後名。

縲紲到頭真不怨，未知誰復請長纓。

楊深秀9月24日（農曆八月初九 ^[5]  ）被捕，三天以後，即被押到宣武門外菜市口（西鶴年堂藥店附近）殺害，時年49歲。

他與一同被殺的另外五人被合稱為“戊戌六君子”。楊深秀自擔任御史以來，始終以“澄清天下為己任”。在歷史關頭，為民族大義而獻身。他深信：歷史的前進步伐決不會為清廷反動勢力所阻擋。他堅信：後繼者一定會接踵而來。中華民族崇高的愛國主義犧牲精神，又一次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楊深秀，字滿材，號孴孴子，山西聞喜人。“少穎敏，十二歲錄為縣學附生，博學強記。”同治初，以舉人入貲為刑部員外郎。光緒十五年考中進士，旋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1897年12月30日）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居官清廉，剛正不阿，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十分關心。在他當京官的時候，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尤其是德國武裝侵佔膠州灣事件，對楊決秀刺激至深，使他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動，行動上積極向當時代表時代前進潮流的維新派靠攏。楊深秀在被授于山東道監察御史的第二天，即向光緒皇帝上了《時事艱危，謹貢芻議折》，闡明瞭“時勢危迫，不革舊無以圖新，不變法無以圖存”5的道理。這封奏摺在朝廷的官吏中間，引起了不小的轟動。這是在膠州灣事件之後，光緒從維新派方面直接聽到的最早的變法呼聲，比康有為《請大誓臣工開制度新局折》要早看到兩個多月。原先，人們只知道他精通“舊學，”號稱“山西通儒，”可是從這封奏章中，人們卻看到楊深秀不僅通達“中學”，而且對世界形勢、五洲大事均有深刻而獨到的見解。正因為此折提出的變革祖宗成法的問題至關重要，因此，它很快被軍機大臣們依照慣例，送交慈禧過目。據清官軍機處檔案記載：“本日御史楊深秀奏，時勢艱危，謹貢芻議折，奏旨存。謹將楊深秀折恭呈慈覽；”

楊深秀提出的變法維新主張，在渾渾噩噩、日以奔兢利祿為事的官吏中間是非常罕見的；挽救世變，開通風氣，擺脱瓜分厄運等共同的奮鬥目標，使他與維新派走到一起。在百日維新前夕，楊深秀即與康有為等人頻相往來，過從甚密。由於他們的政治主張相同，因此，楊深秀便利用身居台諫之便，多次代遞康有為的上書。但是，關於楊深秀最早在什麼時間以御史名義代遞康有為的條陳，晚近學者的許多説法都不確切。最早在梁啓超編寫的《楊深秀傳》中，是這樣敍述的：

“二十四年正月，俄人脅割旅順大連灣，君始入台，第一疏即極言地球大勢，請聯英日以拒俄，詞甚切直。”8之後，《清史稿》中的《楊深秀傳》沿襲梁説，亦認為光緒二十四年“帝俄脅割旅大事起，楊即上疏力請拒之。”這種説法一直流傳至今。

其實，梁啓超所記，無論是此折所上時間，還是上書的原因都是錯誤的。前人記戊戌變政事，多據耳聞目睹追憶書之，往往似是而非，諸多訛誤。據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宮中檔記載，楊深秀以御史身分代康有為上的第一個奏摺是《請聯英國，立制德氛，益堅俄助折》，該折於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98年1月1日）遞上。這是楊深秀擔任山東道監察御史之後所上的第二個奏摺。

楊深秀之所以要遞上這奏摺、是因為德國在出兵強佔膠州灣之後，又通過外交途徑，向清政府提出六條無理要求，其中包括所謂懲兇、賠款以至於罷斥已調任四川總督的李秉衡等等。以光緒為首的帝黨，對德國的苛刻要求感到束手無策，十分為難：倘若不允德使之求，深恐由此激成事端；如允諾德使請求，又怕各列強援引最惠國條例，“一國發其端，各國繼其後，”紛起效尤。因此，光緒派翁同和等總署大臣與德國駐華大使海靖反覆商榷，討價還價，“駁結舌敝唇焦”，9仍是“計無所出”。10與此同時，以慈禧、李鴻章為首的親俄勢力，自“三國干涉還遼”之後，與沙俄簽訂了出賣民族權益的“中俄密約，”“輸以鐵路大利，”一心倚俄，他們幻想依賴俄國勢力，平息這場危機。 ^{[3]  [3]} 

這封奏摺暴露了維新派的許多糊塗認識和錯誤觀點。他們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認識不清，還不懂得“東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的道理，甚至把擺脱民族災難的希望，寄託於一些帝國主義列強。當然，這並非楊深秀一個人的缺陷，它幾乎是所有維新派的通病，譚嗣同和康有為甚至主張以新疆、西藏等“邊遠之地”的主權，換取某些列強的援助。這些都和維新派的階級與時代的侷限性緊密相關，也和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知識分子的軟弱性直接聯繫。

但是，應該看到，楊深秀的這種建議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也還有着不容忽視的積極意義。首先，楊的主張帶有明顯的反帝性質。面對帝國主義列強掀起的瓜分中國的狂濤惡浪，他挺身而出，力主堅拒德請，反對將膠澳租讓德國，以杜絕各國“踵其後而瓜分”之弊端，這是楊深秀的出發點。其次，楊揭露了沙俄的侵略本性，反對慈禧一夥一味依賴俄國的做法。儘管他在此折中提出的聯合英日的主張是非常幼稚的，實際上也根本行不通，然而，這種主張卻是針對“西后及恭邸（即恭親王奕）畏俄甚”19這種特殊的政治局勢而提出的。面對如此嚴重的危迫局面，慈禧和奕等清政府的當權派非但不能鋭志更張，奮起保衞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反而奉行“更主倚俄”20的政策，大量出賣中國主權，使中華民族的權益遭到嚴重損害。因此，遭到楊深秀等人的非議。但是，由於沙俄侵吞旅大等陰謀，尚未完全暴露，維新派對沙俄的抨擊並非十分嚴厲，楊折一面揭露它與德國“深謀堅約，”一面還主張“益堅俄助。”後來，隨着沙俄的侵略嘴臉暴露得愈來愈充分，維新派對它的揭露亦愈來愈徹底，指責“俄為虎狼之國，日以吞併為事”，“稍倚其力，必干預其政”，強調“欲變法自立者，宜早為計，欲保國自立者，宜勿依人”。

總之，楊深秀在百日維新前夕的活動，反映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為了摸索救國救民的道路，經歷了艱難而又曲折的歷程。他們對帝國主義列強的認識，還停留在低級的感性認識的階段。

楊深秀的主張體現了其深謀遠慮：八股文的弊端在中國已經積累了幾千年，想一朝掃除，決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只能循序漸進，才有可能徹底根除八股制度。由於楊深秀提出了這些改革的措施，因而遭到了朝中大臣的嫉恨和排擠。楊深秀在此後又上書朝廷，請求選擇通才召見試用，把那些老弱庸愚之人全部罷免掉。此書一上，朝中的守舊大臣更對他恨之入骨。湖南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成效顯著，但湖南守舊黨卻與之為難，紛紛上書彈劾陳寶箴。朝中大臣唯有楊深秀一人為陳寶箴剖辯，陳寶箴因此才能得以重新施行新政。戊戌政變後，維新派被朝廷緝捕，京中人人恐慌，沒有人敢與清廷守舊黨相對抗。楊深秀卻不畏清廷之殘暴，毅然上書質問光緒皇帝被廢的原因，援引大義，切陳國難，要求慈禧太后撤簾歸政，因此而被捕入獄。在獄中寫成詩作十幾章，愴懷皇帝，憂念外患，那種忠誠的氣節，溢於言表。楊深秀為官清正廉潔，取與之間，一絲不苟。做御史時家裏仍然很窮，衣食有時都供應不上，只有靠詩文自給，雖然如此，卻不曾稍改其志。在京城住了二十年，惡衣惡食破車老馬，生活艱苦，對自己要求很嚴，高尚的氣節無與倫比，有古君子的風範。

有《楊漪村侍御奏稿》、《虛聲堂詩抄》、《聞喜縣新志》。

“戊戌六君子”就義時，楊深秀49歲，楊鋭41歲，劉光第39歲，譚嗣同33歲，康廣仁31歲，來自福建侯官的“才子”林旭，年僅24歲。

一代風流倜儻的志士仁人，以天下為己任，捨生取義，臨大節而不辱。

他們手無寸鐵，甚至可説是手無縛雞之力，但他們有的是滿腔熱血，一片丹心，甘願為國家民族捐軀灑血，冒死不辭。他們真是將自己的人生的極致，義無反顧地湧入了歷史的大波。至今思之，令人無限感慨，唏噓不已。

儀張村就在新開的二級路旁側，儀張村到了。

楊深秀墓在村邊不遠的地方，熱心的縣文博館館長張英雋先生，很快領到了那裏。墓丘完全可以用“荒涼”兩個字來概括。一座並不高大的圓土堆，用石塊圍砌着，寂寞地立在一片果園中。果園裏間作着小麥，成熟的麥子正待收穫，金黃耀眼。若不是墓丘前面有一塊上書“戊戌志士楊深秀之墓”的碑石，誰會相信這土堆會屬於名震中外的一代英傑。

“六君子”血濺菜市口時，何等的陰森恐怖。楊深秀的屍體，是他的大兒子黻田在山西同鄉的幫助下收殮回來的。縫了八大針才將頭顱與身體連綴。也是在山西同鄉的幫助下，黻田將父親的靈柩運回了聞喜老家。深秀在京還有一小妾，當時京城裏盛傳是自縊了的，其實是在混亂中逃離了京城，以後又輾轉回到聞喜，與黻田的妻兒生活在一起。為官清廉的楊深秀，家無餘財，生前沒有積蓄，又遭抄斬的滅頂之災，是回鄉後草草安葬了的，豈敢鋪排，也鋪排不起。當時只怕是連一塊碑石也未曾豎立。楊深秀雖身為御史，生前兩袖清風，死後一不黃土，盜墓賊當然是無須光顧的了。

楊深秀有三個兒子：黻田、墨田、孤田。大兒子黻田，戊戌變法時是隨父親留居京城的。據《清史稿》記述：楊深秀寫成了“抗疏”，要讓慈禧歸政光緒，“方疏未上時，其子黻田苦口諫之，深秀厲聲喝之退”。生性懦弱、謹慎的黻田，是被父親淋漓的鮮血喚醒了的，此後思想激進，擁護辛亥革命，曾出任民國後的聞喜縣長，後終老故鄉。

在儀張村，問起楊深秀的後人，陪同的張英雋先生説，黻田先生的老伴還在呢，於是相隨前去探望。

儀張是個大村，新房與舊宅參差，磚牆和土圍毗連。七拐八繞，八卦陣似的，終於找到了一處院落，黻田先生遺孀林風雪老人的住地。

這是一座極其破舊的農家小院，你很難想象，這座鏽磚土牆比一般農家還要寒酸的小院，竟會是楊深秀後人的居所。林風雪老人，河北束鹿人，嫁與黻田在這裏已生活六、七十年。

老人94歲的高齡，歷盡風雨雪霜，如今病骨支離，生活不能自理，但記憶清晰。現由她的大女兒去域在家侍奉。去域也已76歲，退休前為運城高專教師。

在儀張故里，還有楊深秀的三兒子孤田的後人。依照楊深秀給他的孫輩名字的取字，他的孫子、孫女的名字分別為：去域、去塵、去壅、去坷、去垢……史書上説楊深秀以“澄清天下為己任”，他孤傲高潔，獨立不遷，從給子孫的取名上，也可以看出他寄望後輩力除社會污垢坎坷，為國成才，澤及蒼生的拳拳之情。

楊深秀生前還曾留有《楊漪村侍御奏稿》、《雪虛聲堂詩鈔》等著述，可惜未能整理出版，深為憾事。

當今，在這個經濟洶湧，快餐文化盛行的年月，若要進入一個追求學術、追求真理的境界，遠比進入“戲説”什麼歷史故事和人物之中，要困難得多，也枯燥得多，更不要去奢談什麼憂國憂民了。

歷史上的那些曾留下熱血和生命，那些曾令人肅然景仰、滌盪着靈魂的身影和足跡，有多少已被記憶的塵土所覆蓋，被時光的風雨沖刷得蹤跡依稀而少有人問津了。物質的誘惑，像一條恣肆汪洋的河流，卷載着人們漂流而去。

但對聞喜並不悲觀。所謂“花落春猶在”，這塊古河東大地上的豐厚的人文積澱，仍在向世人展示着它昔日的輝煌。這塊曾經產生過裴氏家族、楊門義傑的土地，仍然是人們解讀何以在歷史上崛起一個名門望族和俊傑義士的最翔實、最原始的“文本”。倖存在這裏的地上和地下的文物古蹟，也正在吸引着愈來愈多的學者和遊人。裴家的德業文章，楊公的驚世壯舉，不僅是聞喜奉獻給中國的一筆財富，同時也是聞喜現代化經濟文化建設的人文源頭和根基。

聞喜畢竟是值得欣喜的。聞喜正聞雞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