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淑慧

楊淑慧，祖籍湖南湘潭，父親楊卓茂是上海總商會的主任秘書，在當時的大上海小有名氣。楊淑慧也算是有錢人家的富貴小姐，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絕非一般女子可比。楊淑慧思想比較新潮，屬於新女性，追求自由婚姻。楊淑慧家與李達家相距不遠，楊淑慧經常到新婚不久的李達家玩，因此認識了周佛海。眼前這位窮酸留學生周佛海雖然穿一身髒兮兮的白西裝，瘦瘦的，高高的，但楊淑慧讀過周佛海發表在《解放與改造》上的不少文章，知道這個年輕人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楊淑慧後來在《我與佛海》一文中，回憶了她與周佛海由認識到同居的詳細過程。她與周佛海第一次相識是在李達的家裏，當時她顯得十分拘謹，周佛海卻態度大方，説話隨便，而且“頭髮亂蓬蓬的，一套山東府綢裝的白西裝，背上已染上枯草般顏色，髒得不成樣子”，“但在又髒又亂的衣服頭髮之外，卻有一張英俊挺美的臉孔，令人尚不發生惡感”。

在周佛海的一生中，其妻楊淑慧，是一個值得説一説的人物。周佛海喜歡玩女人，除老婆、情人外還經常光顧妓院，染上了花柳病。他的一生又彷彿是一隻在女人羣裏飛翔的風箏，而這放風箏的人正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楊淑慧，一個左右周佛海一生的女人。楊淑慧出身於湖南湘潭名門，幫周佛海佈置過中共“一大”會場。她生性潑辣，處世圓滑，見多識廣；不干預政事，卻酷愛斂財，是周家的小財政部長。在上海解放後，她幫助政府尋找到了中共“一大”會址，做了一件好事。

周佛海出生於湖南省沅陵縣一個偏僻的山村。16歲時，母親幫他包辦了一門婚事，女方是本鄉白合村慄山峙鄭永漢的女兒，叫鄭妹，比周佛海大3歲，按當地風俗來説是“女大三，抱金磚”。鄭妹長相俏麗出眾，雖然沒有進過學堂，但因家教好也略通文字，且兩家人世代聯姻，相互熟悉。結婚一年後，鄭妹為周佛海生下了一個女兒，取名周淑海，兩年後又生下一個男孩，取名周少海。

王會悟是一位熱心人，她見楊淑慧與周佛海頗有幾分意思，就決定給二人做媒。她先找楊淑慧，楊淑慧畢竟長在開放的大城市裏，接受過五四的洗禮，曾多次對父母講將來的婚姻要自己做主，自己選中意中人後再帶回家讓父母過目。王會悟先向楊淑慧稱讚周佛海有才華且將來大有前途，楊淑慧當即就同意了。接着王會悟又找到周佛海，這時周佛海才向王會悟説明自己在湖南鄉下有老婆，而且已經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周佛海想到為了自己留學，妻子鄭妹在家辛辛苦苦照顧母親及兩個孩子，一時不知如何處理眼前這件事情，但他又為青春嫵媚、受過良好教育的闊小姐即將到手而興奮不已，想到鄉下那個文盲老婆時，周佛海真是恨自己不該那麼早就結了婚。王會悟為迷茫中的周佛海想到了一個好主意，她對周佛海説：“楊淑慧可以在你未來的事業上為你提供幫助，而鄭妹僅僅是一個不識字的女人，你可以寫封休書給她，一切不就完事了？”周佛海經王會悟這番鼓動，當即欣然同意，於是與楊淑慧墜入愛河。暑假很快就結束了，周佛海只得返回日本繼續學習。

1921年夏天，周佛海利用暑假從日本回國參加中共“一大”的機會，再次見到楊淑慧，並直接向楊淑慧求婚。楊淑慧後來回憶説：“那可以説出於我意外，但也可以説正是我意中的事。”還是初戀的楊淑慧畢竟才20歲，她沒有直接答應周佛海的請求，而去徵求父母的意見。周佛海當時已經相當有名氣了，他的一舉一動早成為記者們關注的焦點，就在周佛海與楊淑慧訂婚的前幾天，一位消息靈通的《上海時事新報》記者在報上不指名地刊登一條新聞，大意是“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稱是最進步的社會主義信徒，早已在鄉間結過婚，聽説還有了孩子，可是又在上海與其同鄉商界某聞人的女公子大談戀愛，看來又要再度作新郎了”。楊淑慧父女看到這則消息後呆若木雞。為了阻斷女兒與周佛海往來，楊卓茂夫婦把女兒關在自家的閣樓上。被關的第三天，楊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後，二人悄悄離開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兒島。楊淑慧從此與父母中斷聯繫，直到她與周佛海第一個孩子在日本出生，她的父親才同她通信。初到日本時，他們的生活十分清貧，但日子過得十分愉快。1922年10月20日，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是一個男孩，叫周幼海，抗日戰爭後期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南京等地從事地下工作，1949年後在上海公安局任科長，1955年受潘漢年案的牽連，被關進秦城監獄長達20年。關於周幼海的出生，周佛海有如下記載：“幼海是京都出世的，當時窮得要命，淑慧生產時當然不能進醫院。生產的那天，恰好大雨，牧田老太太連夜於大雨中去接產婆，以後時常幫助淑慧撫養小孩。”“多了一個小孩子，事情就多得多。有時我正在苦心焦思，研究一個理論的時候，小孩大聲啼哭，真是心煩。淑慧除燒飯、洗衣外，又加上撫養小孩的事，生產之後不到四天就起來燒飯，可見得當時的艱苦了。有次我去上課，她去買菜，把小孩一人放在房中，忽然房中席子着起火來，剛好那時她回來，已經滿屋都是煙，小孩悶得氣都閉塞了。如果她遲到10分鐘，房子就會燒掉，小孩也要葬身於火窟了。”二人真是患難夫妻。

楊淑慧還是一個有主見、敢做敢為的人。早年她曾經冒着坐牢的危險，給共產黨當交通員。周佛海投奔汪精衞當漢奸時，第一個反對的就是楊淑慧，周佛海只得反覆做其夫人的工作。楊淑慧外表既淑且慧，但性格剛強，潑辣兇悍，伶牙俐齒，愛嘮叨，得理不饒人，一旦將其惹急了，混鬧起來，就會不顧一切，不計後果，周佛海因而懼她三分。二人雖是患難夫妻，但楊淑慧在情感上缺乏温柔的一面，也給周佛海尋花問柳提供了可乘之機。

周佛海對楊淑慧的感情是很深的，即使在他生活中出現第三者時，他內心對其妻還是割捨不下的。周佛海出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時，在南京就常常與一個叫陳曼秋的女人廝混。1937年8月4日午後，周佛海在陳曼秋家呆了三個小時，兩人涕一把，淚一把，彷彿生離死別，可以説是“悽絕人寰”。晚上9點多，周佛海回到家中，因中日已經開戰，遂決定先送其妻去長沙躲躲。想到將與妻兒別離，他“未免依依，惟不敢表示，恐淑（慧）傷心”，夫妻長談了三個多小時。蔣介石對周佛海在生活上的不檢點進行過多次指責、批評，使得周佛海對蔣介石極其不滿，這也是周佛海後來投靠汪精衞的原因之一。

周佛海與楊淑慧最嚴重的一次感情危機是因為筱玲紅。早在1941年四五月，汪偽特工總部的吳四寶在家裏開堂會唱戲，目的就是要巴結汪偽集團的第三號人物周佛海，他請來京劇名角“小伶紅”，親自替周拉皮條。周佛海與“小伶紅”一見傾心，立成好事。當時“小伶紅”的年紀不過十七八歲，可以任周擺佈。周怕老婆楊淑慧的潑辣，就將她藏在親信孫曜東的家中，常去幽會。楊淑慧探悉此事後大發雌威，她叫來許多人拎了馬桶到孫家大打出手，將孫曜東弄得滿身糞汁，狼狽不堪，“小伶紅”被嚇得臉色刷白，跪在地上磕頭求饒。周佛海事後也毫無辦法，只好答應分手。“小伶紅”還替周佛海養了個女兒，楊淑慧死活不認賬。再後來，周佛海又把“小伶紅”改藏在法租界雷上達路崗田酉次家中，崗田是日本人，當時擔任汪偽政府的經濟與軍事顧問，因為楊淑慧還是害怕日本人的。周佛海幾經折騰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解決家庭矛盾，將筱玲紅喚來，當着楊淑慧的面發誓二人從此不再來往。但過了20多天，周佛海又控制不了自己，故伎重演，事後自己又後悔不迭。他在日記中寫道：“盛氣之下，對淑慧甚為失言，愧悔無已。”楊淑慧對此也自有一套辦法，就是周佛海走到哪裏，她就跟到哪裏，但還是看他不牢。1944年周佛海心臟病發作，他獨自到日本東京治病，又和日本護士金田幸子搭上了，並乾脆立其為側室，還生了個女兒，名叫白石和子。這一次楊淑慧只得忍耐，因為對方是日本人，她惹不起，不像“小伶紅”那麼可欺，況且這次為周佛海拉皮條的是汪偽經濟顧問崗田酉次。

為了能牢牢拴住周佛海那顆心，楊淑慧曾為周佛海買來一位年輕漂亮的女子，名叫月娟，名為照顧周佛海的生活，其實專供周佛海蹂躪，成為周佛海發泄的工具。直到1944年12月8日，月娟才離開周佛海，周佛海為此在日記中記載道：“月娟去矣，後會必不可期，又是一場春夢！傷感之情，豈能抑耶？”除了在外包養女人，妓院也是周佛海常常光顧的地方。上海會樂裏長三堂子是一個頗上檔次的妓院，周佛海就是那裏的常客。有張小報曾登過周佛海的一段豔事：有個叫真素心的名妓死活要周佛海給她寫副對聯，周的字跡奇劣，但文才很好，立刻揮筆寫就：“妹妹真如味之素，哥哥就是你的心。”在當時傳為笑談。

抗戰期間，楊淑慧追隨周佛海叛國投敵，投靠日本，淪為漢奸。但在抗戰中後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拋棄了曾向汪精衞做過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證”，厚顏無恥地倒向了蔣介石，拜倒在蔣介石的腳下。1942年10月，周佛海揹着汪精衞，派人潛往重慶，為重慶方面輸送了不少重要情報，還設計殺死了汪偽國民政府的特務頭子李士羣。後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長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帶部署軍事力量，阻止共產黨等革命勢力進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偽政權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蔣介石再表忠心：“職與其死在共產黨之手，寧願死在主席之前。”這種種“傑作”，使周佛海贏得了蔣介石的嘉獎，並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指揮。這樣，周佛海搖身一變，從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

當中國國民黨大批人馬到達上海後，周佛海失去了利用價值。一個來月後，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快速嚴懲漢奸”的壓力下，周佛海被軟禁在重慶，後來又被移交南京監獄。1946年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判處周佛海死刑。

在周佛海被判處死刑後，楊淑慧當即上訴，但1947年1月20日被最高法院駁回，維持原判。按照國民黨的法律，還有最後一條路，就是家屬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但楊淑慧抗告後仍被駁回。駁回之日，正好是1947年除夕。滿城的迎新年爆竹聲，使楊淑慧心頭痠痛無比。因為抗告駁回24小時之內，丈夫隨時可以被槍斃。楊淑慧以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勇氣，當夜就闖進了蔣介石侍從室機要秘書陳方的家。陳方見她頭髮蓬亂，臉色刷白，知道定有急事，説：“周太太，定定神，慢慢地説。”楊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樣子：“抗告駁回，佛海隨時可以被槍斃。如果蔣先生一定要殺他，就殺吧。我馬上到香港，將蔣先生的親筆信向海內外公佈。這是個政治道德問題，看今後還有誰肯替蔣先生賣命！”陳方一聽也着了慌，連忙説：“蔣先生早已説過，沒有他點頭，任何人不得處決佛海。法院如要執行，肯定先要有文到侍從室，我一定壓下。我以生命擔保，佛海不會死。等到大年初一，我向蔣先生拜年，一定提醒他處理佛海的事。周太太放心吧。”陳方言盡於此，楊淑慧只得半信半疑走了。天寒地凍，朔風凜冽，她聽着遠近爆竹聲，猶如萬箭穿心。大年初五一過，毛人鳳突然找到楊淑慧，説蔣介石召見她。她到了官邸，陳方領她進去，只見老蔣早端坐在客廳裏了。她一見蔣介石，眼淚就簌簌地流了下來，趕忙跪倒在地，什麼話也説不出來，只有陣陣抽泣。蔣介石皺着眉頭，打破沉默説：“這幾年的東南淪陷區，還虧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來，安心回去吧，我會想辦法的。讓佛海在裏面休息一兩年，我一定放他出來。”楊淑慧終於吃了定心丸，輕輕地又磕了幾個頭，站起來走了。直到1947年3月26日，蔣介石才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發佈特赦令。命令説：“……周佛海在敵寇投降前後，維持京滬杭一帶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塗炭，對社會之安全，究屬不無貢獻。茲依約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准將周犯原判之死刑，減為無期徒刑。此令。”

原上海博物館館長沈之瑜回憶説，1950年，他在上海市文化局社會文化事業管理處當處長。一天，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姚溱告訴他，為迎接中共建黨30週年，市委決定尋找當年中共“一大”會址，此事屬“社會文化事業管理”範疇，所以要他負責尋找。

茫茫大上海，何從尋覓中共“一大”會址呢？姚溱手中唯一的線索，是市公安局局長楊帆提供的。楊帆手下有一副科長，叫周之友（中共黨員，原名周幼海），乃周佛海之子！父子分道揚鑣，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周之友提供了重要情況：其一，他的母親楊淑慧在上海。中共“一大”期間，周佛海正與楊熱戀，曾帶她去過開會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裏送過信；其二，周佛海寫過一本《往矣集》，談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

在上海圖書館，沈之瑜查到了《往矣集》，書中有一句話極為關鍵，即開會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貝勒路”自1943年起改名為黃陂南路。這樣，就確定了尋覓的大致範圍。隔了一天，楊淑慧奉楊帆之命來找沈之瑜，説是將盡力幫助尋找李漢俊家。畢竟時過境遷，當年的“李公館”已面目全非。頭一天，無果。隨後，楊淑慧自己又悄悄來到“貝勒路”，細細回憶、尋訪。她終於發現，那白牆上刷着個“醬”字以及砌着“恆昌福麪坊”招牌的房子有點眼熟……經過確認，此處果真是李公館。此後詳細的報告報到北京，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十分重視這件事，為了慎重，決定由董必武再親自去一趟，加以證實。董老看後，證實那就是李書城的家，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所在地。董老接見了楊淑慧，並表揚了她。後來，鏟去了牆上的石灰和“醬”字招牌，這才恢復了李公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的本來面目。

楊淑慧為了救丈夫，積攢的錢全部花光了。解放初，雖然為尋找“一大”地址得到政府表揚，但不久“潘漢年案”牽連到她的兒子周幼海，楊淑慧也被株連入獄，1957年1月被釋放出來。此後一個人獨自生活在上海一個破舊的小閣樓上。1962年冬去世。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