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沫

1914年8月25日，出生於北京。1922年至1928年，在北京第22小學和14小學讀書，期間學過武術。1928年至1931年，在北京西山温泉女子中學求學。1931年夏，抗婚離家出走；同年秋，在香河小學教書，並與張中行熱戀。 ^[5] 

1932年至1934年春，失業在家，與張中行同居。1933年1月，接觸左翼進步青年及進步書籍，開始嚮往革命；同年，前往河北定縣鐵路員工子弟小學教書，第二年又失業。1936年2月至5月，在香河縣立小學教書；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5] 

1937年七七事變後，隨哥哥前往上海投奔妹妹白楊，期間在《大晚報》發表過幾篇短篇小説，後又奔赴冀中，投入抗日遊擊戰爭；12月，擔任安國縣婦救會主任。1938年5月，調冀中區任婦救會宣傳部長。1939年5月，調冀中十分區任婦救會宣傳部長。 ^[5] 

1941年春，因病到鐵路西十分區易縣的後方醫院療養半年多。1942年1月，在平西遊擊區的挺進報工作；4月，前往華北聯大文學系學習半年；11月至1943年3月，在十分區政治部臨時幫忙。1943年4月，回十分區任抗聯會宣傳部長。

1944年8月，調十分區黎明報社任編輯。1945年11月，調《晉察冀日報》任編輯，文藝副刊主編。1949年3月15日，返回北京；5月，調任北京市婦聯宣傳部副部長；7月，因劇烈腹痛，被檢查出宮外孕，後進行手術，切除了右卵巢。 ^[5] 

1950年7月，出版中篇小説《葦塘紀事》，描寫了抗日戰爭的一段經歷；8月29日，前往上海治病。1951年9月，開始寫《燒不盡的野火》；11月，從上海返回北京；同年年底，辭去北京市婦聯的工作，把關係轉到了北京市委組織部，後又轉到了北池子街道。 ^[5] 

1952年7月底，前往北戴河休養；同年秋，在《新觀察》發表中篇紀實小説《七天》；11月，調至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任編輯、支部書記。1953年9月，前往通縣田家府村幫助農村整改，參加蹲點，給農民羣眾講解糧食統購統銷政策。1954年春，結束農村蹲點，返回北京。 ^[5] 

1955年4月底，長篇小説《燒不盡的野火》完成，後更名《青春之歌》；5月3日，前往上海出差；6月，返回北京；8月，開展“肅清胡風反革命分子運動”，楊沫擔任了文化部京滬調查組長，去南京、上海外調。1957年至1958年，在北京電影製片廠任編劇。 ^[5] 

1958年1月，長篇小説《青春之歌》正式出版；10月，前往蘇聯塔什干參加亞非作家會議。1959年初，《中國青年》雜誌發表郭開批評《青春之歌》的文章，引發全國展開討論；10月，電影《青春之歌》公開上映。1957年7月，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素不相識的老大娘》。 ^[5] 

1962年，調任北京市文聯任作協籌委會副主席。1964年，前往北京房山縣南韓繼大隊蹲點。1966年6月，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之後回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 ^[5] 

1967年4月，《青春之歌》再次遭到大規模批判。1969年2月，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揭露為“假黨員”，被迫寫認罪書。1971年1月，正式恢復黨組織生活。1972年，開始創作長篇小説《東方欲曉》。1978年1月14日，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訪問巴基斯坦；3月，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9月，出版短篇小説集《紅紅的山丹花》。 ^[5] 

1979年5月，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9月，在《浙江日報》發表報告文學《是這樣一個人》。1980年6月，發表《東方欲曉》第一部；9月6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替劉亞光辯解的文章《這個事情出現在正向四化進軍的今天》；10月，發表報告文學《不是日記的日記》；10月22日，返回湖南湘陰縣老家；10月28日，與中國科學院院長方毅面談劉亞光問題；同年當選為北京市文聯副主席。 ^[5] 

1981年4月，赴美國參加國際女作家代表會議；10月，《楊沫散文選》出版。1982年8月，出版散文集《大河與浪花》；11月，《楊沫小説選》出版。1985年4月，出版傳記文學《自白——我的日記》。1986年5月，出版長篇小説《芳菲之歌》；年底，為《小説林》擅自刊登《楊沫的初戀》一文向有關部門提出抗議。 ^[5] 

1989年1月，當選為北京市文聯主席；9月，訪問德意志民主共和國；11月，開始為雄縣農民王漢秋寫信申訴。1990年10月，出版長篇小説《英華之歌》。1991年初，替徐明清寫文章辯解；10月8日，《楊沫文學創作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小湯山召開。 ^[5] 

1991年春至1992年11月，為《梅開二度訪楊沫》一文打官司，最後勝訴。1992年至1994年，《楊沫文集》出版。1994年3月，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寫提案，呼籲改選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的領導班子。1995年5月，寫完最後一篇懷念胡開明的文章；12月11日，楊沫去世，享年81歲。 ^[5] 

2019年9月23日，楊沫長篇小説《青春之歌》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説典藏”。 ^[4] 

1931年夏，楊沫與張中行相識。張中行是香河縣東河屯鎮人，當時叫張玄，1909年生。三四歲時就由家庭包辦，與一農村女子訂了婚，1926年17歲時正式結婚。妻子是個文盲，小腳，相貌平平，性格温順。張中行在外面上學，只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妻子任勞任怨，洗衣做飯，下地幹活，孝敬公婆，恪守婦道。即使後來張中行在北京與楊沫公開同居，這妻子也沒一句怨言。 ^[5] 

1931年9月初，楊沫動身去香河教書，去香河之前又與張中行見了面。此後，兩人開始了頻繁的通信聯繫，感情迅速升温。楊沫與張中行的戀愛，是第一次熱戀，很快就懷了孕，但張中行得知後卻愁眉不展，楊沫非常敏感，認為自己懷孕後，張中行明顯疏遠了他，於是賭氣離開，不再找他。到了1932年夏，楊沫的肚子在一天天變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張中行的住處附近，租了間房子。張中行還常常來看她，可兩個人感情上已有隔膜。兒子生下12天后，兩人重新同居。 ^[5] 

1932年，楊沫與張中行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後因病夭折。1936年3月，楊沫與馬建民相識，因此產生情愫，隨着時間推移，楊沫與張中行的隔閡越來越大，雖然已經懷上了第二個孩子，但是越來越無法忍受學究妻子的生活。1936年6月，楊沫偷跑回北京，並寫信要求斷絕關係；6月10日，楊沫與馬建民結為夫妻；11月，楊沫與張中行的女兒馬徐然出生，馬建民明知是張中行的孩子，但仍十分疼愛。 ^[5] 

1938年冬，楊沫與馬建民的兒子馬青柯出生於河北。1945年8月3日，楊沫與馬建民的女兒馬豁然出生於河北。1947年，楊沫與馬建民的兒子馬波（即老鬼）出生於河北。1977年9月，因矛盾激發，楊沫與馬建民分居異地。1985年8月30日，馬建民逝世。1989年9月，由雙方摯友介紹，楊沫與李藴昌結婚。 ^[5] 

楊沫出生在北京，原名楊成業，在家裏排行老二。哥哥楊成勳，長楊沫12歲。二妹楊成亮，小楊沫4歲。三妹楊成芳，即白楊，小楊沫6歲。 ^[5] 

楊沫的母親叫丁鳳儀，湖南平江縣人，出身書香門第，曾在長沙女子師範學校讀書，俊美出眾，懂詩文，遠近聞名。楊沫的父親叫楊震華，湖南湘陰人，出身農家，中過舉人，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商科，先後創辦新華商業講習所、新華商業專門學校為。他頭腦聰明，又懂商業，通過辦教育，募集到一大批捐款，很快發達起來，成為大地主。 ^[5] 

楊沫雖然有親生父母，事實上卻好像是個孤兒。楊沫10歲時，這個富裕家庭開始衰敗。因家境的衰落，生活越來越窘迫，楊沫回到家中，常常是有一頓，沒一頓，餓肚子習以為常。有時候，家裏根本不做飯，上街買幾個燒餅，就着醬蘿蔔，打發了事。等1931年上到初三年級時，父親為躲債，逃之夭天，全家更加貧困。 ^[5] 

參考資料： ^[2] 

愛情是革命題材中不可缺少的主題，知識分子對於愛情一向有着浪漫的期望。《青春之歌》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廣泛關注和熱捧，最主要的原因是小説延續了愛情這一永恆的主題，小説講述了革命戰爭時期發生在一個小資產階級女性和三個男性之間的愛情故事。而在“十七年”時期的小説中，女性對於愛情的選擇，通常體現出的是她們內心對待革命的態度，她們往往會為了革命而去犧牲愛情。楊沫在其小説《青春之歌》中繼續沿襲了年代革命愛情題材小説中“革命戀愛”的敍事模式，表現了女性知識分子對於男性革命者的追崇，但是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下，它又明顯超越那個年代其他革命題材的作品，具有了新的時代特徵。 ^[9] 

楊沫深受魯迅小説的影響，善於選取日常生活中的一個側面，從小處落墨，以小見大，用一件很小的事情來反映當時的社會問題，雖然楊沫寫的是黑暗的社會以及人物的悲慘命運，但人們仍然能從中看到一絲曙光。如《浮屍》當中村裏小學的李先生説：“介紹小三子出去的王老爺不是好人，他是專替日本人當走狗，騙鄉下人到東北當勞工賣命的。日本人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把中國人看得連狗都不如。小三子不一定真是出去修鐵路……"《某家庭》中的結尾，炳兒對媽媽説的話，“爸爸是拿槍打日本鬼子去了嗎……”以及《死與逃》中一個白鬍子老頭看到王老祥慘死的感慨“唉！鬼子、財主害得人好苦呀！叫人抽白麪兒，叫人家敗人亡一家敗人亡！……”這些文字，在悲劇的氣氛中，為作品添加了一絲亮色，讓人們能夠看到希望的曙光。 ^[10] 

《青春之歌》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鮮明形象的知識分子羣體。由於階級出身的不同，對人生所持態度的不同以及思想上的千差萬別，他們所走的道路也是各式各樣的，比如林道靜由小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的成功脱變，比如餘永澤、戴偷就選擇了保守或反動的道路。這些描寫都緊緊圍繞着林道靜改造成長的主線，從不同側面供託、深化作品的主題。通過這些描寫，表現了知識分子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跟着黨幹革命，獻身於人民事業，才有光明的前途。同時從他們的發展和變化還可以看出，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最終必將匯入爭取民族和自身解放的時代洪流。 ^[9] 

《青春之歌》中不僅成功塑造了盧嘉川、江華、林紅這些英勇鬥爭、寧死不屈的優秀共產黨人形象，同時也描寫了一些容易動搖、沉淪甚至叛變的反面形象，這和對革命者的描寫形成鮮明對比。比如《青春之歌》裏的餘永澤、戴愉。他們作為一種典型負載了作者的道德評判，襯托出正面人物形象。 ^[9] 

“在大浪淘沙的時代，楊沫義無反顧地走上革命的道路，成為忠誠無畏的革命戰士。她和筆下的青年革命者一樣，確立了反抗與革命的志向，毅然投身於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偉大斗爭。她參加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並以這段“一生中最有意義、最為光彩”的經歷，錘鍊、造就自己，也為創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當代作家、中國作協主席鐵凝評） ^[8] 

“楊沫的一生和祖國的命運、人民的福祉休慼相連，她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獻給了社會主義文學事業。今天，我們正身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時代，要學習她堅定的理想、執著的信念和精神，承擔起時代和人民賦予的責任和使命。學習她始終保持與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為人民書寫、為時代放歌的創作品質，努力創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激發人們為實現中國夢而奮鬥的熱情。”（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副主席李冰評） ^[8] 

紅色經典《青春之歌》家喻户曉，成就了楊沫現代紅色經典作家的地位。林道靜、盧嘉川這些《青春之歌》中的人物曾經感染和影響了幾代人。（《光明日報》評） ^[6] 

2014年8月25日，為緬懷楊沫對中國文學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楊沫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於當日上午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在座談會上高度評價了楊沫的文學道路、文學成就和在文學組織與領導方面的巨大貢獻，充分肯定了其小説創作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楊沫同志親屬和生前好友以及家鄉汨羅市的代表，首都文學藝術界代表、文學愛好者等各界人士200多人出席座談會。座談會由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副主席李冰主持。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