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沛琛

1918年8月31日，楊沛琛出生於陝西省府谷縣磧塄鄉楊家莊村一個農民家庭，1927年在本村小學上學。1934年秋本村成為蘇區，便積極參與革命活動，加入少先隊並任中隊長，抄寫宣傳標語、站崗放哨、傳送雞毛信等。

1936年4月在三區工作，6月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並任團區委書記兼蘇維埃區主席。同年又調團縣委、神府特委宣傳部工作。

1937年1月調府谷縣委宣傳部工作，4月赴延安行政人員訓練班學習。

1938年8月調神府特委組織部任幹事。1939年12月在中央黨校學習。

1941年11月調任富縣運鹽工作團團長，後又調任綏德特委組織部幹事。

1942年2月調任佳縣縣委組織部部長。1943年9月調任米脂縣政府民政科長。1944年7月調任綏德專署民政科副科長。1946年12月調任榆橫專署民政科長。

1947年8月調任府谷縣政府縣長、縣委書記。

1949年7月調任榆林地委秘書長。1952年11月任榆林地委副書記。1953年4月任地委書記。

1955年3月調任陝西省林業廳副廳長、黨組書記。1958年1月省農業、林業兩廳合併後任副廳長、黨組副書記。1959年12月調陝西省農業機械局任局長、黨組書記。

1960年5月任陝西省林業廳廳長、黨組書記。11月調任中共榆林地委書記。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審查。

1970年3月參加陝西省毛澤東思想學習班。9月調寶雞地區工作，先後任生產組副組長、革委會副主任、市委常委。

1976年3月調任陝西省森工局局長、黨委書記。

1977年被選為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

1983年5月被選為中共陝西省顧問委員會常委。是陝西省第三屆、第四屆黨代表、省委委員，中共十二大黨代會代表，陝西省第一、五屆人民代表。併兼任陝西省老年法律協會名譽會長，陝西省老區促進會顧問、陝西省法官協會名譽會長、陝西省對外經濟律師事務所顧問、全國法學會理事、陝西省法學會會員等職。

1990年離休。

2011年6月23日因病醫治無效，在西安逝世，享年93歲。 ^[1-2] 

1918年8月31日，楊沛琛出生於陝西省府谷縣磧塄鄉楊家莊村一個農民家庭。由於生活所迫，楊沛琛11歲起就隨着爺爺上山放羊。楊沛琛是繼母帶大的，母子感情篤深。楊沛琛在回憶錄裏詳細敍述了和繼母在一起生活的日子，特別感謝繼母堅持送他上學讀書識字，學習文化，隨後接受新的思想，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4年府谷縣“鬧紅”，16歲的楊沛琛參加了少年先鋒隊，擔任中隊長。1935年國民黨圍剿神府蘇區，在一片白色恐怖、血雨腥風的緊急關頭，楊沛琛認準了只有共產黨才能解救勞苦大眾，毅然於1936年8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楊沛琛去延安中央黨校四十三班學習，親耳聆聽了毛澤東主席授課，還有葉劍英講時事、陳雲講黨建、朱德講南昌起義等專題課目。在校學習期間，楊沛琛和同學們曾去三十里鋪東溝伐木材，為中央黨校修建大禮堂；還隨三五九旅參加了南泥灣墾荒；同時又參加了延安歡迎朱德總司令回延安和周恩來副主席從蘇聯治療手臂歸來等各種重要活動，深深融入到了延安這個革命的大家庭和大學校。黨校學習結束後，父親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從1941年6月起先後在佳縣、米脂、綏德專署民政科、榆橫特委組織部等地任職。

楊沛琛曾在時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習仲勳的領導下工作，在擔任綏德專署民政科長時，工作之餘最大的娛樂就是在院子裏下象棋，有時習仲勳也來殺上一盤，戰爭歲月鑄就的革命友誼是真摯和永恆的（1998年習仲勳在深圳親切接見了楊沛琛，30多年未見面，但一眼就認出了楊沛琛，説：是沛琛同志）。1944年2月1日，楊沛琛和妻子艾桂蘭（米脂中學學生）在米脂縣城舉行集體婚禮，當時四對新人，新郎都不是米脂人，但都娶的是米脂姑娘，一時傳為佳話。米脂中學校長馬濟川先生特地贈送了一副“四筵設席，八姓聯歡”的對聯表示祝賀。

1947年8月，楊沛琛帶隊接管了剛剛解放的府谷縣，並出任首任縣長（後任縣委書記），主要任務是瓦解敵偽政權、籌糧支前和土改救災。在土改運動中，當時因受晉綏土改中“左”的錯誤影響，亂鬥、亂打、亂沒收十分嚴重，在全縣引起了混亂，人心惶惶，大量人員外逃，羣眾趕着牛車像流水一樣往內蒙古跑。一次，部隊擋住了一百多輛牛拉車，有人認為逃跑就是反對共產黨，要抓人沒收牛車。楊沛琛知道後，立即深入現場，調查研究，認真甄別，除個別地主富農外，其餘全部物歸原主，還到監獄甄別釋放了錯押羣眾，很快穩定了社會秩序。楊沛琛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一切從羣眾利益出發，使家鄉父老免受“左”的災難，老百姓口口相傳，感激地説：楊縣長是個大好人。 ^[3] 

楊沛琛生在榆林這片黃土地，長在榆林這片黃土地，不但和榆林的發展歷史緊密相連，而且曾在這片熱土上創造過輝煌，三次主政榆林，至今被人們傳為佳話。 1949年8月，楊沛琛和妻子用騾子馱着簡單的行李和一雙兒女，和挺進江南的戰友們一樣，滿懷豪情，從府谷走進了剛剛和平解放的塞上古城榆林城，就任中共榆林地委秘書長。1952年任地委副書記。1953年春任地委書記。這是楊沛琛第一次主政榆林。

此時正逢共和國剛剛誕生，楊沛琛響應黨的號召，帶領全區人民投入到熱火朝天的新榆林的建設中去。 榆林地區位於毛烏素沙漠南緣，千百年來，乾旱少雨，黃沙滾滾，植被稀疏，自然條件非常惡劣。為了改變榆林的貧困面貌，楊沛琛把治沙造林當作頭等大事來抓。他有一句名言：“榆林不治沙造林建不成共產主義。”他懷着滿腔熱情，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就開始推動榆林的治沙造林事業。他實事求是，尊重科學和尊重知識分子。楊沛琛在《回憶錄》裏寫道：“……由省城來的專家張培模擔任林業局副局長，他作了多次調查，有實物作證明，和我多次談論治沙造林，他是我治沙造林的科學老師，他説樹能活的原因和不能活的理由，證明了榆林的沙不僅可以治，還大有可為，奠定了我治沙造林的精神力量。”楊沛琛還支持鼓勵青年學生紮根榆林、建設榆林，像安康分配到榆林的學生李建樹（後任三北防護林建設局局長）和裴光青等，都成為林業戰線上的骨幹和名人。

在治沙造林的鬥爭中，楊沛琛還大力支持引進紫穗槐、沙竹、沙打旺、毛竹等耐旱植物品種，保證了治沙造林的順利進行。楊沛琛作為榆林治沙造林的先驅，他倡導和實施的宏偉事業，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建設、歷屆政府的努力、人民羣眾的奮鬥，荒沙基本上得到治理，沙漠變成了綠洲，水土流失得到控制，良田得到保護，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天的榆林已是一片綠色的世界，治沙造林的做法和經驗也得到了國家的肯定和表彰獎勵，在國際上影響很大。楊沛琛早年治沙造林的夢想終於得到了實現。

1954年春，楊沛琛接上級組織通知，擬調任中組部工作，赴西安等待任命，但中途情況有所變化，幾個月後楊沛琛二進榆林，再次擔任中共榆林地委書記。這段時間雖然很短，但父親和幹部羣眾心心相連，共同渡過了難關，有兩件事值得一提。這年8月間，榆林城郊發生蟲害，來勢洶洶，當時無藥可治，幹部羣眾心急如焚。楊沛琛帶頭動員了榆林城的幹部羣眾數萬人，用最原始的辦法手工捉蟲，幾天之內居然奏效，消滅了蟲害，保住了當年的收成。9月，榆林城區大雨滂沱，上游紅石峽水庫垮壩，城區周圍的水地全部被淹沒，洪水湧進城內二街。在萬分緊要的關頭，楊沛琛不顧個人安危，衝鋒在前，親自帶領幹部羣眾搶險，並急調解放軍堵住城門，保住了城內的安全。

1955年，楊沛琛調省上工作，先後擔任省農業廳、林業廳、森工局等部門的主要領導。1960年榆林遭災，楊沛琛臨危受命，第三次主政榆林。1963年盛夏，一場突如其來的冰雹襲擊了榆林，部分地區災情十分嚴重，城區周邊地區顆粒無收。楊沛琛深入田間地頭查災，男婦老幼圍着哭訴：吃什麼？怎麼活？楊沛琛看後很難過，安慰大家説：“不要怕！莊稼毀一茬，還可以種一茬，再説還有政府，不會讓大家捱餓的。”楊沛琛採取了糧食救濟和生產自救雙管齊下的辦法救災，平穩度過了災荒。 經過兩年的努力，農村工作剛有起色，但老天不遂人願。

1965年春夏，榆林地區又遭特大旱災，佳縣、神木等縣十分嚴重，楊沛琛深入佳縣查災，時值七月，但見地裏的糞堆還未動，心急如焚。8月去西安開會，給西北局和省委彙報榆林遭災的情況，劉瀾濤同志聽了後非常重視，要楊沛琛在人民大廈禮堂彙報榆林的災情，動員西北五省區大力支援榆林，決定派西北局經委主任戎子和為榆林救災工作團團長，副省長劉邦顯和楊沛琛為副團長，動員了11個省區組成送糧運輸隊，為榆林送糧。會後，楊沛琛親自出馬，四面求援，八方奔走，為榆林人民籌集救災糧食，一時間得到方方面面的援助，雲南省委書記閆紅彥無償給榆林送來大批糧食，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恩茂也給榆林送來了救災糧食和物資。楊沛琛還向時任三線建設總指揮的彭德懷（解放戰爭時期，在西北戰場的支前工作中，楊沛琛和彭總相識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尋求支援，彭總火速派出汽車團為榆林運送糧食，解決了燃眉之急。楊沛琛是人民的忠實公僕，他的心裏始終裝着榆林的父老鄉親。

這次救災，原計算調糧食三億斤，但因秋播未種上，第二年夏田又無望，救災糧食短缺，楊沛琛又向省上領導求援，提出增調五千萬斤糧食，當時分管財貿的副省長對再調五千萬斤為難了，問楊沛琛説：“沛琛，五千萬能不能不調？”楊沛琛回答：“如果不調，但餓死人，餓跑人，餓腫人，這個責任咱們誰也負不起。”省長笑了，五千萬斤糧還是按照楊沛琛的請求，如數調進了榆林。這三億五千萬斤救命糧，保證了榆林地區人民安全度過了災荒，確保實現了“不餓死一人，不餓跑一人，不餓腫一人”的工作目標。直到今天，榆林人民特別是當年的一些老同志提起調糧救災之事，還對楊沛琛稱頌不已。 ^[3] 

楊沛琛是一位愛憎分明、公道正派、堅持原則、廉潔奉公的共產黨員。在長達70多年的革命生涯裏，不論在順境時還是在逆境中，他都始終堅定不移地保持這種崇高的品質。1965年的救災剛剛過去，緊接着十年動亂的災難又不期而至。榆林的文化大革命和全國一樣，來勢兇猛，從1966年下半年到1969年底的三年中，楊沛琛作為榆林地區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遭受到了無數次的批鬥、戴高帽子、噴氣式體罰、棍棒拳腳的毒打。1967年耳朵又被造反派毒打致聾。特別是在軍管期間，面對非人的折磨和迫害，高大魁梧的楊沛琛體重不足百斤，穿着軍服空蕩蕩的，很不得體，但他還像參天的大樹那樣從不彎腰。

楊沛琛為何能挺過文革的折磨和迫害，是因為他想起了1958年修三門峽水庫時，在河南會興鎮和周總理拉家常，“總理説：‘楊沛琛能活到兩千年（2000年）’，那年我40歲，文革中48歲，爭取活到2000年82歲。所以我徹底打消了悲觀的念頭。”有一天，楊沛琛被允許回家取衣物，妻子看到楊沛琛被折磨得不成樣子，幾度哽咽説不出話來，楊沛琛安慰妻子説：“眼下這種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一定會過去，我不相信毛主席就不要我們這些幹部了。你放寬心，我不會死的，尋死就不是共產黨員，就是為了咱這一大家子，我也絕不會倒下！”文革中，楊沛琛在造反派百般的折磨下，從未講過一句不負責任的話，總是説：“我是榆林的一把手，所有工作中的錯誤應由我負責，你們不要整下面的幹部。”楊沛琛正氣凜然，勇於承擔責任和保護幹部的品德，深深地感動了榆林的幹部羣眾。不管是保守派還是造反派，不管是幹部還是羣眾，都對楊沛琛交口稱讚。

1970年，楊沛琛走出“牛棚”，調往寶雞市工作，先後任市革委會生產組副組長、市革委會副主任、市委常委等職。1978年1月，楊沛琛出任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在那個撥亂反正、百廢待興的年代，楊沛琛懷着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對國家命運的極大關注，對冤假錯案受害者的高度負責，實事求是，堅持原則，以飽滿的革命激情，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有時還通宵達旦工作，翻閲了陝西在十年動亂中的各類典型案件，和法院的同事一起，通過艱辛的努力，平反了堆積如山的冤假錯案。十年浩劫中陝西全省有兩萬多案件，各級法院平反糾正了一萬多件。特別是在死刑量刑的判決上，楊沛琛總結了1951年鎮反時的經驗教訓，複核更是非常慎重、嚴格。楊沛琛説“可殺不可殺的，一個不殺！殺人不是割韭菜，韭菜割了還長上來，人頭割了長不上來”，挽回了不少人的生命。楊沛琛和他的同事們一起為陝西司法界的重建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有人説，楊院長在任上，陝西每年少殺很多人。也有人稱楊沛琛是“楊青天”。1983年4月，楊沛琛任中共陝西省顧問委員會常委。1990年11月離休。 ^[3] 

2011年6月23日，楊沛琛在西安病逝，享年93歲。楊沛琛病逝後，最高人民法院、國家農林業總局發來唁電，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協和甘肅省委、省紀委、省委組織部、省政法委、省高級人民法院、省檢察院等單位敬獻了花圈，前來為楊沛琛送行的同事戰友和親戚朋友絡繹不絕。就連行動不便的原陝西省委書記白紀年，也執意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來到家中送楊沛琛一程。原陝西省委書記張勃興弔唁時，對楊沛琛評價説：“沛琛同志德高望重，對陝西有貢獻，是個好同志。”時任陝西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的李錦斌也去家中弔唁，代表省委對家屬進行慰問。

2011年6月27日上午，楊沛琛的追悼大會在三兆殯儀館正廳舉行。時任陝西省委書記趙樂際、省長趙正永、省政協主席馬中平等在西安的省級領導都參加了追悼會，楊沛琛生前的眾多老戰友、老同事300餘人紛紛前來送別。陝西省高級法院院長安東介紹了楊沛琛的生平，他説：“在長達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楊沛琛同志無論遇到什麼艱難曲折，始終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堅定不移，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始終把黨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兢兢業業，勤勤懇懇，恪盡職守，以身作則，清正廉潔，努力工作，為民族的獨立、人民的解放、社會主義建設以及人民司法事業努力奮鬥，奉獻了畢生精力。”

次日，陝西日報、陝西電視台等媒體作了報道。 2011年7月3日，遵循楊沛琛生前的遺願，省市法院在榆林烈士陵園舉行了楊沛琛骨灰安放儀式，圓了楊沛琛百年之後回到榆林的遺願。那天榆林下起了多年來少見的瓢潑大雨，好像上蒼也在悼念楊沛琛這位黃土地的優秀兒子。這天，楊沛琛多年的戰友和部下都來了，有的是兒女用輪椅抬上烈士陵園山坡的。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