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松

楊松，原名吳紹鎰，1907年11月生。1921年考入陳潭秋、董必武等人創建的武漢中學。1926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2月受團中央派遣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後，留校兼任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教員和俄文翻譯。1928年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1931年1月被選為團中央委員，隨後被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往符拉迪沃斯託克，任太平洋職工會中國部主任。1933年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指派，負責處理滿洲問題，參與東北地區黨的領導工作。

1934年，中共吉東局遭日軍破壞，楊松按黨組織要求化名吳平，以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身份回國到東北，成立中共吉東特委，任特委書記。同年底，兼任東北抗日同盟軍第四軍政治委員。1935年7—8月，楊松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其間，他參加了《八一宣言》起草工作，並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彙報黨在東北的抗日工作，提出組建統一的東北抗日聯軍的建議。在楊松等人推動下，從1936年2月開始，黨領導的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其他抗日武裝先後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

1938年2月，楊松從莫斯科回到延安，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並在中央馬列學院任教。同年9—11月，他作為東北地方領導幹部和抗日聯軍代表出席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並擔任會議秘書，參與文件起草。

1941年3月，中央決定創辦黨的歷史上第一張大型日報、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楊松被任命為第一任總編輯。他以高度的政治責任心和奮鬥精神，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與報社同志一起克服種種困難，使《解放日報》成為黨指導中國革命的重要武器。由於繁重的工作和艱苦的鬥爭環境，楊松患上肺結核，病情惡化，不幸於1942年11月病逝，年僅35歲。 ^[2-3] 

1927年2月底，經共青團中央介紹，楊松離開武漢前往莫斯科，進中山大學學習。不久，他在中山大學轉為中共黨員。楊松從中山大學畢業後，因為成績優異，繼續留校深造，兼作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員和俄文翻譯。

1934年後，日軍加緊了對東北、華北的侵略，東北的鬥爭形勢更加困難嚴峻。中共吉東局遭到破壞，部分山林隊叛變投敵，日軍連續進行大“討伐”。在這關鍵時刻，楊松化名吳平，受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委派，以滿洲省委巡視員的身份，於1934年7月由莫斯科經海參崴回到東北。他首先到穆稜縣，住在下城子區河西屯抗日老人姜結存家，開始籌建中共吉東特委。10月初，在姜家召開了有各縣縣委書記參加的吉東黨的第一次工作會議，成立了中共吉東臨時特委，楊松任特委書記。會後，楊松化裝成鄉村醫生，提着藥匣子，戴着眼鏡，留着八字鬍，穿着長袍、布鞋，深入穆稜、寧安、密山、勃利、饒河等縣工作。在密山縣，他發現縣委主要負責人不僅鬧派爭，而且也存在着嚴重的“左”傾錯誤。一是對上級黨的文件不認真學習、傳達貫徹，常憑個人主觀意志辦事。當時，日本人在土龍山要繳照（地主土地歸日本人收租）、繳槍、要姑娘，農民忍無可忍，起來暴動。地主謝文東也面臨着被繳照、繳槍的威脅，因而也被捲進了土龍山農民暴動的行列。他們迫切要求抗日武裝出兵支援，但縣委負責人以謝文東是地主武裝為由，拒不出兵。二是發展反日會會員條件過嚴，策反工作過急。共產黨員胡倫打入偽軍，工作很有成績，由於縣委負責人強令胡倫在偽軍中發動譁變，致使胡倫過早暴露，策反工作受到損失。三是忽視保密工作，羣眾都知道縣委機關駐地及縣委負責人姓名，若有一人叛變，縣委就會遭到破壞。根據這些情況，楊松採取了果斷措施，在密山哈達河子召開密山縣委擴大會議，進一步學習貫徹《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和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批評了縣委主要領導人的“左”傾關門主義錯誤，作出了改組縣委和加強反日武裝部隊領導等決議。會議還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決定，將密山游擊隊與人民革命軍合併組成東北抗日同盟軍第四軍，推薦李延祿任軍長，楊松兼任政治委員。日軍在我擴大會議之後不久，進行了一次大搜捕，由於措施及時，密山縣委未遭破壞。

抗日同盟軍第四軍剛建立時，部隊成分複雜，思想混亂，既有共產黨領導的密山游擊隊和李延祿領導的抗日義勇軍，還有亮山及王蔭武領導的抗日山林隊。一次，亮山及王蔭武部聯合繳了抗日義勇軍某部的武裝。抗日義勇軍主張以牙還牙，攻打亮山及王蔭武部，雙方劍拔弩張。楊松極力主張和平解決。他一方面批評亮山、王蔭武收繳抗日義勇軍槍支的錯誤；一方面又做抗日義勇軍的工作，給他們講若以武力解決，正中了日軍“以華制華、各個擊破”毒計的道理。他要求李延祿給對方寫信，告訴對方“只要不反共，繳掉的槍支就送給他們作為抗日的武器好了。如果願意和我們建立抗日同盟關係，他們有什麼困難，我們還要幫助他們解決。”亮山、王蔭武接到李延祿的信後，派人來向李延祿道歉，並説：“本來我們在誤會發生之後也考慮過，要是密山、穆稜河一帶山林子裏實在站不住腳，就要投降日本了。接到你們的來信，我們的這個念頭才打消了。以後，只要你們用得着我們，我們自然要盡力。”這樣，他們都不記宿怨，又重新聯合起來共同對日作戰。

為了進一步糾正“左”傾錯誤，貫徹執行“一?二六”指示精神，1934年12月20日，楊松又主持召開了寧安縣委擴大會議，並在會上講話，分析了東北的形勢，闡明瞭我黨的抗日主張。他指出：抗日鬥爭是艱苦的，日軍的冬季大“討伐”即將開始，必須堅決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聯合一切抗日武裝力量，做到有錢出錢，有人出人，有槍出槍，有糧出糧，共同抗日救國。會議經過協商，發表了抗日聯合宣言，並將綏寧反日同盟軍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五軍，由周保中任軍長。會後，楊松又深入部隊，幫助五軍層層建立黨團組織。通過各級黨團組織的政治工作和黨團員的模範作用，糾正了部隊過去存在的某些不良傾向，更加增強了戰鬥力。

吉東地區抗日武裝的統一和發展，威脅着日偽的統治。敵人為消滅抗日力量，在1934年冬至1935年初，對寧安地區連續進行了大規模的“討伐”。他們在戰略上採取一部分兵力駐在交通要道，一部分兵力集中進攻我抗日武裝；在經濟上採取封鎖政策，強迫山區農民搬家，實行“歸大屯”、十家連坐的保甲制，以斷絕抗日軍與人民的聯繫；還進行分化宣傳，提出“專打共產黨，收降山林隊”的口號。雖然日軍的“討伐”來勢兇猛，但是，經過整編後的東北人民革命軍，政治素質發生了很大變化。各抗日武裝在楊松、李延祿、周保中的領導下，聯合各階級、各階層、各民族，採用靈活的游擊戰術，攻擊敵軍薄弱環節，衝破包圍，開闢新的游擊區。部隊從寧安、密山向額穆、穆稜、勃利、依蘭等縣發展，形成掎角之勢，相互援救，牽制敵人兵力，並轉而包圍敵人的據點，襲擊車站和小市鎮，打得敵人首尾難顧，反“討伐”取得了很大勝利。

活動於密山、勃利一帶的“小白龍”“打東洋”“義軍”“西邊好”等山林隊，一方面反日抗日，同時又有綁票、搶老百姓馬匹和衣物的行為，羣眾十分不滿，稱他們為“鬍子”（土匪）。因此，有的人主張派部隊去繳他們的械。楊松則主張採取幫助、改造的辦法。他在李延祿部隊工作期間，得知李延祿的游擊隊經常配合、增援“小白龍”山林隊打擊日軍，因此兩部交情很深。於是，他在向李延祿瞭解情況之後，便跋山涉水，在深山老林中找到了“小白龍”。經過十幾天的工作，楊松瞭解到，“小白龍”原名蘇衍仁，是一位很有正義感、血氣方剛的愛國青年，曾率領五六百人的山林隊攻打過梨樹鎮，嚴懲了鎮裏的漢奸和地頭蛇，他的身上還留有日軍機槍打的傷疤。楊松對“小白龍”説：“你蘇衍仁舉義旗打日本，甚至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身負重傷仍然不悔，決心和日寇血戰到底，這是為了什麼？”

“小白龍”毫不遲疑地回答：“為的是趕走日本強盜，讓東三省的老百姓過上太平日子。”

“這就對了。可是你的部下卻有個別人打罵老百姓，搶奪羣眾財物，他們這樣做，和你讓老百姓過上太平日子的意願不正相反嗎？”楊松的這句話問得“小白龍”面紅耳赤，無言以對。

當他聽了楊松對他耐心講解軍民關係應當是魚水關係的道理之後，當即表示要把混進部隊裏的壞分子清洗出去，恢復“小白龍”山林隊的名譽。楊松離開這支山林隊不久，就接到自稱“吳平老弟”——蘇衍仁的親筆信，信中説他已從山林隊裏清除了20多名慣匪。這支山林隊經過整頓之後，軍紀嚴明，作戰勇敢，不久就加入了抗日聯軍第四軍，蘇衍仁還擔任四軍三團團長。後來，這支部隊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的重要組成部分。李延祿回憶説：“東北抗日聯軍得以發展、統一，楊松同志有很大的功勞。” ^[1] 

1941年5月，黨中央創辦《解放日報》，楊松調任總編輯。辦報開始，條件很差，人少事繁，百端待舉。但他知難而上，除親自處理各項繁重的日常事務外，還親自寫作社論，報紙發刊一個月，他就寫了29篇社論。這些社論，比較正確地分析了當時的戰略形勢，揭穿了遠東慕尼黑的陰謀，聲援了蘇聯人民的衞國戰爭和印度人民的民族獨立戰爭，批判了國民黨頑固派積極反共、消極抗戰的行徑，號召邊區人民、全國人民起來反對分裂，反對投降，堅持抗戰到底，對制止新的遠東慕尼黑陰謀，擊退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起了很好的作用。

創辦大型日報，開始缺乏經驗，辦報方針也不太明確。楊松最初是服從社長博古的指示，模仿蘇聯報紙的做法，每天一定要發一篇社論，國際新聞都要放在頭版等。聽了毛澤東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以後，他認識到報紙需要結合實際進行改革。他説：“我對於外國的事情，還可談幾句。對於本國情形，的確一點都不熟悉。今後我要下個決心，把自己改造一下，不然，對黨實在沒什麼用處。”他號召報社工作人員要加強學習，不僅要了解國際、國內形勢，更要熟悉邊區和根據地的歷史和現狀，腳踏實地地進行研究。為了更好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楊松多次到毛澤東那裏請教。毛澤東每次會見蘇聯客人，總是請楊松當翻譯。毛澤東還給他講蘇德戰爭、中國抗日戰爭，講紅軍長征和中國革命運動史，並指出：講中國歷史，要多講現代，少講古代，特別是遵義會議以後，黨如何挽救危局，要多加宣傳，讓大家知道正確路線是怎樣把革命引向勝利的。

《解放日報》創刊以後，楊松採用羣眾辦報的方針，親自寫信給在莫斯科的肖三，請他給報紙寫文章，特別囑咐説：“這也是你的責任。”肖三應約寄來了《紀念屈原》《偉大的愛，神聖的恨》等文稿，先後在《解放日報》上發表。在楊松擔任總編輯期間，《解放日報》已開始注意培養工農兵通訊員，到後來形成了一個有1000多人的基層通訊網。楊松對編輯部工作一絲不苟，每天從社論到消息報道，都逐字逐句的仔細檢查，用紅藍鉛筆勾出其中的錯誤。遇到疑難問題，就翻閲參考資料，找有關同志研究推敲，以求準確無誤。他白天在辦公室忙個不停，晚上回到家裏還工作到深夜，有時通宵不眠。吳文燾回憶説：“我們編輯每天三點鐘起牀到新華社取新聞稿，此時，楊松還在工作，在煤油燈下寫文章或審閲稿件。”在楊松和同志們的刻苦努力下，《解放日報》越辦越好，成為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辦得最好、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 ^{[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