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朔

1913年4月28日，出生于山東省蓬萊縣（今蓬萊區）城裏北街。1927年，隨舅父前往哈爾濱，在太古洋行做練習生、辦事員，業餘攻讀英語，受業於李仲都門下，研習中國古典詩文，並在《國際協報》《五日畫報》發表舊體詩。1929年，畢業於哈爾濱英文學校，之後當英文翻譯。 ^{[1]  [4]}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離哈去滬，集資籌辦北雁出版社，出版抗日進步書籍。1937年七七事變後，辭去太古洋行工作，投身於抗日救亡宣傳；同年9月，前往武漢與友人合資籌辦文藝刊物《自由中國》和《光明週刊·戰時號外》副刊；同年末，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介紹赴延安。 ^[4] 

1938年春，奔赴山西抗戰前線，臨汾失陷前輾轉到廣州。1939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組織的作家戰地訪問團，奔赴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隨八路軍轉戰南北，寫下許多反映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生活的作品，發表了反映陝北革命根據地人民抗日鬥爭的中篇小説《帕米爾高原的流脈》，並創作了一些歌頌抗日英雄、反映抗日鬥爭的通訊報道和短篇小説。 ^[4] 

1942年7月，到達延安，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並先後發表《月黑夜》《大旗》《霜天》《麥子黃時》等短篇小説。194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到宣化龍煙鐵礦蹲點，創作了反映工人生活和鬥爭的中篇小説《紅石山》。

解放戰爭時期，轉入部隊擔任新華社特派記者和師政治部領導工作，轉戰於華北一帶，參加過清風店戰役、石家莊戰役和平津戰役，並創作了多篇短篇小説和《北線》《望南山》兩部中篇小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華全國總工會文藝部部長。1950年12月，以《人民日報》特約記者身份赴朝鮮前線，寫出大量戰地報道，創作了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長篇小説《三千里江山》。1954年回國後，調至中國作家協會，任外國文學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發表《西北旅途散記》《石油城》等散文、通訊。

1958年後，從事外事工作，先後任中國保衞世界和平委員會副秘書長、亞非團結委員會副主席、亞非人民理事會秘書處中國書記、亞非作家常設局聯絡委員、秘書長等職，當選為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多次參加國際作家會議和世界和平的國際會議，創作大量反映亞非國家風貌和人民爭取獨立、自由、解放的優秀散文作品，結集為《亞洲日出》《東風第一枝》《生命泉》等。1959年，應邀在蓬萊閣上為家鄉文化界人士作了講學報告，並寫下描寫蓬萊勝景的《蓬萊仙境》《海市》等散文。

1960年1月10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應該作一個階級戰士》。1961年3月，散文集《東風第一枝》出版；4月29日，《人民日報》第八版刊登了楊朔的旅日遊記《櫻花雨》，文章把美軍在日本的勢力比作摧殘櫻花的風雨，而把日本人民比作在風雨中開放的櫻花。

“文化大革命”期間，楊朔被中國作協的造反派列為重點批鬥對象。1968年7月底，楊朔要求上書毛主席和要求與單位領導談話，均遭拒絕；8月3日，在絕望中吞服安眠藥自殺。 ^[3] 

1972年9月27日，中國人民保衞世界和平委員會革命領導小組發文稱“經審查，楊朔歷史是清楚的。他參加革命三十年來表現基本是好的。但由於其世界觀未很好改造，在工作中犯過一些錯誤。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由於對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經不起羣眾運動的考驗而自殺身死，決定給以政治錯誤結論。”

1979年，外交部最終做出楊朔“被迫害致死”的結論；同年12月，在八寶山舉行了楊朔的骨灰安放儀式。實際上沒有骨灰，骨灰盒裏僅放置了楊朔生前使用的老花鏡和一支鋼筆 ^[5]  。

楊朔的父親是楊清泉，是清末秀才 ^[4]  。楊朔的胞弟是楊玉瑋，曾與楊朔共同居住在北京祿米倉衚衕一處庭院 ^[5]  。

參考資料： ^[6] 

楊朔是以一個詩人的心靈來感受生活並表現生活的。他的散文絕大多數寫作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因此，中國人民嶄新的社會風貌和昂揚的時代精神，千千萬萬普通勞動者那美好的心靈和建設者雄偉的腳步，成為楊朔散文創作的主旋律。面對着全新的時代，楊朔那顆火熱、敏感的詩心，使他真切地感受到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如旭日東昇，正在蓬勃發展，我們的人民有着時代的自信，能夠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永不凋謝的春天，從而激發出一種不可止的熱烈、真摯、深沉的情感，寫出了一篇篇充滿濃郁詩情的錦繡文章，《茶花賦》就是其中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在《茶花賦》中，楊朔開篇就直抒胸臆，寫“我”因為久在異國他鄉，難免要懷念祖國，有時懷念極了，“我”也曾想：“要能畫一幅畫，畫出祖國的面貌特色，時刻掛在眼前，有多好。”酣暢淋漓的感情抒發，深深地打動了讀者，進而引起讀者內心深處的強烈共鳴。為了慰藉這種渴念便請人作畫，然而這卻使丹青高手頗感為難，因為無論如何潤色，也難以描繪出祖國日新月異的美景。無奈，作者只好“擱下這樁心思”。可以想象，這個沒有實現的願望不能“擱下”他對祖國的依戀呢。因此，當他“從海外歸來，一腳踏進昆明，心都醉了。”一個“醉”字，把久離母親的孩子終於撲進母親懷抱的感受描繪得淋漓盡致，使我們依稀看到詩人的醉心、醉意、醉態、醉容。當詩人一覽如火如荼的茶花，便詩心大動，如痴似迷，那壓抑已久的對祖國真摯濃烈的感情像火山一樣迸發出來，筆筆寫茶花，處處贊祖國，並以最美最豔的童子麪茶花象徵祖國美好的未來，真可謂情深意切。這正是作品立意高遠、具有詩般意境的堅實基礎，也是打動讀者的真正原因。 ^[7] 

在楊朔的散文中，“景”成了附麗於情與理之中的形象的外殼。楊朔善於捕捉濃情、哲理的噴吐口，常常即景抒情，即物言理。通過對一人一事的描述，一物一景的刻畫，展現出我們時代前進的步伐，抒發出自已強烈的情感。比如在《海市》中，楊朔開頭就以空靈的筆觸，勾畫了綺麗縹緲的海市蜃樓，把人們帶進一個色彩瑰麗的神話般的幻境裏去；接着憑藉巧妙的聯想，過渡到長山羣島風光的實寫，熱情謳歌那裏漁民今天的幸福生活；最後歸結到“真實的海市比起那縹緲的幻景還要新奇”。 ^[7] 

此外，在《茶花賦》中，楊朔還借絢麗的茶花，展現出祖國的欣欣向榮；在《香山紅葉》中，楊朔用豔豔紅葉寄寓久經風霜，愈老愈紅的革命精神；在《荔枝蜜》中，楊朔把清甜的蜜汁和新社會人民美好的生活聯繫起來，以歌頌創造清甜蜜汁的蜜蜂，進而歌頌創造美好生活的勞動人民。特別是楊朔的代表作《雪浪花》，借對雪浪花澎湃激盪的壯麗景象的描述，烘托出漁民“老泰山”這個詩意濃郁的形象，傾注了自己的情恩。 ^[7] 

楊朔的散文常常是在自然景物的刻畫中，通過豐富的聯想，揭示世人的靈魂和人生的奧秘，每每在關鍵時刻提出令人深思的問題，點出令人信服的哲理，並給予詩意的表達，使讀者受到啓發和教育。在很多情況下，楊朔是用警句的形式來體現這種人生的哲理的。像《蓬萊仙境》的點題和《金字塔夜月》篇末的結束語等，用的都是警句。正像一齣戲有它的高潮，一闋音樂有它的旋律精彩之處一樣，一篇作品也是要有它的核心的；而高度凝鍊、飽含着豐富哲理的警句，就是作品最閃光的地方。這些精闢言語，可以説是作者思想、知識、語言等要素高度結合迸發出來的火花。如在《荔枝蜜》中，楊朔透過荔枝樹林，看到辛勤勞動的農民時寫道：“他們正用勞力建設自已的生活，實際上也是在釀蜜——為自己，為別人，也為後代子孫釀造生活的蜜。”作者抓住“釀蜜”這個詞語的本義加以引申，把蜜蜂的生活和人們的生活緊緊聯繫在一起，生髮開去，平凡的事物頓時煥發出熠熠光彩，進而揭示了一個“充滿人世之間的”道理-生活是美好的，而美好的生活來自於我們普通勞動者無私的奉獻和辛勤的創造；勞動者是平凡的，但勞動者又是高貴的。假如人人都能如蜜蜂那樣，“對人無所求，給人的卻是極好的東西”，“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人類釀造最甜的生活”，那麼我們的生活將變得更加美好。楊朔這種在抒情、繪景的基礎上揭示道理的表現手法，往往給人以水到渠成之感，常常能引發讀者深深的思索，使之對生活的感悟更進一步。 ^[7] 

楊朔前期的小説創作亦可用“馬上記者”來作為概括。1937年12月，經黨組織介紹，楊朔由抗日救亡的中心武漢來到全民抗戰的策源地延安。在革命聖地的一個月中，楊朔見到了毛澤東主席，接觸了陝甘寧邊區的各界羣眾，然後經山西來到廣州。1938年夏天，楊朔在廣州應《救亡日報》編輯林林之約，開始寫作以陝甘寧邊區生活為題材的中篇小説《帕米爾高原的流脈》，這篇小説的發表，向國統區人民描繪了一幅解放區人民抗敵鬥爭的鮮明圖畫，對國統區受到欺騙宣傳而被矇蔽的人們，對那些懷疑抗戰光明前途的人們，是“很合時宜的”。《帕米爾高原的流脈》是楊朔出版的第一部中篇小説，書中描寫了陝甘寧邊區人民的生活，它與其説是一部小説，不如説是小説化了的報告文學，楊朔曾自述道：“書裏所描述的故事差不多全是曾經發生的事實。這不是簡單的新聞紀事文，當然，故事是經過我一番點染，而且小説化了。但是從開始，我便壓制着自己的筆尖，不使小説流於誇張。這一點努力，我是一直保持到底的。”自1942年至1945年抗戰勝利，敵我之間“掃蕩”與“反掃蕩”反覆進行，民族矛盾異常尖鋭，楊朔在《解放日報》等報刊連續發表了四篇短篇小説《月黑夜》《大旗》《麥子黃時》和《霜天》。這些小説數量雖少卻文筆細緻，人物形象生動，情節曲折細膩，藝術上達到了新的高度，在當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8] 

楊朔後期的小説創作始於他深入宣化龍煙鐵礦工人的生活，這一時期的創作特點用楊朔自己的話來説則是“真正接近了人民”。1945年10月，楊朔經過延安整風，學習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認識到要使自己的作品為廣大羣眾所歡迎,必須將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楊朔根據在礦山和跟隨部隊轉戰華北戰場的經歷，先後寫作了中篇小説《紅石山》《望南山》《北線》等，《紅石山》展示了紅石山鐵礦工人在日寇統治下的血淚生活，描寫了工人胡金海領導礦工進行的英勇悲壯的反抗鬥爭；《望南山》描寫察南蔚縣川人民在紅軍撤離後遭到國民黨還鄉團的屠殺，被迫組織起來與地主進行拼死搏鬥的故事，楊朔抱着對張家口人民深深的懷念之情寫作這部中篇小説，因此作品中充滿了作家的真情實感。《北線》則通過一個連隊轉戰華北，配合友軍連續作戰的經歷，反映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塑造了盧文保、馬鐵頭、疙瘩喬等性格各異的千部戰士形象，是楊朔長期深入部隊戰鬥生活的結晶。 ^[9]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楊朔發表長篇小説《三千里江山》。1953年1月，《人民文學》刊登陳湧所寫題為《文學創作的新收穫——評楊朔的“三千里江山”》的文章，文章盛讚小説之成功，指出小説“主要的特點便是它在藝術上的真實”，而這“藝術上的真實是在兩個方面同時表現出來的。一方面，作者反映了現實鬥爭的重要方面，反映了現實鬥爭中的新的典型的事物；另一方面，作者對於自己所表現的生活，是經過長久獨立的體驗、感受和思考，因而作品的主題思想不是外加的，而是從大量的生活中間概括出來，在作者的內心自然的喚起的”。“作者首先是長久深刻的被他周圍的英雄人物的崇高的品質所激動，然後才發生了反映和頌揚這種品質的慾望。” ^[10] 

楊朔是新社會的歌者。他的散文鮮活開朗，愛憎分明，是從古典文學脱胎出來的。楊朔的人與文，顛覆了布封“風格即人”的法則。（《北京晚報》評） ^[11] 

（楊朔的散文）稱得上一清如水，樸素簡潔，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誦，不能去懷。（中國現代作家冰心評）

楊朔的文章散發着新的光彩，他的筆，彷彿漸漸地從先前的直敍通向一條幽美的曲徑，其中藴藏着一絲含蓄的藝術力。（評論家、作家潔泯評）

筆墨簡潔，敍述明白，是楊朔的特長；然而也許因為過於矜持吧，文字上微露人工斧鑿的痕跡。文章要做，又不宜太做，這是辭章家們容易碰到的關卡。我們相信，憑依楊朔的努力，一定會超越這關口，抵達更為高妙的境界。（中國現代作家周立波評）

楊朔同志受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迫害，不幸於1968年8月3日含冤逝世。楊朔同志忠於黨，忠於人民，在文藝創作和國際活動中，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績，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楊朔追悼會悼詞評） ^[12] 

1980年9月15日，三百餘人在北京“和大”原址的大禮堂參加了楊朔的追悼會。追悼會由時任文聯副主席夏衍主持，時任對外友協副會長林林致悼詞。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