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益

據自傳體《漏船載酒憶當年》，他出生於“甲寅年冬月二十七”，即公曆1915年1月12日；陰曆仍為甲寅年（1914年）冬季，未到乙卯年（1915年）春節。妹妹楊苡也是翻譯家。 ^[3] 

1934年在天津英國教會學校新學書院畢業後到英國牛津大學墨頓學院研究古希臘羅馬文學、中古法國文學及英國文學。抗日戰爭時與呂叔湘、 向達等友人在倫敦華僑中作救亡工作，出版中文報紙。

1940年回國任重慶大學副教授。1941至1942年任貴州貴陽師範學院英語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任成都光華大學英文教授，1943年4月後在重慶北碚及南京任編譯館編纂，

1947年把在重慶北碚時所寫的文史考證文章編輯成一個集子，由盧前（冀野）起名為《零墨新箋》，是為“新中華叢書”的一種。後來在解放期間又寫了一些，於1949年解放後把後寫的這部分編成一集，自費印了100冊，名為《零墨續箋》。在1983年6月三聯出版社將《零墨新箋》和《零墨續箋》合起來出了一本書，名為《譯餘偶拾》印刷9500冊（《譯餘偶拾》於2006年5月由山東畫報出版社再版印刷6000冊）。

1953年調任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譯專家，曾與夫人戴乃迭（英籍中國文化學者）合作翻譯中國古典小説《魏晉南北朝小説選》《唐代傳奇選》《宋明平話小説選》《聊齋選》、全本《儒林外史》、全本《紅樓夢》等，均先後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六十年代初，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婦開始翻譯《紅樓夢》，其間曾一度中斷，最後於1974年完成，於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譯文書名為“A Dream of Red Mansions”。 上述各種譯本在國外皆獲得好評，並有廣泛影響。1993年在香港大學獲得名譽博士學位。

1982年，楊憲益發起並主持了旨在彌補西方對中國文學瞭解的空白“熊貓叢書”系列，重新打開了中國文學對外溝通窗口。這套叢書裏，既有《詩經》《聊齋志異》《西遊記》《三國演義》《鏡花緣》等中國古典文學經典，也收錄了《芙蓉鎮》《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從文、孫犁、新鳳霞、王蒙等人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

此外他還寫有英文自傳體《白虎星照命》，意大利文譯本書名為《從富家少爺到黨員同志》，中文譯名《漏船載酒憶當年》，於2001年4月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作為“百年人生叢書”出版，薛鴻時譯，印刷10000冊。

2009年11月23日早上6時45分，這位中國著名的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專家、文化史學者和詩人在北京煤炭總醫院逝世，享年95歲。

零墨新箋（隨筆集）1947，中華書局

零墨續箋（隨筆集）1950自印

赤眉軍（中篇小説）1957，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譯餘偶拾（隨筆集）1983，三聯書店

老殘遊記（長篇小説）1947，南京獨立出版社

英國近代詩抄 1948，中華書局

離騷（楚辭）與戴乃迭合譯，1953，外文出版社

屈原（話劇）與戴乃迭合譯，1953，外文出版社

雪峯寓言 與戴乃迭合譯，1953，外文出版社

唐代傳奇 與戴乃迭合譯，1954，外文出版社

王貴與李香香（詩歌）與戴乃迭合譯，1954，外文出版社

白毛女（歌劇）與戴乃迭合譯，1954，外文出版社

長生殿（戲劇）與戴乃迭合譯，1955，外文出版社

魯迅選集（1—4卷）與戴乃迭合譯，1956，人文出版社

宋明平話選 與戴乃迭合譯，1956，外文出版社

儒林外史（長篇小説）與戴乃迭合譯，1957，人文出版社

牧歌（詩歌）古羅馬維吉爾著，1957，人文出版社

漢魏六朝小説選 與戴乃迭合譯，1958，外文出版社

關漢卿雜劇選 與戴乃迭合譯，1958，外文出版社

阿里斯多芬喜劇二種 古希臘阿里斯多芬著，1959，人文出版社

地心遊記（長篇小説）法國凡爾納著，與聞時清合譯，1959，外文出版社

中國小説史略（文學史）與戴乃迭合譯，1959，外文出版社

故事新編（短篇小説集）與戴乃迭合譯，1961，外文出版社

野草（雜文集）與戴乃迭合譯，1976，外文出版社

紅樓夢（1—3冊）與戴乃迭合譯，1978—1980，外文出版社

史記選與戴乃迭合譯，1979，外文出版社

奧德修紀（史詩）古希臘荷馬著，1979，譯文出版社

吶喊（雜文集）與戴乃迭合譯，1981，外文出版社

彷徨（雜文集）與戴乃迭合譯，1981，外文出版社

三部古典小説節選 與戴乃迭合譯，1981，《中國文學》雜誌社

聊齋故事選 與戴乃迭合譯，1981，《中國文學》雜誌社

賣花女（戲劇）英國肖伯納著，1982，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古羅馬喜劇三種 古羅馬普勞圖斯等著，1985，中國戲劇出版社

漢魏六朝詩文選 與戴乃迭合譯，1986，《中國文學》雜誌社

與英國才女珠聯璧合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結髮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這是楊憲益先生在愛妻戴乃迭去世之後寫下的一首緬懷詩。在先生與愛妻戴乃迭相濡以沫將近六十年的歲月裏，熟悉他們的人説，這樣恩愛不渝的夫妻是很少見的。六十年來，楊憲益和戴乃迭的名字從來沒有分開過，即使接受我們拜訪的只有楊憲益一個人。

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畫像就端掛在客廳的牆壁上，楊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絲·瑪格麗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or），她的父親是一位英國傳教士。出生在北京的戴乃迭，自幼就對中國、對北京有着濃厚的興趣和相應的情感。1936年，楊憲益進入英國牛津大學學習，並通過一位朋友認識了戴乃迭。不久，戴乃迭發現，先生是個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國古典文學。

大概正是楊憲益身上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味道，讓戴乃迭愛上了他。後來，戴乃迭乾脆改學中文，成為牛津大學攻讀中文學位的第一人。正是生活、情致和事業上的志趣相投，使他們成了彼此的知己，也為日後共同的翻譯工作鋪就了坦途……

1940年，楊憲益畢業回國，戴乃迭，很難想象這樣一位年輕漂亮的英國姑娘，怎麼會跟隨楊憲益來到當時正處於戰亂之中的中國。但從兩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們兩人便作為一個整體面對人世間的一切。

回國後，楊憲益夫婦不斷地在中國西南的各個城市之間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薦他們去了梁實秋領導的國立編譯館。當時的國立編譯館只有人從事將西方經典翻譯成中文的工作，還沒有人進行中文外譯。事實上自19世紀末以來，與外文中譯的繁盛景觀形成鮮明對比，中文外譯一直就顯得勢單力薄。所以，直到20世紀四十年代，西方人對中國文史經典還幾乎一無所知。梁實秋希望楊憲益夫婦能去領導一個部門，專門從事將中國經典翻譯成英文的工作。

當時楊憲益選擇了翻譯《資治通鑑》，因為覺得“有人還沒看到過”。雖然由於戰爭原因，最終《資治通鑑》的英文譯稿不幸丟失，沒有出版，但這是中國學者主動向西方介紹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楊戴兩人的中文外譯事業也從此開始起步。

很快，楊憲益發現：在翻譯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常常是楊憲益手捧中國的古典名著流暢口譯，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機飛翔一般流動。

在楊憲益看來，有了戴乃迭的幫助，似乎沒有什麼是不可以翻譯的。就連中國的《楚辭》也不例外。簡單來講，翻譯就是把某一種文字，翻譯到第二種文字。“就是這麼一回事”。先生説，“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譯成外文都沒錯。”

1951年楊憲益夫婦接到中國外文出版社的邀請來到北京，當時外文出版社（現中國外文局前身）剛剛創立英文版《中國文學》雜誌，這標誌着向西方社會系統介紹中國文學作品的開始。在這一時期，楊憲益夫婦以驚人的速度翻譯了大量中文作品。

楊憲益與夫人戴乃迭(5張)

三卷本的《紅樓夢》英譯本便是此間的作品，這是至今為止唯一一部中國人翻譯的全譯本，另外僅有的一個全譯本是英國漢學家霍克斯翻譯的《石頭記》。《紅樓夢》兩個英文全譯本的出版，不僅是中國和英語國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學翻譯的大事，它促進了中國古典小説的翻譯進程。在此後不到十年的時間裏，相繼又出版了由沙博裏翻譯的《水滸傳》（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國古典文學的英文全譯本。

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半世紀的情緣與生活，可以説歷盡了艱辛——他們在“文革”中共同蹲過監獄，長子精神失常後在英國自焚……直到他們從外文局離休之後情況才有所好轉，兩位老人攜手一起上街買菜、掛號看病。可惜，進入暮年的戴乃迭身體欠佳，她不大講話也不大出門，楊憲益便寸步不離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後的日子。

可以説，楊憲益、戴乃迭以他們事業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結合創造了一箇中西文化親密無間水乳交融的獨特範例。幾十年來，他們珠聯璧合的合作使他們雙雙獲得了“譯界泰斗”的美譽，他們不僅創造了翻譯史上的奇蹟，更用一生成就了一個傳奇。

戴乃迭走後，楊憲益的生命彷彿也隨之凝固。他停止了翻譯工作，只有他們留下來的上百萬字的翻譯作品將永遠留在人們心中。

楊憲益從幼年起就不是一個用功讀書的人，在留學英國牛津時，幹盡調皮搗蛋的事，但他的文采和聰慧在牛津卻有口皆碑。出於好玩，他一口氣把《離騷》翻譯了出來，譯作充滿了嘲諷與誇張，這一年，他24歲。“我始終認為《離騷》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幾個世紀的漢代淮南王劉安。”他認為，既然原作都是贗品，譯作就更可以天馬行空了。1953年，楊憲益跟一羣科學家、藝術家一起接受毛澤東主席接見。周恩來特別介紹：這是一位翻譯家，已經把《離騷》譯成了英文。毛主席握了握他的手説：“你覺得《離騷》能夠翻譯嗎，嗯？”“毛主席當時的意思是《離騷》應該翻不了，我哥哥覺得什麼東西都可以翻。”

楊苡聽哥哥講過，並不喜歡《紅樓夢》，但還是硬着頭皮和夫人一起把它翻譯了出來。

楊先生的夫人戴乃迭是英國人。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楊憲益、戴乃迭聯袂將中國文學作品譯成英文，從先秦散文到中國古典小説《魏晉南北朝小説選》《唐代傳奇選》《宋明平話小説選》《聊齋選》《老殘遊記》，以及全本《儒林外史》《紅樓夢》，達百餘種。戴乃迭的母親曾對她説：“如果你嫁給一箇中國人，肯定會後悔的。”但戴乃迭沒有後悔，她説：“愛上了中國文化，才嫁給了楊憲益。”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去世，楊憲益也停止了翻譯工作。

楊憲益最後一本著作《去日苦多》由青島出版社出版。書中的文章大都以“白”為特徵，平白如話。除了翻譯，楊憲益寫得最多的是打油詩，但他寫來也並不刻意，而且隨寫隨扔，寫過算完。曾出版的詩集《銀翹集》。有一次他寫《無題》一詩，頸聯為“有煙有酒吾願足，無黨無官一身輕”，與他同時留學英國的好友錢鍾書知道後，寫了一封信，説他很欣賞這首詩，但“覺得‘吾願足’和‘一身輕’對得不夠工穩，建議改為‘萬事足’和‘一身輕’”。他看了只是一笑，就放在一邊，也忘記了回他的信。不是以為錢鍾書改得不好，而是覺得工與不工，他根本就無所謂。

楊憲益在南京期間，曾幫助找回流落的四千餘件甲骨文。那時，南京剛剛解放，西方國家措手不及，紛紛關閉大使館。加拿大駐華使館的代辦叫朗寧，是他們夫婦的朋友，他撤離南京前，告訴楊憲益，他在收拾使館財物時，發現一隻舊木櫃，內藏紙包的骨片，並刻有文字。朗寧認為這是中國文物，不能帶出國，就問楊憲益怎麼處理。楊憲益去看了這批文物，肯定是殷商甲骨，然後叫了一輛三輪車，送交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長專門致信感謝他，並告知這批甲骨文已交到北京研究保存。

楊苡告訴記者，最為感動的是，文革後，坐牢4年的楊憲益出獄時，將一生收藏的200多件書畫文物，無償捐贈給了北京故宮博物院。

回顧我年輕時學習英語的經歷，也沒多少真正體會和經驗，因為除了在中學讀書時對英文曾經一度有過興趣，後來就從來沒有認真繼續好好學習過英文；解放後，作過不少年漢譯英的翻譯匠。

我在讀高中時，看的英文書很多，其中有許多是歐洲文學名著的英譯本，包括古希臘詩歌，但丁的 《神曲》，法國雨果等人的小説，什麼都看，並不限於英美文學。在1934年去英國讀希臘拉丁文學的 同時，又讀了許多各種各樣的書，包括哲學、歷史、人類等方面，什麼都看。在中學和大學讀書時， 課餘看的書比較多，中外古今都有；這方面的缺點是比較亂而雜，沒有按計劃地、系統地研究一些東 西；但因涉獵方面比較多，也獲得了一些廣泛文化知識，這在翻譯工作中也還是有用的。我遇到不少愛好翻譯工作的年輕朋友，他們在翻譯中感覺苦惱的，往往是由於知識面太窄，缺乏各方面的廣泛知 識，這樣英文語法再好，也翻譯不出來原意。我的另外一條小小的經驗就是，初學英語時，需要有明確的目的和強烈的興趣。如果像我年輕時那樣，學習英文是為了利用它作為工具，以便滿足自己的求知慾望，那就可以儘量讀自己感覺強烈興趣的英文書，不限於某種名著，從哪方面開始都可以。主要是要多讀、多寫、多聽、多説；時間久了，自然會產生效果。

北京的後海這個季節遊人如織。人稱“衚衕串子”的人力黃包車迎來了他們的豐收年，他們在錯綜複雜的小巷來去自如，諳熟每一個旮旯的看點，更瞭然高鼻樑綠眼睛們的心思。他們一邊用流利的英文講價，一邊用饒舌的京腔向老外們搬弄京城名吃：爆肚、豆汁兒、疙瘩、芥末堆兒……這些發音在老外聽來幾乎沒有區別的名目，讓他們眼睛瞪得溜圓，徹底“暈菜”了。

昔日整肅莊嚴的王府繁華已經改換門庭，投其所好地散發出曖昧的小資氣息。幾乎所有沿街的房子都被割據，經過裝修，變成了商店、酒吧、咖啡館，還在向衚衕深處蔓延。衚衕深處，還有人家，他們的大門常關，迴避着遊客們好奇的眼光。沿街那些都是秀，是戲説，是眼球經濟；只有他們才是皇城根下的主人，是正傳，是家常日子。老宅子的木門朱漆斑駁，但門口的石獅子告訴你，連低調都是有來歷的。

後海的小金絲衚衕裏，藏着楊憲益的家。“小金絲衚衕兒”用京腔念出來，流露出一種對富貴的輕狎，在此之前，他的上一處居所名字更唬人，叫“百萬莊”。對楊憲益來説，富貴只是個虛名罷了，推開門，是極素樸的——雖然他也曾出身王侯之家。

楊憲益的一天簡單到幾乎沒有變化，他常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就是這麼坐着，打發一個下午。他抽最便宜的煙捲，鍾愛的酒已經被醫生禁止，他鄙夷電視節目的無聊，而他的眼睛，也漸漸不能讀書了。這個老人思路依然清晰，記憶力一流，智慧的頭顱似乎將是他最後一個衰老的器官，但其他器官已力不從心，很難再給這個全身最卓越的器官提供樂趣。

富貴與楊憲益總有着擦身而過的緣分，作為天津中國銀行行長唯一的公子，楊憲益從小就穿着袁世凱贈送的，象徵王公身份的清廷黃馬褂。父親去世以後，只有七八歲的他就須穿戴整齊，以父親的名義出席董事會。但這一份豐厚的家產很快被兩個叔叔的投機生意虧空，加上貨幣貶值和僕人的偷盜，到了1949年解放時，楊家的房產田地已經賣得罄盡，銀行存款實際也化為烏有。

出生在民國4年（1915年）的楊憲益生肖屬虎，母親在生他之前得了一夢：夢見一隻白虎躍入懷中。白虎星是兇星，但算命先生説，這個夢既是凶兆又是吉兆：這個男孩將是家中唯一的男丁，克父傷子，而他在經歷重重磨難後，將會成就輝煌的事業。“我不知道自己一生的事業是否算得上輝煌，但是我確實是母親唯一的男孩，而且我5歲時父親就病逝了。在過去的70餘年生涯中，我確實經歷了重重磨難。所以，那位算命先生儘可以説他的推算大致不差。”

楊憲益的自傳在意大利出版的時候，書名是《從富家少爺到黨員同志》，題目裏透露出的是基於財富與政治的個人命運；在大陸出版的中文版本是《漏船載酒憶當年》，是知識分子那種顧左右而言他的隱晦；到了篤信風水命理的香港人那裏，書名就變成了直戳戳的《白虎星照命》。

楊憲益常説自己是不迷信白虎説的，但他並不忌諱談這些，他在自傳開頭便把自己的出生與父親的去世聯繫起來，認為這就是他的命運。這種矛盾的態度，揭示出他內心的隱痛。他唯一的兒子，因在“文革”中受牽連而精神分裂，最後用汽油自焚身亡，成為算命先生“白虎説”的又一佐證，這也成為後來他與戴乃迭之間最大的分歧。

中學畢業以後的楊憲益隨師長和朋友一起前往英國牛津求學，彼時的牛津每年只接受一位亞裔學生，在得知楊憲益只用了5個月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就通過入學考試時，學校的官員認為他一定是僥倖過關，並堅持讓他推遲一年入學。這位出手闊綽的中國少爺正好利用這一年時間遊歷了歐洲大陸，見識了賭場、妓院、夜總會、沙漠……喝遍了各種各樣的小酒館，閲讀了大量的書籍。他生性不羈，以違規為榮，在學校裏幹盡調皮搗蛋的事情。

從幼年起楊憲益就不是一個用功讀書的人，在牛津他的學習成績並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感興趣的書籍和社會活動之中，但他的文采和聰慧在牛津卻有口皆碑。“因為我知道，即使考頭等對於我也毫無意義，我是要回中國的。”出於好玩，他在牛津一口氣把《離騷》按照英國18世紀的英雄雙行體的格式翻譯了出來。這一年，他24歲，這是他第一次接觸翻譯，他在翻譯中顯示出來的磅礴才華和獨立性，讓英國人大吃一驚。這首譯詩還作為經典，屹立在歐洲各大學的圖書館書架上。

楊憲益的《離騷》譯作充滿了嘲諷與誇張，他對《離騷》原作也並無尊敬之意。“我始終認為《離騷》是一首偽作，它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幾個世紀的漢代淮南王劉安。”既然原作都是贗品，譯作就更可以天馬行空了。著名的英國漢學家大衞·霍克斯對楊憲益這首譯作的評價是：“這部《離騷》的詩體譯文，在精神上與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隻巧克力製成的復活節彩蛋和一隻雞蛋卷之間的相似程度一樣。”

“大衞是我和乃迭的好朋友，我們都覺得他説得很好玩。”1953年，楊憲益作為政協特邀委員，跟一羣科學家、藝術家一起接受毛主席接見。“他（毛主席）身體已經發福，但看上去非常健康，他走過來，挨個和我們握手。周恩來跟在他身邊，依次把我們向他介紹。”周恩來當時特別對毛主席説：這是一位翻譯家，已經把《離騷》譯成了英文。

“毛主席熱愛中國古典詩歌，《離騷》正是毛主席最喜愛的作品之一。他伸出汗津津的手掌和我熱烈地握了握説：‘你覺得《離騷》能夠翻譯嗎，嗯？’‘主席，諒必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可以翻譯的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主席的反應是微微一笑，欲言又止，頗有幾分不以為然。“後來我想，毛主席顯然不相信《離騷》這樣的偉大詩篇能夠翻譯成其他語言，當然，他懷疑得有理……毛主席本人就寫詩，他又不是不懂。”可惜再沒有機會跟毛主席討論這個問題。

在牛津畢業並取得榮譽學位以後，楊憲益迫不及待地回國了，留學7年，很多事情變了。去的時候，他是坐一等艙揮金如土的翩翩公子，回來時，他連路費都是靠變賣書籍和跟人借貸——他在天津的大家庭已經坐吃山空，淪為貧困了。不過，去的時候，他是單身，回來賺得美人歸——戴乃迭陪在他的身邊。

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是楊憲益法國文學課上的同學，她出生在中國，父親是一位傳教士，曾經在燕京大學教書，併為中國的地方工會工作過。乃迭從小對中國懷着別樣的情感，在她的印象中，倫敦是“灰濛濛”的，而北京是“五顏六色”的，有各種好吃的和好玩的東西。

可當她再次回到中國，這個家園已經充滿了戰亂和貧窮，物資匱乏，人民流離失所，許多知識分子跟他們一樣，懷揣一張任教的聘書，身無長物，顛簸在深入內地的旅途上。

楊憲益在後方任教期間，結交到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當時在復旦大學（校址重慶）任教的梁宗岱。兩人詩酒逍遙，用法國詩歌和文學佐下大量的烈性酒。

“有一天晚上他上我家來，我有一整壇白酒，裏面還浸泡着龍眼，這壇酒平時藏在我的牀底下。湊巧的是，牀底下還放着同樣大小的一個罈子，裏面盛滿煤油……煤油顏色淺黃，和龍眼酒顏色相同。”當時電力供應不正常，常常停電，一次梁宗岱來訪，楊憲益摸黑端起煤油罈子，給他倒上了滿滿一碗。

“他嚐了嚐説，我的酒似乎很有勁頭，有一種特殊的味道，但他還是毫不猶豫地把碗裏的酒喝乾了。”幸好梁宗岱沒被毒死，第二天照樣上楊家，照樣健康而好色，愛追求年輕漂亮的女士，還因為緋聞，跟有漂亮太太的教務長大打出手，從桌子上打到桌子底下，就此丟了工作飯碗。

楊憲益欣賞的人，往往符合兩個條件：愛酒，愛女人。他因此喜歡曹操。如果楊老先生説一個人“好玩”，那就是最高的評價。梁宗岱顯然是一個好玩的性情中人，1970年代末，楊憲益跟同樣經歷過牢獄之災的梁宗岱再次相見了，當時的梁宗岱已經完成了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翻譯，還從德文翻譯了《浮士德》，正在對祖國的中醫藥發生濃厚的興趣，他專門贈送給楊憲益一瓶自己特製的壯陽藥水！

“一年以後，我聽説他死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自己配製的藥水害死的。他和我一樣都是性情中人，可惜的是，如今像他那樣的學者和詩人已是鳳毛麟角。”

早在入獄之前，楊憲益和戴乃迭已經遭受了很長時間的政治敵意。楊憲益翻譯的一本中國古代文學簡史是山東一位教授寫的，這位教授效法蘇聯的《聯共黨史》，在文學史每一章結尾都整篇整段地引用毛主席的話。“我認為這種寫法荒唐可笑，完全不符合國外讀者的需要，於是我徵得編輯同意，把語錄統統刪掉。結果這本書的篇幅還不到原來長度的一半。在審查時，他們發現了這一件事：居然敢刪除毛主席語錄！都震驚得目瞪口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瞬間席捲全國，北京首當其衝，“大字報鋪天蓋地，所有的牆上都塗滿紅漆。短短几天時間，整座城市就變成一片‘紅海洋’”。

楊憲益回憶中的“文革”，有着黑色幽默式的荒誕。他所在的外文局，造反派們批鬥兩名領導，除了敲鑼打鼓和轉圈遊鬥，還隨處張貼大字報。“很顯然，這兩名領導人的主要罪狀就是他們愛吃好東西。大字報上滿載着他們早先吃過的美味佳餚的詳細記錄。這就好像外文局突然變成了一家大飯店，到處都張貼起用斗大的字書寫的菜單。”

批鬥的矛頭很快從領導普及到了楊憲益這樣的“專家”和“壞分子”。

——“三張飯桌摞在一起，一張上架着一張。他們頗為客氣地幫我爬到最高處的那張桌子上，這時羣眾聚合在桌子周圍，開始對我進行聲討，質問我為什麼要反對毛主席，為什麼要為赫魯曉夫辯護……”

——“他們讓我們低着頭在台上站成一列，接着又讓我們把胳膊往後伸，高高地舉過我們低垂的頭顱。……我胳膊的肌肉很靈活，有彈性，所以我能輕而易舉地做出這種姿態。”

——“有一段時間，我被勒令打掃廁所……而我乾得很好，把便盆上殘存的陳年污垢統統刮掉，用清水衝乾淨。不久，我就因為工作勤勤懇懇、一絲不苟而受到人們誇獎。《中國文學》編輯部的廁所成了全外文局最清潔的廁所。”

楊憲益開始出現輕微的神經分裂徵兆，他常有幻聽，併產生迫害妄想。而戴乃迭所面臨的是孤獨與不信任，所有的同事都不再與這個金色頭髮的外國人説話，她走到哪裏都碰到敵意的眼神，人們像躲避瘟疫一樣地躲着她，有些激進的學生甚至當着她的面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

戴乃迭所在單位的領導質問過她：你為什麼不加入中國國籍？乃迭迴應：“只有加入中國籍才叫愛中國嗎？你是什麼共產黨員？一點國際主義都沒有！”

1968年4月，美籍猶太人愛潑斯坦和他的英國籍妻子被捕入獄。不到一個月，就輪到了楊憲益和他的英國妻子。楊被捕那天，夫妻倆正在家中相對無言，沉默地喝着白酒消愁。

楊憲益入獄時滿身酒氣，同獄的犯人以為他是因為喝酒鬧事才被抓的，他吸着鼻子説：“你的酒氣好聞極了，一定是高檔貨，多少錢一兩的？”

楊憲益告訴他，他買的酒不是散稱的，是論瓶的。離家的時候，他跟太太剛喝了一瓶的三分之二，酒瓶裏還留着三分之一。這讓同監的獄友垂涎不已。

楊憲益在獄友中很快贏得尊敬，與此同時，戴乃迭被關在另一所女子監獄裏。他們最放心不下的是3個孩子，但監獄的同志告訴他們，孩子有人照顧。戴乃迭出獄後才知道：她的3個孩子，幾年內沒有一分錢生活來源，衣食無着，流落在農村。

郁達夫的侄女鬱風跟戴乃迭同在半步橋監獄。鬱風説，在獄中，這位可敬的英國女子也依然保持着文明和風度，她愛清潔，用牙刷把監獄的牆刷得乾乾淨淨，每天送牢飯的過來時，隔着一條走廊的鬱風聽見戴乃迭從來不忘記對獄卒説：謝謝。

在獄中楊憲益依然保持着對政治的敏感，1971年9月，林彪事件突然發生，但是監獄裏的犯人們對外面發生的一切一無所知。按照慣例，每年國慶節的那一天，准許犯人從收音機裏收聽天安門廣場的慶祝廣播，這一年，楊憲益注意到，林彪沒有照常出來，以嘶啞的聲音發表演説，甚至連名字都沒有被提及。

他很快捕捉到了這一信號，並尋找到了佐證：黨報《人民日報》上刊登的外國賀電，西哈努克親王的賀電只發給毛主席和周總理兩人，這是極不尋常的。“當時西哈努克親王被認為是中國最親近的朋友，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北京度過，如果林彪繼續得寵，西哈努克絕不會犯一個如此嚴重的錯誤。”

楊憲益思索片刻，就拿起自己的“紅寶書”，把第一頁林彪寫的前言撕掉了。

一週以後，看守走進牢房，要求大家把自己的“紅寶書”統統交上來，當他拿到楊憲益的那本時，發現林彪的前言已經不見了。看守大惑不解，又翻看了一遍，還是找不到那篇前言。“他什麼話都沒有説，就把那本小紅書扔還給我，而把其他所有犯人的書都帶走了。”

這一舉動使全體犯人都覺得很奇怪，楊憲益暗自得意，他告訴獄友，外面可能快要變天了。

1972年春天，看守突然帶楊憲益到一個很大的房間，往他的脖子上掛了一塊寫有名字的紙板，他打開所有的燈，叫一名攝影師進來給楊拍照，照完相又把他送回牢房。

所有的犯人都一臉憂傷：看來楊憲益要被槍斃了。

但第二天，楊被帶了出去，一位監獄的官員對他發表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談話，大意是：你幹過好事，也幹過壞事；當初抓你是對的，放你也是對的；你在監獄住了4年，伙食費要從你的工資里扣取。説完這一切，他們宣佈，楊憲益出獄了。

楊憲益出獄後不久，戴乃迭也被無罪釋放了，在政治高壓的年代裏，這對異國夫妻的代價無疑是巨大的。

早在楊戴兩人結婚之前，雙方的母親就對這門婚事十分擔憂，乃迭的母親塞琳娜更是激烈反對，她甚至對女兒説：如果你們結婚，你們的婚姻持續不了4年，而你們將來的孩子會自殺而死。

是詛咒還是讖語？楊憲益最疼愛的兒子楊燁，因為“文革”中受到父親的牽連，逐漸神經分裂，在姨媽家中用汽油點火自焚。這成為一生恩愛的楊戴二人之間永恆的隔閡，戴乃迭始終認為楊憲益在兒子的叛逆期忙於政治，疏忽了孩子。乃迭忠於自己的選擇：楊憲益和中國，從未後悔和動搖，無論戰亂、流亡、貧困……直到兒子的死亡，她開始懷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內心深處，她更因為母親當年的預言應驗而深感挫敗。

“文革”結束以後，楊憲益的政治生涯得到了延續，他的學術抱負也得以施展，在這段時間裏，他除了跟乃迭繼續翻譯作品，還常有機會與友人聚會和旅行，寫下了不少痛快淋漓的詩作。楊憲益自嘲是：“學成半瓶醋，詩打一缸油。”雖然不少詩歌是含諷的打油詩，但整體看來，這一段時間中，楊老先生的精神是愉快的：他在“百萬莊”的寓所裏，往來無白丁，經常來往的好朋友有廖冰兄、黃苗子、黃永玉、丁聰、新鳳霞、鬱風……除了相伴出遊，他們在詩文書畫上也互有酬答。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於老年痴呆症，楊憲益與她寸步不離，朋友們去看望她，她有時已認不出他們，但她一直微笑着，白色捲髮鬆軟地圍着老太太泛紅的臉。鬱風就這樣為她畫了一幅肖像，他在畫上題了兩行字：金頭髮變銀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會變的。

乃迭去世以後，這幅畫就長伴楊憲益的案頭。他作了一首詩悼念亡妻：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結髮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青春作伴多成鬼，朋友們一個接一個地逝去了，陪他喝酒聯詩的人越來越少了。有人説，楊憲益也許是中國最後一個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於一身的知識分子了。他穿着已經洗出毛邊的藍灰色線衣，坐在沙發上，瘦骨嶙峋，寂靜無聲，看着窗外。這是小金絲衚衕的下午，北京難得一見的晴朗陽光，從窗欞的東邊移到了西邊，楊憲益的一天，又要過去了。

人物週刊：回望一生，您對命運抱何態度？

楊憲益：我無所謂，我不信命運這些東西。不過大家都説，算命的還算得有點道理：我幼年喪父，我兒子後來也去世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是家裏唯一的男丁，所以在香港他們把我的一個自傳叫《白虎星照命》。

人物週刊：在您的自傳裏，算命先生出現了不止一次。你騎着阿拉伯馬在埃及沙漠夜遊的時候，有一個會算命的嚮導憑你在他掌心裏做的記號道出了你的未來。他説：“在大西洋有一位美麗的金髮少女正在為你憔悴，你們尚未相遇，但不久將會見面。”這和您後來的經歷很相似。

楊憲益：對，這事就發生在我認識我愛人之前一兩年。很奇妙，但我還是不相信命。

人物週刊：乃迭這個名字很美，這個中文名字是怎麼來的？有什麼特別的含義嗎？

楊憲益：那是我翻譯的，就是簡單的音譯。她名字叫Gladys，把它翻成中文，就變成乃迭了，沒什麼特別含義。我從小是冷冷清清一個人，家裏只有我一個男孩。乃迭，就是希望家裏人多一點，熱鬧、興旺一點。

人物週刊：説説《紅樓夢》吧，跟《離騷》可不可翻的問題一樣，《紅樓夢》翻成另外一種語言，可能難度也很大吧？裏面那些多諧音的伏筆、暗示、隱喻……

楊憲益：也有可以解決的，在英語裏找到相對應的，能翻譯的就翻譯，解決不了的就加一個註解。當然，能解決得了的只是少數。毛主席當時的意思是《離騷》應該翻不了，我覺得什麼東西都可以翻。

人物週刊：您妹妹説：“我哥哥最高興的事，就是別人説沒有戴乃迭他翻不了那麼好。”是這樣嗎？乃迭對於您的翻譯事業幫助非常大是嗎？

楊憲益：我説這個是因為她的英文應該是比我好，畢竟她是英國人，小時候在中學也是一個好學生，從小就讀許多莎士比亞。我剛剛開始中翻英的時候，那時她的中文還不行。我就先翻譯初稿，她給我改改，加加工。我們兩個人在翻譯上的合作都是這個樣子，後來一直都是這個模式。以後她的中文也可以了，有時候她自己一個人翻譯。我就看一看有沒有錯誤。

人物週刊：戴乃迭的性格是怎樣的？你們倆一輩子都很默契？

楊憲益：我們兩個人從沒有因為什麼問題紅過臉。不過，我兒子去世以後我們倆都很悲傷。她的身體、心情就一下子惡化了。人物週刊：中國的知識分子在解放以後，特別是“文革”期間，都有一些相似的經歷，比如蹲監獄、掃廁所、遊街……您的朋友梁宗岱、錢鍾書、楊絳等都有過類似經歷。

楊憲益：我算運氣比較好的。我被關了4年，可是我那4年還比較舒服，跟我蹲一間牢房的有三十幾個人，都跟我關係很好，管我們的人也算客氣，平時沒有打罵。幸虧我被關起來了，在外面可能受衝擊更大，有人被打了，有人死了，我很多同事都是這樣——我如果不是坐牢，也許就死了。

人物週刊：所以您入獄前精神壓力比較大，那段時間好像有點分裂的先兆反應，比如幻聽和幻覺，到了監獄裏倒沒有了。

楊憲益：沒有進監獄以前狀態是不大好的，(對“文革”的事情)比較有情緒。比如説，過去我很佩服周恩來，見過幾面，一直很欣賞他。可是我在被關以前，有人請我去吃飯，看一個什麼節目，我帶着乃迭和孩子一起去的，我們坐的地方正好在周恩來後面。當時他想要跟我打招呼，結果呢，我硬把頭轉過去了，不理他，跟他也沒有招呼，假裝不認識他。後來想想，挺後悔的，周恩來其實一直對我們很好的。

人物週刊：我其實特別想了解，戴乃迭作為一個外國人，親身經歷了中國解放以後的那麼多事情，她對這個國家、這塊土地、這個執政黨的態度。

楊憲益：乃迭對共產黨基本上是擁護的，我也是。以前毛主席還邀請我見面、喝酒，有三四次，乃迭都贊成。實際上，作為一個外國人，乃迭，還有她的父母親，對中國都是很好的。

人物週刊：您的生活是什麼樣的狀態？每天都做些什麼？

楊憲益：生活沒有什麼事情，早上起來看看電視。看完電視，有的時候，朋友來了，我們説兩句話。從前的朋友多半都是和我歲數差不多大。後來我認識了年紀比我輕一些的，黃永玉我們也認識，關係還好，他給我畫過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我也不收藏，我的東西丟得很厲害。這幅對聯“自古聖賢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風流”是王世襄寫給我的，他是我大妹妹楊敏如的同學。

（沉默片刻）我的朋友也少了，都走了。朋友像我這個年齡的，不是死了，就是病得比我還厲害，很少見面了。

曾獲得中國翻譯協會“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