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定

楊定原名楊志雄，1913年8月15日出生於浦東老港日新村一個農民家庭裏。1933年與同鄉夏金蓮結婚，生有二子一女。1938年投身革命，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改名楊定。1943年夏，楊定壯烈犧牲於浙江四明山抗日根據地。 ^[2] 

楊定自幼家境貧寒。父母以務農為生，家中雖有一定數量的自耕地，但因連年歉收、苛捐雜税和人口較多，生活甚為艱難。楊定從小聰明伶俐又懂事，深得其舅父潘世昌的喜愛。在唸小學時，其舅父潘世昌就帶他到自己創辦的公和小學求學。後又送他到惠南高小學習，畢業後在家裏跟父母幹農活。1929年，楊定到六灶嵇義泰雜貨店當學徒。約二三年時間，雜貨店破產倒閉，楊定只能返回家中。沒過多久又經人介紹到小學任教併到黃渡師範學校培訓（現上海安亭師範學校）。黃渡師範學校是一所把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教育思想作為辦學宗旨的學校。楊定在校學習期間深受陶行知先生思想的影響。在取得了學歷證書後回鄉任教，並踐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1934年7月，楊定創辦朱路小學（在現浦東老港鎮牛肚村）。為的是讓當地的小孩子都能夠上學學知識，長大後能做對社會有用的人，同時也可以改變他們的命運，能有更好的生活。楊定任教期間，認真教學，熱愛學生。當時學校條件很差，他曾自制教具——用豬毛等物製成大算盤，教學珠算。有一次學生患流行性瘧疾，他步行到奉賢王良心堂藥店，自費購買“山嶽藥”送給學生服用，頗得當地羣眾的好評。當時縣教育局曾派人調查瞭解，並在《南匯民報》上表彰楊定辦學有方。 ^[2] 

1937年上海淪陷。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進了浦東平原，浦東人民掉進了苦難的深淵。楊定執教的朱路小學也被迫關門。目睹日寇在自己的家園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人民生活在悲慘痛苦和驚惶之中，年輕的楊定萌發出一股抗日救國的激情。正在此時，他結識了富有抗日救國思想的熱血青年連柏生、林達、王才林等，立志投入到救亡運動中去。1938年夏末秋初，楊定參加了南匯縣抗日武裝——由連柏生為中隊長的南匯縣保衞團第四中隊。1939年6月，“保衞四中”擴編為南匯縣抗日自衞總團第二大隊（簡稱“抗衞二大”），連柏生任大隊長，王才林任大隊副，下轄3箇中隊，共200餘人，楊定任秘書。同年，楊定經朱君務（中共浦委委員）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並將原名楊志雄改為楊定，表示自己對革命的堅定決心。 ^[2] 

1940年3月25日，侵滬日軍集中2 000多兵力圍攻南匯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衞二大”。在北起江鎮，南起老港，西至欽公塘一線，瘋狂進行掃蕩，海面上也派出汽艇配合，實行水陸合圍。“抗衞二大”和“抗衞二大一中”的幹部戰士計50多名，被壓縮在東西10餘華里、南北30餘華里的狹小地區。在敵人拉網式包圍，梳篦式搜索中，有幹部戰士十多人被捕，“抗衞二大一中”區隊長林阿本等6人在二灶泓被敵人抓住後遇難。楊定和朱君務等七人，被抓至日軍駐地祝橋。關押期間，日軍曾用“老虎凳”等酷刑進行逼供，楊定始終未供認出組織情況和自己的真實身份。後由本縣教育界名流石瑞琪老先生證明楊定“確是一個小學教師，並非游擊隊員”而得以保釋。楊定在祝橋脱離虎口後，因遭日寇嚴刑拷打，身體多處受傷，在家人的安排下到上海紅十字會醫院治療。一段時間後回到家中，愛人勸其在家“安分守己”，不要再外出活動，以免家裏人擔驚受怕。但楊定覺得國難當頭，在家生活不會安寧，日子也不會好過，特別是介紹自己入黨的朱君務等革命同志慘遭日寇殺害，更使他懂得不趕走日寇，就沒有未來。此後，他不僅自己堅持革命，還先後動員胞弟楊志豪，妻弟夏祖德，堂弟楊志遠、楊三囝等人蔘加了革命。1940年5月，南匯縣抗日自衞總團第二大隊擴編為淞滬抗日遊擊隊第五支隊，組織上考慮到楊定受傷未痊癒，就派他到五支隊轄區內的六如小學、正本小學等學校任教，一來可以讓他更好地養傷，二來楊定本來就是老師出身，自己開辦過學校，教學方面有一套自己的經驗，對提高轄區內的抗日宣傳工作有一定的幫助。在教學中，楊定非常認真，一直用自己刻印的抗日課本教學生。如“東一村，西一村，村村打倒日本人”等，向學生宣傳和灌輸抗日救國思想，呼喚承受苦難的羣眾勇敢地拿起武器與敵人鬥爭。 ^[2] 

1941年楊定調到一區（即老港、新港、惠南、鹽倉、東海、黃路、萬祥等地區）任徵收主任，負責徵收抗日公糧和籌集部隊活動經費。當時中共領導下的蘇南行政公署任命連柏生兼任南匯縣縣長，下轄8個區，各區設徵收主任1人。糧食作為一種戰略物資，是取得戰爭勝利的重要保障。抗戰時期，由於老百姓都不富裕，所以徵糧工作一直極為困難。在這種環境下，如何完成上級下達的徵糧任務，是擺在楊定面前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在這之前一直採用向各鄉攤派的辦法籌集公糧（即要求各偽鄉公所按規定向游擊隊送交），不能滿足部隊給養需要。楊定接任後，通過調查研究，開創了以徵收田畝捐的新辦法。他通過關係到偽縣政府抄出了原國民黨的田賦冊，然後以抗日武裝游擊隊名義造冊向各户徵收，使抗日糧款收繳工作有了保障。這樣，徵收任務不僅如期完成，而且數量大幅度增加。這一做法，完全符合當時黨中央關於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動員全民團結抗日的方針。為此，楊定受到五支隊領導的表彰，並按徵收金額比例發給獎金六千餘元。楊定把這筆獎金平均分給了同一區工作的孫瑞祺、夏筱塘等其他有關同志。後來其他區都學習這一辦法，使部隊活動所需糧款得以順利解決。在如今看來，楊定是個思想活躍，極具創新意識的人才。楊定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叉、鬥爭十分尖鋭複雜的情況下，警惕性高，組織性強，對黨和人民一片忠心，對敵人鬥爭堅決。1942年春，國民黨馬柏生部隊的嫡系陸嘉南，居心叵測地突然來找楊定，企圖通過楊定與連柏生聯繫，將我黨領導的五支隊拉過去，收編為國民黨部隊。楊定在摸清陸嘉南來意後，立即密報連柏生，因連不在，乃向代理連柏生工作的張曉初彙報。張知道陸的底牌和來意，即囑楊定保持警惕，隨時注意陸的動向。不久，上級派員通知楊定，楊奉命連夜派人將陸嘉南就地處決。 ^[2] 

隨着抗日戰爭的深入發展，新四軍在漸東三北開闢了新的抗日根據地。1942年7月，楊定奉命調往漸東，開始任三北遊擊司令部經濟委員會二科科長。12月，直屬三北遊擊司令部的三北經濟委員會在慈北洞橋虞家成立，三北遊擊司令部副司令連柏生兼任主任，下轄東、中、西3個分會。東區分會主任範剛，西區分會主任黃佐一。1943年3月楊定任中區（龍山、觀城、滸山）分會主任。三北經委會成立後為了調動三北人民抗日積極性，同時保障地方紳士的權益，採用二五減租和對僱工增加工資的辦法，從而使極大部分的農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其次設立税卡，在沿海地區對過往商人貨物收税，以保證部隊的經費來源。由於三北地區相對比較富裕，抗日政府徵得的税收，不僅有力地支援了浙東抗戰，而且也了支援華中局和新四軍。每到糧食徵收時節，日偽軍必然會來搶糧，三北地委就組織部隊打擊搶糧的日偽軍，從而保證了部隊和人民的糧食供應。最後是印製抗幣，打擊日軍的金融掠奪，保證了根據地的物價穩定。在浙東，鬥爭形勢險惡，生存條件嚴苛，與楊定同去的有位同志吃不起苦，加之家人的拖累，經領導批准離開部隊返回老家。臨走前，他去看望楊定，楊定在路口送別時，囑他回家後仍然要堅持抗日救國，並對他説：“我決心參加革命到底，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如果真是出了什麼問題，就當生了一場不可救藥的惡病。”這充分表現了楊定堅定的信念。 ^[2] 

1943年6月21日上午，楊定決定到滸山區檢查税收工作。這個區就在日偽軍的眼皮底下，敵偽據點林立，樟樹廟、滸山有日偽軍據點，環境極為險惡，而徵收工作卻搞得特別好。楊定曾多次對滸山徵收處主任吳浩南説：“要到滸山區親眼看看你們的工作”。這天他帶了秘書邱恭、警衞員鈕茂興，會同吳浩南及其通訊員岑紀田，一起從慈北洞橋虞家出發。在途經滸山區三官鄉潭河沿何家村東時，迎面碰上“掃蕩”的日軍，一時躲避不及，只得邊跑邊還擊，但仍不幸被俘。楊定和邱恭被俘後，被關在樟樹廟日軍據點。當天，吳浩南即向三北地委書記王仲良和慈姚縣委書記謝仁安等彙報。 組織上獲悉後，多方設法營救，並買通了一個日本翻譯，使日寇放鬆對楊、邱的監禁。6月23日中午，他們趁日寇外出“掃蕩”的機會，越獄而出。不幸逃離不久，即被敵人哨兵發覺，他倆立即商量，決定分兩路背向而行，楊定朝東南方向跑，邱恭朝西北方向跑，以分散敵人的追捕目標。敵人緊盯楊定奔跑的方向追趕，楊定不幸又落入日寇的魔掌。 ^[2]  楊定重新入獄後，遭受了敵人慘無人道的酷刑。他們把楊定關人木籠，且將手和腳都用釘子釘上。楊定在敵人的酷刑面前，堅貞不屈，視死如歸。不久，楊定被日寇殺害於石人山。 ^[4] 

楊定烈士犧牲處位於匡堰鎮石人山，楊定同志的革命足跡是後人前行的路標，他的革命精神永遠值得後人懷念。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