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鐵主義

主張以發展棉紡織工業和鋼鐵工業來振興實業。認為優先發展這兩種工業，即“操經濟界之全權”，可減少對外貿易逆差。

清朝光緒、宣統 年間“進口貨之多估較價格棉織物曾達一萬八千餘萬兩次則鋼鐵他貨無能及者。為了挽回利權張謇在南洋勸業會時就發表了中國現實業須”採用棉鐵政策。所謂棉鐵政策如張謇所説:“顧所謂農工商者猶普通之言而非所謂的也無的則備多而力分無的則智不集猶非計也的何在在棉鐵。”為什麼在棉鐵呢他反覆查閲《海關貿易冊》深感棉織品是當時進口貨的第一大宗又是我國人人所需之品這是中國“第一至大之漏厄”。鐵是“興實業製造工農之器”不可缺少的如果“中國興工業而不用機械是欲驅跛鱉以競千里之逸足也。用機械而不求自制是欲終古受成於人處第三位至五、六、七位”。故非首先發展棉鐵工業不足以談抵制外貨不足以振興實業。這裏張謇不僅注意到發展輕工業同時注意到了發展重工業。他深知“棉鐵兩業可以操經濟界之全權”。重工業強調鋼鐵輕工業強調紡織這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他已從戰略高度抓住了發展民族工業近代化的關鍵。但是由於財力的限制張謇對於鋼鐵工業確實“未涉津涯”而只能寄希望於漢冶萍公司 “羣策羣力”維護“吾華一線生機”。

張謇一生事業主要在紡織與外國的競爭主要也在紡織後來他在任農商總長期間發佈了獎勵植棉條例等政策法令對於中國棉紡織業的崛起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即便離開北京政府後他也更是利用西方列強徵戰暫時無力東顧的有利時機抓緊大力擴展棉紡工業和植棉業決心在國內市場上與列強“悍戰”決一雌雄。張謇所主張的“棉鐵政策”又叫“棉鐵主義”正如他所説“惟此不自暇逸之心數十年如一日”。在他看來所謂國計民生農工商事業其中心環節就“在棉鐵棉尤宜先”。張謇為自己的“棉鐵主義理想”奮鬥了大半生。早在1919年他説:“凡三十年先我後我事乎此者亦肩背相望矣。鐵吾猝未能業之也業棉則逾二十年”。他明白地表示:棉鐵二者不僅“棉尤宜先”而首先要從發展植棉着手才是今日救國之策。因為“棉”“紡”的聯結也就把“農”“工”“商”聯結起來了從而構成其一整體之“實業”。所以張謇反覆強調:“紡織根本在於棉故獎勵植棉尤為根本之計劃”。 張謇提出的棉鐵主義，並不僅僅是其創辦實業的個人體會和指導思想,而是一種統攬全局的中國工業化的宏偉發展戰略，遠遠超越了重農主義和重商主義，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