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坑村

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1934年10月，中央蘇區主力紅軍進行戰略轉移，開始了漫漫長征。歷史清晰地記載，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轉移後，為了配合主力紅軍轉移，保護根據地軍民，一大批蘇區幹部和紅軍戰士繼續留守在贛南，繼續領導根據地人民的革命鬥爭。留守蘇區的蘇維埃中央政府辦事處被後人稱作“留守蘇區中央政府” ^[1]  。

會昌縣檔案局館藏的6張老照片，所反映的這段波瀾壯闊的革命史事，卻是並不為世人所熟知：為了保存實力，1934年12月4日（農曆10月28日），在時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項英率領下，蘇區中央政府從瑞金遷到了梓坑村的一個小山窩裏，將中央政府的各項工作堅持到1935年2月18日（農曆1月15日），並與僅一山之隔的黃麟鄉井塘村裏的黨中央分局和軍區遙相呼應 ^[1]  。

“中央政府機關”和“中央總政治部”是留守蘇區中央政府的核心。當時，這兩個機構就定在梓坑村下園壩新屋。這原是大地主的房屋，其主體保存很完整，後來先後成了梓坑大隊、村委會的辦公地，前幾年，梓坑村村委會新建辦公場所，才空出來。在房子的樓上，清晰的保留着黑墨水寫成的“打倒國民黨軍閥”、“白軍士兵不要來打紅軍”、“白軍士兵你們也是工農出身”的紅軍宣傳口號。1935年1月15至17日，遵義會議召開。1935年2月4日正值是農曆大年初一，項英在梓坑籍紅軍李福榮的陪同下，從梓坑出發趕到鄰近的黃麟鄉井塘村，與賀昌、陳毅召開了中共分局會議，研究突圍方案。其中一條就是要求在貢江上準備好船隻，以備數萬紅軍撤退時急用 ^[1]  。

解放後，鄧子恢同志在故地重遊的時候，就在這裏專門召開了羣眾座談會 ^[1]  。

留守紅軍中央印刷廠，座落在梓坑村後面大山中一個叫“小玉山”的山上，當年中央蘇區國家銀行的紙幣就是在這裏印刷，蘇區主要刊物《紅色中華》，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在這裏隱蔽地堅持出版到1935年1月21日（公曆）。後來，前來圍剿的白軍就是據此誤以為中央政府和紅軍主力還留在蘇區。可惜的是，那些房屋多年以前就已傾倒，前往小玉山的路也已長滿蒿草粗藤 ^[1]  。

留守蘇區中央運輸連所在地在梓坑村路邊，就是上園壩李氏宗祠。遺憾的是，在70多年的時間裏，由於李氏後裔已不止一次修繕了這個眾家宗祠，已經無法尋找到當年紅軍運輸連在這裏運送槍彈、糧食的穿梭身影 ^[1]  。

按圖索驥，圍繞當年的老照片，根據一些當地文史資料的記載，加上一位現年80多歲、身體硬朗而且還很健談的老者李章龍的回憶介紹。“留守蘇區中央政府”其他機構所在地的舊址也由模糊逐漸變得清晰 ^[1]  。

梓坑村村口山腰的楓樹下有一家“紅軍被服廠 ”，其遺址是一棟“馬釘”型客家民居，只是“馬釘”僅剩一半，早在多年以前就沒人居住了，可惜無法找到當年紅軍留下的活動痕跡。“在當年大鍊鋼鐵時，這裏曾挖出不少縫紉機殘骸，都被投進了火窯。”老者李章龍的清晰回憶，既讓人感到惋惜和心痛，又似乎讓人能夠忽隱忽現的找到一絲欣慰 ^[1]  。

留守蘇區中央政治保衞部和裁判部在梓坑村坑尾新屋，舊址是半山上獨踞的一棟老房子，在一扇門板上，可以看到幾組數據：“6cm小銃圈……8cm大銃圈……6cm長型銃鈎……”，可能是當年紅軍制造武器或是採購物品的記錄。老者李章龍説，當年紅軍離開這裏的時候，為了不給羣眾落下“通匪”的名聲，把搬不動的東西都深埋地下。在梓坑的河邊就曾將四、五船鎢砂埋在沙灘下面，不過那些鎢砂很快就被後來的白軍士兵挖走。20世紀八九十年代，當地村民還曾經挖出過不少炮彈、砍刀。那時，有個村民看到那些鋼鐵疙瘩生了鏽，就拿到煎薯片的灶膛裏除鏽，結果油鍋被炸爛，幸好人沒受傷 ^[1]  。

在梓坑村溪背新屋的留守蘇區中央總供給部，牆上有清楚可見的紅軍幹部用毛筆記下的糧油財物往來帳目：“福巍供紅粘谷並皮一百斤，福雙供白粘谷並皮六十斤，供糯谷十六斤並皮賤狗子手……”。在供給部旁邊的一座房屋的檐下，用墨水寫出的“只有加入工農紅軍……”的擴紅標語，至今赫然醒目，只是標語上面還明顯有泥巴塗抹過的痕跡。老者李章龍説，那是當年紅軍走後，白軍士兵強迫當地羣眾塗抹的。他回憶説，當年這裏住的紅軍領頭的一個叫“艾義方”，一個叫“葉振生”（均為音名），他們為人和善，買賣公平，常幫貧苦農民下地幹活，他們總是客氣地稱羣眾為“老鄉”，對小孩則親暱地叫“小鬼”，他當年還曾坐在紅軍的膝上啃過玉米 ^[1]  。

史料記載：梓坑村羣眾與紅軍建立了良好的軍民魚水之情，當時，毛澤覃的妻子賀怡懷胎七八個月，當地的農民就採來當地的草藥，經常燉雞給她為她補身子。直到1934年12月的一個早晨，賀怡和她的父母與毛澤覃在逕口依依惜別，踏上了前往贛州的小木船 ^[1]  。

在梓坑村上園壩的“留守蘇區紅軍供銷合作社”、大塘湖林氏宗祠的“留守蘇區中央兵工廠”、白沙園的“留守蘇區中央國家銀行舊址”，還有中央電報局、衞生部、藥材站等遺址上，雖然房屋依在，但要想尋覓到紅軍的足跡，已經很難了。因為經歷了白軍進佔、文革浩劫以及多年的風雨剝蝕，那些紅軍用過的留下的東西都如同犧牲在此的無名紅軍戰士一樣，悄悄地塵封在了歷史的後面。只有當我們站在牢固的中央羈押所的房間及後的防空洞前時，透過那扇開得格外高的窗户，感受着防空內透出一陣陣寒氣，才恍若看到了當年白色恐怖下，當年戰爭是多麼的艱難與殘酷 ^[1]  。

“留守蘇區中央政府”紅軍離開梓坑村那天的情形，老者李章龍還清楚記得，尤其是紅軍戰士向他奶奶告別的情形，更是記憶猶新。那天是正月十五，白軍猛烈地撲向梓坑，紅軍撤離梓坑。李章龍説：“那年我上10歲，那天過元宵節，跟奶奶一起在曬太陽，一位紅軍戰士臨行拉着奶奶的手説，老婆婆，我們要走了，你們不要説出去，過15天，我們還要回來。”可是，李章龍的奶奶和大家一等就是15年多，直到1949年8月人民解放軍南下部隊解放會昌，解放梓坑 ^[1]  。

史料記載：為幫助紅軍撤離，羣眾用20多條船連夜搭成浮橋，讓從梓坑蘇區的工作人員及從黃麟、寬田、小密趕來的紅軍游擊隊趁夜過河，翻過了白鵝九嶺的鐘公嶂。在於都禾豐召開緊急會議後，留守中央蘇區宣告解散，1萬餘人的部隊分成9路向閩贛、閩西、東江、贛南等地突圍，廣大紅軍戰士從此轉入了艱苦卓絕的遊擊鬥爭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