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龔彬

梅龔彬，原名電龍，生於1901年8月，黃梅縣黃梅鎮梅新屋人，父親梅寶琛，教師。梅龔彬少時，曾在私塾和縣八角亭等小學就讀。1917年春季考入武昌啓黃中學。在啓黃中學讀書時，結識了惲代英。在惲代英的影響下，與宛希儼、陳學渭、龔直希等組建了“人社”，學習《新青年》、《新潮》等進步書刊。在新思想的薰陶下，研究新文化運動發展方向，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武漢學生奮起響應，啓黃中學學生在梅龔彬、吳鐵漢等帶領下，也積極投身運動，舉行罷課，紛紛走上街頭演講，反對北洋軍閥政府喪權辱國，鼓動民眾抵制日貨，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堅決支持北京學生的革命行動，使南北學生運動的高潮，很快彙集成為一支勢不可擋推動歷史前進的巨大洪流。為了使學生運動有組織有領導的開展，武漢地區成立了“學生聯合會”。梅龔彬被推為武漢學生聯合會執行委員，在學生運動中做了大量工作。1921年，梅龔彬考入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東亞同文書院是日本帝國主義為推行文化侵略而在中國設立的學校。在此期間，梅龔彬自覺地抵制奴化教育。同時，宛希嚴、吳鐵漢均在南京大學讀書，並已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他倆經常從南京來到上海，給梅龔彬介紹馬列著作，並一起交換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意見，使梅龔彬不僅成為東亞同文書院中華學生部學生會的中堅，而且成為該院共產黨基層組織依靠的骨幹，為第一次國共合作作出了一定的貢獻。1924年夏，“上海學生聯合會”成立，梅龔彬被推為副會長，同年秋，經賀昌和施復亮（即施存統）介紹，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並任團上海地委學委委員。他如風似火地投入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成了上海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受到上海青年學生和工人的愛戴。是時，惲代英又推薦他為國民會議宣傳員，並派他回湖北宣傳擁護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年底，他先後在武漢、黃石、大治和故鄉黃梅等地進行了歷時兩個月的宣傳。在故鄉，他同李子芬、熊映楚等發起組織“少年黃梅學會”，開展平民教育宣傳運動，並組織青年，大鬧縣教育局董事會，震動了黃梅各界。在黃梅第一屆縣委成立時，他被當選為縣委委員。 ^[2] 

1925年5月15日，設在上海的日本紗廠資本家停發工人工資，並用殘酷手段鎮壓要求發給工資的第七廠工人，槍殺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打傷工人十餘人。這一流血事件，激起全市工人，學生和市民的憤慨。5月28日，我黨中央在上海召開緊急會議，決定5月30日在上海租界舉行遊行大示威，起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新高潮，提出了一系列反帝鬥爭的口號，把工人對廠方的經濟鬥爭，發展成為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鬥爭。龔梅彬受黨指派同何秉葬（上海大學學生、共產黨員）向同濟大學學生負責人傳達上述決議，要求立即動員全校學生參加“五卅”示威遊行。在遊行示威中，梅龔彬親自散發傳單。慘案發生後，為統一各階層的行動，在黨的領導下，成立了“上海市工商學聯合會”。他又以“上海學生聯合會”負責人的身份，參加了“上海市工商學聯合會”赴京代表團，做了大量的革命宣傳工作，為推進運動的發展，迫使帝國主義釋放被捕羣眾作出了貢獻。就在這次運動中，由惲代英、沈澤民介紹，梅龔彬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5年底，在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當時左派佔優勢）的支持下，召開中國國民黨上海市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以左派為核心的新的市黨部。梅龔彬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上海市特別黨部執行委員兼青年部秘書長。 ^[3] 

1926年，梅龔彬大學畢業，根據他的學業成績，東亞同文書院可以保送他去日本繼續深造。由於大革命的需要，他放棄了留學的機會，服從了黨組織的安排，在國民黨上海市特別黨部從事專職黨務工作，任市黨部機關中的中共黨團（即黨組）書記。1927年2月，他奉令調往武漢總工會，主持職工教育工作，兼任國民黨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4月，又調任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十二師政治部主任兼黨支部書記。7月至8月，蔣介石叛變革命。梅龔彬參加了周恩來、朱德等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任起義軍24師71團團指導員。起義部隊進入廣東，他兼任潮梅八縣財政特派員，參加了會昌戰役。在湯坑戰役失敗後，他秘密轉移到香港住了一個星期。同年10月9日，又根據黨的指派，回到上海工作。年底，黨又派他皆夏曦赴杭州，建立浙江省委並任省委委員兼宣傳部部長。1928年7月，浙江四省秋收暴動失敗後，因不適宜繼續在浙江工作，被調回上海，搞文化工作，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他先後在《新雜誌》上發表了不少國際問題的論文，翻譯出版了《經濟學入門》一書，並與高樂松、高樂柏（筆名郭真），袁文彰等合編了一本《社會科學辭典》。在此期間，他遭到蔣介石通組。1929年8月，黨中共根據蔣介石通緝的情況，立即命令梅龔彬赴日本工作。又不幸在東京被捕。梅龔彬在獄中堅持真理，與敵人進行頑強的鬥爭。直到1931年1月，刑滿獲釋。1931年5月，陳雲代表黨中央匯去旅費，通知梅龔彬回國。7月、他經天津到上海，向陳雲詳細地彙報了工作。黨中央為了加強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需要充分掌握敵情，考慮到梅龔彬已經出國兩年，並在東京監禁了一年半時間，蔣介石對他的注意力已經放鬆。便由陳雲代表黨中央，向他佈置了一項特殊任務：決定以脱離共產黨組織的非黨人士的身份公開活動，由黨中央分別派潘漢年，張慶孚等人作單線聯繫。從此，梅電龍就以梅龔彬的筆名，開始大量寫文章，並以私人關係做吳開先（老同學）、吳醒亞的工作。9月，經吳開先介紹到《晨報》經濟版任翻譯。同時，為陳銘樞、王禮錫開辦的“神州國光社”和舒新城辦的《新中華雜誌》寫文章，在文化界擴大影響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步步擴張，國民黨政府堅持不抵抗政策，民族危機嚴重，抗日救亡成為全國人民的緊急任務和普遍要求。在此期間，梅龔彬奉命利用與“神州國光社”和陳銘樞的關係，積極做推動他們反蔣抗日的工作。同時，還與胡秋原在“神州國光社”出版了一份《文化評論》，大力宣傳抗日，取得了良好效果，有力地鼓動了學生、工人紛紛起來舉行罷課、罷工，向國民黨政府請願，示威，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軍。國民黨十九路軍調戌京滬期間，梅龔彬與該軍總指揮蔣光鼎、副總指揮蔡廷錯等往來甚密，暢談抗日。這時，梅龔彬已成為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曾先後任中國公學、暨南大學、上海商學院教授。任教期間，團結了一些上層民主愛國人士，同我黨合作，進行反蔣抗日。5月5日，蔣介石和日本簽訂了賣國的《淞滬停戰協定》，十九路軍無法抗日，調到福建。 ^[4] 

由於在“一·二八”抗戰期間，梅龔彬廣泛活動，組織各界人民支援十九路軍抗戰，使陳銘樞等對他更加信任。1933年5月，陳銘樞自歐洲回到香港，約他到香港共同商議，準備在福建發動反蔣運動。梅龔彬得到黨的指示，放棄了在上海的教授工作，到香港會見陳銘樞、李濟深等人，商談反蔣事宜。他建議陳、李等響應中共中央聯合抗日的號召，派員到上海與中共中央商談合作。陳，李等同意這一建議後，便派他回上海與中共接頭。由於當時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領導權掌握在“左”傾機會主義者手中，沒有得到具體的結果，他只好按原定計劃回到福州後來由十九路軍自福建派人到瑞金接頭，始與中共代表簽訂了聯合抗日反蔣的協定。同年11月20日，由李濟深、陳銘樞出面聯合十九路軍蔣光鼎、蔡廷諧等發動福建事變，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梅龔彬任福建人民政府文化委員會委員兼民眾運動處處長。1934年1月，十九軍和福建人民政府在蔣介石的兵力壓迫下失敗，梅龔彬又回到香港，代表中共中央推動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錯等組織“中國民族革命同盟”，繼續與我黨合作抗日反蔣，並通過他們策動兩廣反蔣。同年夏，正式成立“中國民族革命同盟”，李濟深任主席，梅龔彬任宣傳部部長。在此期間，代為策動廣西“六·一”反蔣運動、北海抗日和響應中共的“八·一”宣言號召，做了大量反蔣抗日的宣傳工作，並以民族革命同盟宣傳部的名義，創辦了《民族戰線》刊物，宣傳黨的統戰政策，號召全民族團結起來，把反蔣抗日推向高潮。為了及時掌握、宣傳黨的政策，他曾兩次赴上海。一次是1934年夏到上海找胡鄂公請示工作，一次是1936年12月，與葉挺一道回上海找潘漢年瞭解“西安事變”情況和中央的方針政策。還以梅劍文的筆名在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了一本《太平洋上之爭霸戰》的小冊子。 ^[5] 

1937年“七·七”事變後，為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梅龔彬泰令回到上海工作。他又隨李濟深、陳銘樞等到南京參與南京國民政府工作，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六部設計委員。同年12月南京滄陷，國民政府遷都武漢，軍委會第六部撤銷，他被改任教育部特約編輯，寫了一些號召全民族團結起來，共同抗日的宣傳文章。1938年8月，梅龔彬按八路軍駐漢辦事處的指示，離開武漢赴皖南雲嶺新四軍總部，跟隨葉挺、李一氓、張雲逸一一起工作。同年10月，又奉命和葉挺同時離開新四軍總部。葉挺赴廣東，他往衡陽會見周恩來和葉劍英。並根據葉挺的囑咐，將其情況作了詳細彙報。周恩來、葉劍英聽取彙報後，告知南嶽會議決定成立“戰地黨政委員會”，以蔣介石為主任委員，李濟深任副主任委員，派他趕赴桂林勸説李濟深接受任命。12月。他遵示由衡陽趕到桂林會見李濟深。李濟深表示願意接受任命，便於1939年1月趕到重慶，並囑他同時前往。同年春，正式成立“戰地黨政委員會“。李濟深就職後，聘他任設計委員會委員，負責編輯公報式的《戰地通訊》，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梅龔彬深受國民黨頑固派的排擠，工作很難開展，李濟深亦力不從心。其時，適逢蘇北發生李明揚、韓德勤與新四軍三方摩擦事件，李濟深以梅龔彬為戰地黨政委員會赴蘇北特派員，前往調解。他經請示周恩來之後，接受了前往蘇北調解任務，並按周恩來的指示於1940年8月從香港到上海與潘漢年取得聯繫，是時，黃橋發生戰爭，無法過江。潘漢年不要他冒險前往蘇北，留在上海等候時機。可不久，皖南事變發生，更無法前往1941年3月梅龔彬又從上海回到香港。這時，李濟深已離開重慶戰地黨政委員會，改任軍委會桂林辦公室主任。同時，因皖南事變發生，為避免蔣特迫害，不少共產黨員和民主人士都到香港。梅龔彬亦按領導指示暫住香港，和同志們一道，做堅持抗戰，堅持民主，反對倒退的工作。後來，梅龔彬奉廖承志的指示，與李章達等一道策劃以李濟深為首，聯合有關人士，建立國民黨民主派組織的工作。於是，10月間，他皆李章達到韶關、桂林拜訪李濟深、蔣光鼎等，策動成立國民黨民主派組織。到桂林後，他將事先擬好的綱領及計劃提請李濟深決定。李濟深表示贊成，但他認為時機尚未成熟，暫緩進行。梅龔彬便按原定計劃回到韶關，請蔣光鼎介紹到坪石中山大學法學院任教授、系主任、學院主任和院長等職。在此期間，他經常往來桂林、韶關之間，繼續做籌建國民黨民主派組織的醖釀工作。 ^[6] 

直到1946年春，李濟深由梧州到廣州與陳銘樞、蔡廷錯、蔣光鼎、李章達等，正式宣佈組成“中國國民黨促進會”，梅為中央委員。促進會主要任務是領導和支持進步學生與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在梅龔彬等組織和指揮下，1947年5月30日，中山大學學生舉行反內戰、反饃餓的遊行示威。國民黨反動派偵察這次遊行示威是由梅龔彬策動的，便於5月31日清晨派一營憲兵到中山大學大肆搜捕。梅龔彬被捕後，當即引起全校進步學生的憤慨。他們不顧生命危險把軍警圍住，將梅龔彬搶救回來。梅龔彬躲藏在一位同事家中住了一個多月，後經澳門轉到香港。這時，組織上決定將梅龔彬留在香港，一面在香港達德學校任教，以解決生活費問題，一面繼續協助李濟深做擴大國民黨民主派聯合工作，並推動李濟深放棄中間路線的幻想，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響應共產黨中央的“五·一”號召，8月，他為李濟深起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宣言，計劃召開國民黨民主派會議，聯合民促（民主促進會）、民聯（民主聯盟）及其民主黨派建立民革組織。 ^[7] 

1948年1月，梅龔彬在香港與李濟深、何香凝、陳銘樞、蔡廷錯、王葆真、朱藴山、柳亞子、朱學範等正式宣告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他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經過多方工作後，同年冬，梅陪同民革領導李濟深等幾十人由香港到達東北解放區瀋陽，1949年1月，梅龔彬改任民革代秘書長，2月20日與民革領導人一同赴北京，受到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的讚揚。6月，他參加了新政協籌備會議，9月，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8] 

全國解放後，梅龔彬歷任政協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央委員會歷屆中央委員、常務委員、秘書長等職，和民革領導一起，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台灣早日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大業作了大量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梅龔彬遭到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被打成“叛徒”、“反革命”，經過隔離“審查”，輪迴批鬥後，下放到五七幹校進行長期的“勞動改造”，於1975年8月1日不幸含冤逝世。 ^[9] 

梅龔彬同志追悼會於1980年1月18日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為他徹底平反，恢復了名譽，他多年的沉冤得到了昭雪。 ^[9] 

劉寧一同志在梅龔彬同志追悼會上致悼詞：“梅龔彬同志是久經考驗的老黨員、老幹部，他熱愛毛主席、周總理和朱德委員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他們懷有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梅龔彬同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一貫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他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他長期從事愛國民主黨派的統一戰線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關心祖國的統一，懷念台灣同胞和故舊，期望台灣早日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的統一大業。梅龔彬同志立場堅定，愛憎分明，無私無畏，忠於黨的事業。他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艱苦樸素，從不考慮個人得失，數十年如一日。梅龔彬同志在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迫害下含冤逝世，使我們失去了一位老黨員、老同志，是革命事業的一個損失。現在黨中央已為梅龔彬同志徹底平反，恢復了名譽，梅龔彬同志多年的沉冤得到了昭雪。我們要學習梅龔彬同志忠於黨、忠於人民、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一生的革命精神，努力學習，積極工作，為儘快實現我國的四個現代化而努力奮鬥。” ^[1] 

翻譯出版《經濟學入門》 ^[4]  ，與高樂松、高樂柏（筆名郭真），袁文彰等合編了一本《社會科學辭典》 ^[4]  ，出版《太平洋上之爭霸戰》 ^[4]  等。此外，梅昌明整理《梅龔彬回憶錄》（團結出版社，1994年，2002年）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