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達君

梅達君生於1908年9月14日，15歲始就讀於蘇州東吳大學附中，同學中有趙樸初、孫起孟等安徽老鄉。1932年畢業後，梅達君父親的好友、時任國民黨政府安徽省主席吳忠信對梅很欣賞，把他帶到安徽當省主席秘書。1933年5月，吳忠信被任命為貴州省政府主席，梅達君隨其任貴州省政府主席秘書，之後又擔任了貴定縣縣長。 ^[1] 

1934年梅達君辭職，與人合譯政治經濟學方面的進步著作。他與趙樸初、陳明、朱啓鑾、方行等合辦大眾出版社，秘密出版革命書籍。如“民族統一戰線教程”（凱豐著）、“游擊戰爭”（朱德著）以及馬列的“論政黨”等。其中《毛澤東論文集》是目前發現的最早出版的毛澤東著作。 ^[1] 

1939年10月，梅達君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奉黨的指示在國民黨統治區做上層統戰工作，團結廣大金融界愛國人士，組織“上海工商職員貸金處”，為許多中共地下黨員解決經濟困難。1939年末，國民黨發動了抗戰以來第一次反共高潮，此時陳毅率領的新四軍開闢了蘇南抗日根據地，為此，國民黨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電令五十二師師長冷欣部駐防溧陽郎溪廣德一帶，企圖隔斷茅山與雲嶺新四軍之間的一切聯繫。根據東南局曾山同志指示，梅達君接受了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的派遣，前往郎溪從事地下工作。 ^[1] 

經吳忠信介紹，梅達君順利地被委任為郎溪縣縣長。根據中共黨組織安排，隨同梅達君赴任的還有3位中共地下工作者張企、關鍵之、張瑛。到郎溪不久，張企受梅達君指派立即趕回上海向黨組織彙報，組織上將他們4人的關係介紹到駐蘇南的蘇皖區黨委。為了工作需要，成立了特別黨小組，特別黨小組不與地方黨組織發生橫向聯繫，受曾山同志直接領導，且保持單線聯繫。當時的主要任務是：溝通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與江南指揮部聯繫，扶助當地進步力量，掩護地方黨組織和革命羣眾，開展地下工作。 ^[1] 

皖南事變前夕，梅達君接到國民黨的指令，要求梅縣長派警察前去濤城鎮抓捕中共郎溪縣委一班人。對此梅達君感到左右為難，一是因為他與地方中共黨組織沒有橫向聯繫，信息不明，沒有聯繫渠道；二是自己作為中共黨員，就應當保護他們，可是，如果保護他們，自己的地下黨身份就會暴露。怎麼辦？在這緊急關頭，梅縣長以“催繳軍糧，人手不濟”為藉口拖延了一兩日，並有意放出風聲，暗示中共縣委的同志趕快轉移，之後大造聲勢實施抓捕前的準備，結果這些共產黨員聞訊後立刻隱蔽了，抓捕撲了空，以此成功地保護了絕大部分革命同志。 ^[1] 

皖南事變發生後，為了做好從涇縣茂林突圍的新四軍餘部的轉移工作，特別黨小組組織一切力量，將他們收留並安全護送到蘇南。1942年6月，梅達君前往上海找到黨組織彙報了郎溪工作及處境，經過批准，梅達君重返上海從事統戰工作。 ^[1] 

1945年，梅達君在中共上海局書記劉曉同志負責的黨的地下企業“東方聯合營業公司”任總經理。他西裝革履，出入有汽車，以此為掩護，團結廣大金融界愛國人士，為許多中共地下黨員解決經濟困難。梅達君根據劉曉的指示，利用自己與上層人士的關係，聯絡了上海知識分子與工商界的愛國民主人士，並努力促使他們實現大團結。1945年12月30日，中國民主促進會在上海中國科學社宣告成立，成立大會暨第一次會員大會共有26人簽名，他是第13位簽名者。 ^[1] 

1946年2月3日，民進召開了第三次會員大會，決定在理事會下設一處三部及若干委員會，梅達君為聯絡部聯絡員並當選經濟委員會委員。3月17日，民進第四次會員大會上，梅達君被增選為理事。3月22日，改選後的理事會調整下設機構，梅達君擔任聯絡處處長。 ^[1] 

民進成立以後，為了能有會員活動的固定場所，1946年2月，王紹鏊、張紀元、林漢達等人創辦了培養民主運動幹部的民本中學，梅達君任校董會董事。5月5日，以中國民主促進會牽頭聯合上海52個人民團體成立了“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梅達君任理事並在成立大會上代表籌備委員會向兩百多位代表報告籌備經過。 ^[1] 

1947年，為保存革命力量，梅達君以創辦“東方聯合營業公司香港分公司”為掩護，赴香港為馬敍倫、王紹鏊、許廣平等同志的轉移作準備工作。 ^[1] 

1949年2月，梅達君從香港返回上海，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許多工作。 ^[1] 

5月28日上午，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梅達君擔任上海市軍管會交際處副處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負責辦公室工作、外事接待工作等。 ^[1] 

1949年9月，梅達君作為民進代表之一光榮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0月1日下午，他在天安門城樓目睹了開國大典盛況，激動不已。 ^[1] 

1954年，老上司劉曉出任中國駐蘇聯大使，梅達君也調任中國駐蘇聯大使館任政務參贊。1955年因潘漢年冤案株連回國接受審查。開始在北京，後來在上海，可會見親屬，但不準回家，單獨住在招待所裏，不斷地接受審問，不斷地寫各種材料。這樣，大概持續了近一年時間，後來宣佈審查結論，梅達君與潘漢年案件沒有任何牽連，但還是受到了影響，被調動了工作。這時，經老首長陳毅推薦、周恩來總理同意，決定調梅達君到外交部工作。然而，此事卻被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某些領導擋住了。 ^[1] 

雖然受潘漢年案影響調動了工作，但梅達君對黨的工作始終積極負責，保持着樂觀的革命精神。1956年起，梅達君接任上海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1962年被調任上海財經學院副院長。文革期間，梅達君被以“叛徒、蘇修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罪名抄家、揪鬥、審訊、隔離審查，遭受迫害。1970年起在奉賢縣“五四”農場建立起的“五七”幹校養豬。1978年梅達君恢復工作，任中國紡織大學（現東華大學）顧問，直至1984年12月退休。 ^[1] 

作為潘漢年的老部下、老戰友，梅達君深深地為潘漢年感到冤屈和不平。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做出了“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通知”還對潘漢年的歷史功績作了高度評價，指出：“在長期革命鬥爭中，他忠實執行並多次出色地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對黨的文化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在開展對敵隱蔽鬥爭方面，曾經作出了重要貢獻，是有很大功勞的。”知曉這個“通知”，梅達君激動得失聲痛哭。 ^[1] 

1993年12月13日，梅達君逝世。在告別儀式大廳裏，時任民進中央副主席鄧偉志為梅達君撰寫輓聯：“孤島雄鷹，地下火種，笑聲蕩紅場，一片丹心勵後起；民進前導，統戰津樑，絃歌布兩校，漫天白露哭先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