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節

1928年，梅節出生於廣東省台山縣（今台山市），原名梅挺秀。

1987年，出版《紅學耦耕集》（與友人馬力合集，香港三聯）；

1988年，出版《金瓶梅詞話全校本》（香港星海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2年，成立香港夢梅舘，任總編輯；

1993年，出版《金瓶梅詞話重校本》；

1998年，出版影印陳少卿抄閲《夢梅舘校定本〈金瓶梅詞話〉》；

2000年，出版《梅節手抄四朝絕句》；

2004年，出版《金瓶梅詞話校讀記》（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7年，出版《夢梅舘校定本金瓶梅詞話》（台北里仁書局）；

2007年，出版《瓶梅閒筆硯—梅節金學文存》（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他生於廣東，僑寓越南，求學於燕京大學，畢業於北京大學新聞系，早年任職於《光明日報》。1977年底移居香港，現居住香港於青衣島。

他是包括王國維、蔡元培、胡適、俞平伯、周汝昌、馮其庸等在內的15個“紅學家”之一；同時，他又是國際上著名的《金瓶梅》研究大家。然而，上述兩門學問，他只是業餘愛好而已。

在當代著名的《金瓶梅》研究專家當中，我有幸結識了兩位名字中含有“梅”字的學者。一位是吉林大學的王汝梅教授，另一位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香港著名學者梅節先生。

“梅節”是梅先生的筆名，他的原名叫梅挺秀。1928年，生於廣東省台山縣的一個農村。其祖上是工商地主，頗有幾個錢，但到了他祖父這輩已是家道中落。梅節的父親梅友雪只上了三年的私塾，在一個小學當抄寫員。後來借點錢，跑到香港跟名醫陳伯壇學醫。通過刻苦自學，成為有名的中醫。梅友雪給兒子起名“梅挺秀”，由此可以看出他對兒子寄予厚望。在梅節的心目中，父親是最令人敬佩的人，也是他學習的榜樣。父親經常教導他説，只有知識才能改變命運。在父親的言傳身教之下，梅節自幼就努力向學，表現優秀。

1942年，梅友雪應聘到越南堤岸廣肇醫院任醫席。兩年之後，他便託同鄉把梅節接到越南，從此便在越南開始了長達6年的讀書生活。當時的越南在法國和日本的統治之下，在那裏謀生也是異常艱難，好在梅友雪有一手高超的醫術，收入頗豐。梅節在越南讀書的中學叫堤岸知用中學，雖然學校的圖書設施比較簡陋，但卻有些套裝書和部頭書。在這裏，梅挺秀拼命地閲讀，擴大自己的知識領域。他通讀了《魯迅全集》、《新文學大系》、《世界文庫》、《國學基本叢書》的李、杜、韓、柳、歐、蘇等集子，和《通鑑紀事本末》，也讀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梁啓超的《清代學術概論》等。

在越南的這段讀書生活，梅節打下了良好的國學基礎。

1950年梅節中學畢業，回國升學，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兩年之後，燕京大學與北京大學合併，因此梅節便成了由燕京入學，到北大畢業的學生，四年大學上了兩個名校。

1954年．畢業之後的梅節與另外三名同學被作為研究理論和國際政治的人材分配到中宣部，但卻沒有能通過政審，理由是海外關係。與他確定愛人關係的同學賈翠珍，父親曾留學美國，民國時期擔任過山西銘賢學院院長，屬孔祥熙系，她隨梅節被改派到《光明日報》國際部工作。

就在梅節走出北大校門到《光明日報》參加工作不多久，他中學一個要好的陳姓同學突然逝世。為了紀念，他取“梅節”為筆名，因為“梅節”是陳姓同學的建議。

在《光明日報》國際部，梅節主要從事國際報道和研究。當時，正趕上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這讓他感到十分厭煩。1957年，他還差點成了被專政的對象，用他自己的話説“與右派分子只隔一層紙”。當時，除了應付日常工作之外，梅節開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上。

1972年，梅節的夫人賈翠珍病逝，給梅節留下了兩個年幼的女兒，一個11歲，一個6歲。這個變故對他打擊很大。此前，梅節在編輯部長期值夜班，夫人去世後，他一個人既要工作還要照顧孩子，報社把他調到了學術部工作。

1974年，梅節與湯燕南女士結婚。重新組建家庭之後，梅節也漸漸走出喪妻之痛的陰影，女兒也有人照顧了，後來他與湯燕南又有了一個女兒。當時“文革”仍在繼續上演，迫於無奈，應付日常工作之餘，他由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開始進入《紅樓夢》研究，一直持續到1977年底。

1977年11月，梅節的父親梅友雪在香港去世。梅節不得不拋下工作去香港處理父親的後事。父親去世後，母親便沒有人照顧（梅節的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都在美國），他決定舉家遷居香港。

在香港，梅節開始了一種全新的生活。也就是在這一年，中國冰封已久的土地開始解凍，改革開放的大幕正徐徐拉開。

“文革”期間，梅節積累了大量的《紅樓夢》研究筆記，定居香港之後，他便把這些筆記陸續整理發表。這些研究筆記有許多獨到的見解，見諸報端之後很快在紅學界引起注意。

在紅學研究方面，梅節治學嚴謹，堅持在繼承中創新。他認為，學術的生命就是要推陳出新，學術史只記下有突出新貢獻的研究者，沒有新思維新觀點的文章，不會引起讀者的重視。另外，梅節還認為，一個人的時間非常有限，因而在研究時就要選擇重點突破，推動學説的更新。

胡適建立新紅學，依靠脂本、脂評。胡認為《紅樓夢》最初只有一個版本，即脂硯齋評本（簡稱“脂本”）。梅節通過對《紅樓夢》版本的研究發現，胡適等人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在曹雪芹還在世時，就已經有了兩個本子，一個叫《石頭記》，一個叫《紅樓夢》，在貴族子弟中傳閲。這是首次對新紅學一個版本系統論提出挑戰。再如，關於曹雪芹死於哪一年的問題，胡適提出是“壬午除夕”，周汝昌修正為“癸未除夕”，梅節通過研究發現，胡適、周汝昌把句子點錯了，曹雪芹的實際死於“甲申年春”。他的這個觀點得到了紅學界許多人的認同。

梅節説，在研究學問上，他崇拜魯迅。魯迅讀常見書，不矜秘本，重視常識，根據常理來判斷，更容易接近事實真相。

正是在“重視常識，重視常理”的原則上，梅節靠仔細求證的精神，在紅學領域取得了令人驚羨的成就。1988年文化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編著的《紅樓夢大辭典》，給十五位著名研究者冠以“紅學家”稱號，梅節名列其中。這一年，梅節60歲，年紀最輕。

梅節是一個愛打報不平的人，這種性格常使他捲入有關紅學爭論中。文革前夕，南京人靖應昆家中收藏着一部乾隆年間的《石頭記》抄本，後來這個抄本被安徽的一個大學生毛國瑤發現，並抄錄了有重要價值的150條評語寄給了俞平伯。靖本不久就不知去向。毛國瑤是右派，文革期間，慘受逼供。因為靖批不利於某派的紅學觀點，於是九十年代有人又開展“打假”，逼毛國瑤承認靖批是為迎合俞平伯而製造的假材料，甚至毛國瑤患腦血栓卧牀不起，也打個不停。梅節經過考證後得出結論：毛國瑤並沒有造假，靖批是真實的。為此，他撰文《也談靖本》為毛國瑤辯護，制止了對毛的不公正打擊。

隨着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不斷髮展，紅學研究也漸漸地被沾染了功利的色彩，因此社會上便出現了兩種現象：一是大眾娛樂性的“龍門紅學”大行，大小行家爭相歪編曹雪芹的原著；二是急功近利型的“泡沫”紅學的興起。人人“大膽假設”，有一炮而紅之夢，無實事求是之意。梅節認為，這兩種現象都是十分有害的。梅節決定淡出紅壇。

一個偶然的機會，梅節轉移到“金學”研究領域，“無意插柳柳成陰”。

那是1984年，他的一個好友在香港開了一家名為“星海”的出版社，生意慘淡。這位朋友找到梅節，想請他幫助出一部賺錢的熱銷書，商量好出版《金瓶梅》。因為兩年前，大陸剛剛出了一個刪節本，銷售很好。鑑於香港的特殊條件，梅節認為，出版一部足本《金瓶梅》應該有市場，並且可以滿足廣大研究者需要。他選擇日本大安株式會社出版的《金瓶梅詞話》做底本。但上馬之後，梅節發現詞話的訛誤太多，他沒有足夠的知識來整理此書。他四出向朋友、專家求助，自己邊幹邊學。校點工作從1984年開始，一直幹到1986年，等到正式出版已到了1987年的春天。這期間，梅節每天從早幹到晚，夜裏幾乎都是凌晨2點才休息，更沒有休息日和節假日。他的妻子即使回北京探親，也隨身帶着排印稿替他做校對。

《金瓶梅詞話全校本》面世後，梅節掉了兩顆牙，開始禿頂。“全校本”出版後頗獲好評，著名作家張愛玲對送書給她的好友宋淇説：“看了梅節校正本，《金瓶梅》的好顯示出來了！”後來，她在一篇文章中還專門提到梅節與《金瓶梅》。

“全校本”出版後，梅節發現其中仍然有不少謬誤，1989年，他又開始對“全校本”進行覆校，決定出版《金瓶梅詞話重校本》。《金瓶梅詞話》共計778800字，“全校本”改了4000多條，“重校本”又改了6000多條。

1992年，梅節的重校本完工，這時，朋友的星海出版社已因經營不善而關門，梅節便決定成立自己的出版社，1992年8月28日，梅節創辦夢梅館（文化出版），自任總編輯。

“重校本”出版十多年來，營銷海內外。如今，梅節已完成《金瓶梅詞話》最後校定，正洽商由台灣里仁書局出版。2004年，梅節50萬字的《金瓶梅詞話校讀記》出版，校記有7400多條，引用書目400多種，被評為“金學集大成”之作，可稱梅節研究《金瓶梅》20年的心血結晶。

梅節除了對《金瓶梅》的文本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外，對金學研究如作者問題、成書問題、版本問題、語言問題等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為《金瓶梅》研究打開了新思路。

談到做學問和身份地位，梅節説，他雖然出自名校，學有專長，但並無教授名頭。韓國學人崔溶澈稱他做“在野學者”，他覺得很合適。畢竟他所有研究，金學、紅學，只是業餘愛好。他淡泊名利，遠離官場，不善交際，思想通達。

在文革火與血的年代，人性的醜惡充分暴露的時期，他為養性治失眠，閉門抄錄宋金、元、明、清四朝絕句。談到四朝絕句, 梅節如數家珍，信口拈來。他當場吟詠了宋釋藴常《送空上人》和清江朝宗的《梅花》

過了梨花春亦歸，小窗新綠正相宜。

白頭更作西洲夢，細雨青燈話別離。

小小人家短短籬，冷香濕雪兩三枝。

寂寞竹外無窮思，正倚江天日暮時。

他情願與古人為鄰，與自然為鄰，所抄三百四十位詩人的五百首詩（出版後已印了三版），顯示他的人生格調與追求。

梅節在《光明日報》是個中層領導，主持過學術部，任總編室副主任，有許多機會結交文化學術名人，但他從無攀附之意。俞平伯、吳世昌、吳思裕、馮其庸、周汝昌等不識一面。1986年哈爾濱紅學會散會前一天，宋謀瑒上門請梅與周汝昌見面，梅拉了許桂林同往，寒暄數句，照相一幀。梅節對俞平伯最敬重，也只見過一面：87年俞先生訪港，邀請單位宴客請梅節相陪。

來香港後，梅節結交的也都是窮朋友，如馬力、許桂林等。馬力後來當了香港民建聯主席，人大代表。但當時是港大研究生。可能是因為來自左派學校，還畢不了業。

梅節先生自甘清貧，不賭錢，不炒股票，平時以讀書、思考、寫作為樂。他喜歡逛書店，有一個階段收藏石章。他在香港摩囉街古玩店結交一個姓莊的朋友，他能摹仿各大家的妙墨，“下真跡一等”。梅節常常上深圳，找擺攤檔的刻工品石論藝，結交不少朋友。

梅節已年屆八旬，仍讀書寫作不輟，前年他讀《敦煌六祖壇經》，發現《壇經》有許多廣東四邑方言。惠能自稱“新州百姓”。梅節考證，隋唐之前，“新州”就是新會，後來分為新會、台山、開平等四邑。梅節的發現可能終結胡適擾攘大半個世紀的“禪學公案”。胡適認為《壇經》為惠能弟子襄陽神會所作，在日本也有些信徒。湖北人當然不可能講嶺南四邑話。梅文《六祖壇經自説悟法傳衣部分讀記》在《燕京學報》新二十二期發表，饒宗頤老先生説有新意。梅節着手寫《左傳作者新考》，是他五十年前讀《左傳》的心得，試圖解決兩千年經學史最棘手的一個問題。希望他能成功。

晚年的梅節寓居在香港青衣島的半山腰上的一幢居室內，約有七十多個平米。房子雖小，但風景不錯。這裏西望馬灣、大嶼諸山，青山、屯門諸海，山光水色，風景如畫。他的女兒原希望父母移居加拿大，他住進來之後，刻了一枚印章“老青衣”，表示將在此終老。

在青衣島上，梅節先生每天散步、聽音樂，把玩印章、吟詠絕句。在這裏，這位布衣學者夏天可以看山上堆着的白雲，冬天可以看見紅日從山上下來，下雨天可以聽到流水潺潺，秋天可以聽到蟋蟀的鳴叫……真是別有一番境界。

採訪梅節先生結束時，我情不自禁吟詩一首以贈這位令人敬佩的布衣學者：

閒居青衣島，坐看白雲來；

紅樓夢醒時，金瓶梅自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