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暘春

梅暘春（1900-1962）中國橋樑專家。江西南昌人。早年聰穎，在南昌中學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土木系，後又入電機系加讀兩年，1923年畢業，派赴美深造。入美國普渡大學機械系學習，獲碩士學位。但其志願卻在橋樑事業，1925年參加美國費城橋樑公司工作。因其工作勤奮且有成績，網球運動亦甚出色而被誤認為日本人。梅暘春深以為恥，決心以自己的業績建立起中國的偉大形象。1928年回國，在南昌工業專門學校任教。與黃宗珍女士邂逅並結成終身伴侶。後來畢生轉戰於全國江河之上，建設橋樑，成為橋樑專家。

1900年12月1日 生於江西南昌。

1917年 考入北京清華學堂學習。

1923—1925年 公費赴美留學，得美國普渡大學碩士學位。

1925—1928年 在美國費城橋樑公司工作。

1928—1934年 回國，任教於南昌工業專門學校。

1934—1936年 杭州錢塘江大橋工程處正工程師。

1936—1938年 武漢市政府工務科長。

1938—1943年 交通部橋樑設計處正工程師。

1943—1944年 湘桂鐵路桂南工程局正工程師。

1944—1946年 重慶纜車公司總工程師。

1946—1949年 中國橋樑公司武漢分公司經理兼總工程師。

1949—1953年 鐵道部設計局副局長兼武漢長江大橋測量鑽探隊隊長。

1953—1957年 鐵道部武漢大橋工程局副總工程師。

1957—1958年 鐵道部基建總局副總工程師。

1958—1962年 鐵道部大橋工程局總工程師。

1962年5月12日 病逝於南京。

1934年，茅以升博士受託組織籌建錢塘江大橋，聘梅暘春為正工程司。老母訓以事業為重，乃挈婦將雛赴杭，擔任錢塘江公鐵兩用橋的設計工作。此時國內鋼鐵生產落後，需向國外定製。為了減輕重量、節約資金，在國內首次採用鉻銅合金鋼。當設計圖完成向英國道門朗公司承訂時，英國公司拘泥於本身經驗，提出修改圖紙。梅暘春以精闢的理論和實際經驗，直接與之對話，據理力爭，使對方折服，為中國工程師揚眉吐氣。

1937年錢塘江橋通車，三個月後，日軍入侵杭州，在完成了建橋和炸橋的任務之後，工程處步步向後方撤退。在此前兩年，因武漢擬有建設長江大橋之舉，由茅以升領導的錢塘江橋工程處為之策劃。1936年完成初步規劃，錢塘江橋通車前後，梅暘春赴漢，任漢口市政府工務科長，主持武漢長江大橋的設計前期工作。1938年武漢淪陷，梅暘春撤退到後方，再輾轉到昆明，擔任原交通部橋樑設計處正工程司。

抗日戰爭開始後不久，南京國民政府退縮於西南，沿海港口已逐個被日軍佔領，唯滇越鐵路尚可通行。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於1937年抗戰初便建議建設滇緬公路。在抗日軍民努力下，該路於1938年8月底通車。但其關鍵工程，原跨瀾滄江的功果橋設計通過能力過低，且防空需要備用橋樑，乃由橋樑設計處處長錢昌淦，領導趙燧章、王序森、劉曾達、李宗達等工程師設計新功果橋（為紀念乘軍用飛機被日機擊落而犧牲的錢昌淦先生，後命名為昌淦橋）。該橋為中國第一座近代有鋼加勁桁的公路懸索橋，橋主跨135米，由梅暘春進行全面審核。在審查中，就鋼結構製造和工地安裝要求，建立了完整的訂料、加工、運送、架設等工作制度。為中國此後複雜的大跨度鋼橋建設做出了榜樣併為培養這方面的人才打下了基礎。新橋鋼結構向國外訂購，由滇緬公路運入安裝、設計花時4個月（1939年2—5月）、施工花時17個月（1939年6月—1940年11月）共計僅21個月便通車。遺憾的是，建成後僅42天便被日機炸燬。

梅暘春於1940年轉任湘桂鐵路桂南工程局正工程司，為搶通湘桂鐵路而努力，其關鍵工程為柳江大橋。湘桂鐵路工程局副局長、原錢塘江橋總工程司羅英，因柳江橋向國外所訂製鋼樑無法運進，目睹湘桂鐵路沿線堆積着浙贛等線撤退下來的舊鋼軌和長短不一的舊鋼板梁，動議利用這些材料修建新橋。這一具體任務落在梅暘春所領導的設計室身上。梅暘春以其紮實的基本功夫，動用巧思，擺脱常規思路，創造出新的結構佈局和細節。設計是在一節空車廂裏完成的。白天為躲避轟炸，將車廂拉到離城較遠之處，晚上拉回。在艱苦的工作環境裏，中國工程師們以創造才能，完成了設計。由於結構新穎輕巧，司機望而生畏，羅英與梅暘春隨機車過橋，安全無恙。

柳江橋是這樣一座難得的橋樑：世界上鐵路鋼棧橋很多，未能有如此輕巧而多智。當時交通部予以特別嘉獎。原部長張嘉璈向國外報導稱之為：“一座外國工程師所沒有嘗試過的橋樑”。惜不久（1944年）日軍攻到桂林，橋奉命炸斷。與錢塘江橋、瀾滄江橋同一命運。

1944年梅暘春進入茅以升組織的重慶纜車公司任總工程司兼工務處長，設計建造了重慶市第一座登山纜車——望龍門纜車。從今天看來，這是一個不太起眼的工程。但在那個時代，有這樣的工程已是不易，主持這一工程必須具有多方面的知識，兼備土木、機械、電機等方面專長，梅暘春一舉成功。

茅以升先生預見到抗日戰爭即將勝利，於是組織了中國橋樑公司，擬擔負起戰後重建中國的土建和橋樑工程任務。1946年，成立了該公司的武漢分公司，梅暘春擔任武漢分公司經理。原想承擔建設武漢長江大橋。但抗戰後國民黨熱衷於內戰，經濟蕭條、貨幣貶值、極少有工程可做。於是分公司承攬了一些工廠廠房安裝、火車單機轉盤等項目，比較大的如江西萍鄉煤礦纜道工程。飢不擇食，什麼事都做，這就發揮了梅暘春技術多面的優勢，從而使分公司得以在鬥爭中求生存，直至解放。

1949年武漢解放，人民政府給予他極大的信任，保薦梅暘春隨軍南下，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參加搶修粵漢鐵路被破壞的橋樑，發揮了他處理橋樑特殊技術問題的機變的才能，功績卓著。因此，當搶修完畢後，被任命為鐵道部設計局副局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由李文驥倡議，茅以升領銜，梅暘春等簽名，向中央上報了《籌建武漢紀念橋建議書》，建設武漢長江大橋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的紀念建築”。其契機正和中央的宏圖相合。鐵道部成立“橋樑委員會”着手建橋，命梅暘春兼任武漢長江大橋測量鑽探隊隊長，組織和帶領隊伍在武漢三鎮範圍內進行大規模的測量、鑽探和調查工作，並請地質專家谷德振為武漢地區的地質情況從宏規上予以推論。為了解決建橋前京漢、粵漢兩線的聯繫，梅暘春又倡議和領導設計建設了臨時火車輪渡工程。

在地方黨政支持和技術上駕輕就熟的情況下，很快就完成了勘測任務。1950年成立武漢長江大橋設計組，地點在北京，梅暘春奔走兩地進行指導。他根據當年和茅以升所擬定的武漢長江大橋方案，親自繪製140十3×280十140米五孔拱桁伸臂梁方案，橋下淨空33米，以資參考。當時由於牽涉到多方面的因素，又受制於政治形勢和財力物力、技術條件，最後採取的是由蘇聯供應低碳鋼料和蘇聯專家進行技術指導的方案，即現在所建的9孔128米平弦雙層鋼桁架橋，橋下淨空28米。

1953年成立武漢大橋工程局，彭敏為局長兼總工程師，後以汪菊潛為總工程師，梅暘春為副總工程師。他由京返漢，參加代表團赴蘇聯訪問。歸國後，配合蘇聯專家與從全國調集而來的當年橋樑界的精粹，共同努力。中蘇兩國技術人員從規劃、設計、試驗到施工佈局協同戰鬥，結成了很好的友誼。在武漢長江大橋上下部結構，尤其是下部結構中有所創新。

1955年由梅暘春主辦向全國著名建築設計單位和院校徵求武漢長江大橋橋頭建築及引橋方案，得25式，經顧問委員會評審，政務院周恩來總理批定，採用第25號方案。

在武漢長江大橋及其附屬工程施工過程中，梅暘春以歷來注重第一手實踐的主導思想和工作方法，經常出入施工現場，解決施工中困難，雖屢遇險情，樂之不疲，工程進行神速。在武漢長江大橋已具有一定規模的1956年，梅暘春因工作需要，奉調回北京擔任鐵道部基建總局副總工程師。1957年武漢長江大橋建成後，在京的梅暘春奉鐵道部命令着手研究南京、蕪湖、宜都長江三大橋工程的技術問題。

1958年，中央正式決定修建南京長江大橋，將武漢大橋工程局改名為大橋工程局，彭敏為局長，梅暘春為總工程師。第一座用國產材料，國人自己設計，自己施工，發憤圖強，自力更生的長江特大橋開始興建。

任命之初，他便着手考慮如何提高在武漢長江大橋所取得的技術水平，在更為開闊和水深、地基條件更復雜的南京建橋，並採用較合適的橋樑上下部結構。他查閲了北京、清華、北大等圖書館資料，再根據已取得的測量鑽探記錄，審度形勢，吸收其得力助手有益的意見，有了初步的全貌設想。

梅暘春帶着已經向科學院學部委員們徵詢過意見的方案設想重回武漢。他首先在大橋局內發動技術力量，再以多種方式，邀請局外的技術顧問，舉行從橋樑上部到下部、從結構到藝術一系列會議，從武漢開到南京，最後確定了建橋原則和正式的橋樑方案、設計和建設隊伍，在南京擺開了新的戰場。

當年在北京初擬的設想方案是七孔，中間五孔是半穿式剛性桁梁，柔性的鋼拱，橋跨為125十5×250十125米。基礎則有沉井、管柱和管柱加沉井、鎖口管柱沉井等。最後確定的是九墩十孔，九孔160米，一孔128米墩上以曲弦加勁的菱格形鋼桁梁，橋下可通過“萬噸巨輪”，淨空高為通航水位上24米。這樣的決定，仍受制於某些主客觀的條件。上部結構並不如梅暘春先生所理想。這樣多的深水墩，倒是西方國家技術人員視為畏途，儘量設法加大橋跨來減少和避免的。

南京長江大橋橋址處江面寬約1500米，水深平均約30米，河牀覆蓋層一般為35—48米，最厚處達90米。橋墩除靠浦口岸1號墩外都做到覆蓋層下的石層之上。各個橋墩處的地質水文條件都不一樣，需要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一個橋墩的設計施工經驗可作為下一個橋墩的借鑑，以改進和發展設計。因此，水中橋墩是一個一個地予以建成的，採用了除了鎖口管柱沉井外的多種構造形式，並首次在南京橋應用了預加應力鋼筋混凝土技術於大直徑管柱和引橋的梁部。一切都通過精心試驗才作出決定。

南京長江大橋工程指揮部就設在長江與秦淮河支流金水河入江的交叉口上，從辦公室的江堤上便可看到工地。江邊有指揮部的專用碼頭，上船三分鐘內可以到達水上施工的墩位。這樣逼近戰場的指揮，情況瞭如指掌，自然可操勝算。

梅暘春和易待人，善於發現和使用人才，多推善於屬下而不居功。有堅實的技術基礎而又有民主的工作作風。能謀善斷，當現場出現緊急情況的時候，如南京橋3號墩沉井加管柱基礎屢出險象，都能當機立斷，化險為夷。

建設以很快的速度進行着，工程上並沒有太不順手的事，可是國家遇到了困難。由各種因素造成的三年困難時期，中央制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工程奉令延緩。此時南京長江大橋工地士氣方盛，設備齊全，材料充足，梅暘春雖血壓高達220毫米水銀柱，卻心急如焚，奔赴北京鐵道部申訴，希望不要放慢建橋步伐。然而客觀形勢擺在面前，局部必須服從整體，橋樑建設終於放慢下來。這一次延緩，使他未能親手完成這一偉大的建設，這是他所意料不到的。

經過執行中央的調整方針，三年困難很快就被克服了，工作又有了生機。年逾花甲，已與家人分居在工地戰鬥了四年的梅暘春，重新煥發起活力。可惜年事已高，加上素患高血壓症，緊張的工地生活，對他的疾病是不利的。雖幾次發病，策杖而行。仍主持會議，到現場視察和安排工作，直到病倒在他辦公室隔壁的單人卧室之中。

梅暘春病倒的消息，通過鐵路電話用最快的速度向鐵道部領導作了報告。呂正操部長和武競天副部長親自作了安排，指示要想盡一切辦法進行搶救！在北京，通過與空軍聯繫，派出專機，將著名的治療腦血栓專家飛速送往南京，同時到達的還有上海派去的名醫。黨和政府的關懷，他被送入南京最好的醫院，受到最好的治療。老伴和子女從北京趕來探望。同事們親切地關注，竟把心力交瘁的梅總從死亡線上搶救回來，但已癱瘓不起。當1962年早春梅花開放的時節，他居然又能坐起來了。有了一些精神，又嚮往着熱火朝天的工地。他醉心工作，沒有對人生最終的歸宿作認真的思考和準備。趁他病情有起色，組織決定送他回北京休養。行前，滿足他所提出的願望，再往南京長江大橋工地南京岸碼頭一觀。誰知，因情緒奮激，晚間腦病復發，搶救不及，緊握其夫人之手而與世長辭。

南京長江大橋於1968年建成。1985年獲國家首屆科技進步獎特等獎，梅暘春為第一獲獎者。梅暘春所培養出來的橋樑專家們，不斷地在完成長江大河上一座座偉大的橋樑。梅暘春的業跡，永遠載入光榮的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