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

梅光迪(1890一1945)，字迪生、覲莊，宣城縣（今屬蕪湖市南陵縣弋江鎮奚灘村西梅村）人。自幼酷愛中國古書，12歲時初應科舉（童子試），在安徽受完中等教育（安徽高等學堂）後考進北京清華學堂。1911年考取官費獎學金，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錄取，兩年後，轉入西北大學。 ^{[3]  [4]} 

1915年畢業後，進哈佛大學研究院。在哈佛大學的4年，對梅光迪的思想發展影響很深，最重要的，是他和文學導師、新人文主義創始人伊爾文·白壁德的交往。美國在20年代，在白壁德等人的影響下，一度興起一個人文主義哲學和思想批評運動，梅光迪認為新人文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有許多相近之處，決心用新人文主義作武器改造當時中國混亂的思想界。梅光迪一到哈佛大學，就和當時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研究生胡適以長篇通信進行激烈的討論。在已公之於世的胡適日記裏，記裁了他們當時關於中國文學改革的爭論。梅光迪與胡適意見相左，他並不是沒有感到舊文學的沒落，而是認為胡適的理論和實踐還不夠深刻，認為胡適把語言同文學的複雜關係簡單化了，低估了舊傳統對詩歌創作的借鑑作用。民國6年胡適回到北京，舉起了文學改革的旗幟，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革文章和中國最早的新詩。梅光迪仍留在哈佛，跟隨白壁德研究文學。 ^[3] 

1920年，梅光迪回國，任南開大學英語系主任。民國10年去南京，任東南大學英語系主任。1922年，梅光迪和東南大學同事吳宓等人創辦《學衡》雜誌，梅光迪在該刊上發表了《評提倡新文化者》、《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等文，對新文學運動提出責難。梅光迪批評有些新作家對自己的文學傳統無知，對西方文學也知之甚少，這些新作家妄自尊大，既不客觀又不謙遜，充滿空想，氣量狹窄。梅光迪表示他從不反對西方知識，但反對那些摘文學改革的人不加區別的偶像崇拜，反對那些人對中國傳統的東西統統打倒，對西方的東西不加分析。梅光迪不反對白話文，他很欣賞中國的口語文學作品，認為它是寫作的一種可行體例，但他不同意完全用白話代替古文，他認為古文排除掉擬古和內容空洞的毛病，還是可以成為表達現代思想的靈活工具。為了使國內讀者對西方文學有個廣泛的全面的瞭解，《學衡》發表了不少介紹西方文學的論文和譯文，梅光迪的文章主要是介紹一些西方帶有哲學色彩的文藝批評家，這些文藝批評家不以分析文學作品的形式美為限，而是用文藝批評來表達其道德觀和哲學觀，因此他們不但成了文藝批評家，而且成了時代的引路人，如卡萊爾、阿諾德、白壁德等。梅光迪通過《學衡》雜誌，向國內讀者介紹西方文學同時，又在太平洋彼岸充當了文化使者的角色。 ^[3] 

1924年至1936年間，除1930年至1931年任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外，一直任哈佛大學中文講師，對美國早期的中國語文和中國文學的研究很有影響。在講課中間，他力求使美國學生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 ^[3] 

1936年，梅光迪回國，任浙江大學英語系主任、文理學院副院長。1939年，浙江大學遷往貴州遵義，梅光迪任新成立的文學院院長，在任職期間深得師生愛戴。他竭盡全力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維持較高的教學水平，關心學生福利和學習生活，不遺餘力地鼓勵和幫助有才華的學生，傾囊相助外出學生的旅費，為住院動手術的學生募集藥費，冒險營救參加革命活動被秘密速捕的學生。在遵義時，他還擔任一定的教學工作，他教英國文學課，以18~19世紀的文學批評和散文為主要內容，引起不少學生的興趣。在此期間，他還發表一些文章介紹西方作家，分析20世紀歐洲重大事件的歷史背景對作家的影響。1938年至1945年，梅光迪任重慶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 ^[3] 

自1944年冬始患心臟病，病發則氣逆嘔吐。次年春赴重慶休養，6月中歸遵義，稍為康復。入秋病復劇，赴貴陽就醫，因醫治無效，於1945年12月27日去世，終年56歲。 ^[5] 

他在民國34年（1945年）的日記中，談到不少他已感到無力完成的寫作計劃，他的手稿中的一些筆記和草稿，是他準備用中文和英文同時寫作的一本關於韓愈的書的大綱，他還準備為中國讀者寫一本西方思想史，包括從伏爾泰到尼采間二、三十名重要人物的傳記和批判性研究。這些計劃是同他一生的追求相一致的，他的使命就是以歷史眼光和傳統的意識向中國介紹西方文學，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學。他認為純文學是沒有的，文學只有和道德和哲學思想相嫁接，才能發揮更深刻的效用，才能被用來拯救人民，改造社會。他既是孔孟儒學的捍衞者，又是白壁德新人文主義的傳播者。 ^[3] 

《學衡》1922年在南京高師一東南大學創刊，梅光迪起了最關鍵的作用。甚至可以説，是梅光迪一手促成了《學衡》的誕生。胡適在《逼上梁山一文學革命的開始》一文中把他在1916年“決心試驗白話詩”的原因歸結為：“一半是朋友們一年多討論的結果，一半也是我受的實驗主義哲學的影響。”這個“朋友們”中最主要的則是梅光迪。套用胡適的説法來説明梅光迪發起創立《學衡》的原因，則為：一半是與胡適進行文學論爭的結果，一半是他所受的白璧德人文主義的影響。因而，追溯《學衡》的出現與“學衡派”的形成，梅光迪的1915~1916年便是一個有決定性意義的關節點。 ^[6] 

1915~1916年，對於梅光迪和胡適，都是他們人生過程中極為關鍵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他們各自從西方文化中選擇了一種對他們的文化命運有着重要影響的學説；在這個階段中，這兩個同在美國留學的安徽人在書信往來中熱烈討論着中國“文學革命”的問題，並初步確立了他們在中國現代文化中的不同身份。這場發生在美國的“文學革命”論爭，不僅影響了胡適和梅光迪兩人的命運，也影響了中國文學的發展進程。“學衡派”與新文化倡導者們的論爭，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的這場“文學革命”論爭在中國的繼續和展開。 ^[6] 

從1915~1916年到1922年創辦《學衡》雜誌，梅光迪始終堅信：胡適倡導的白話文運動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先例可循，因而是一種謬誤；而他所堅持的古典主義文學標準則是經過中國古代文學和白璧德人文主義學説認證的，因而是正確的。白璧德的古典主義文學標準成了“學衡派”與新文學倡導者論爭的一個尖鋭武器。 ^[6] 

《學衡》與現實疏離的批評，不但未能如梅光迪所預期的起到顛覆新文化運動的作用，也未能對新文化運動造成強有力的衝擊。《學衡》出版之初，魯迅、周作人、茅盾等新文化倡導者們曾著文批駁其謬誤和難以自圓其説之處，但很快即對《學衡》置之不理了，在他們看來，《學衡》實在不值得一駁。創刊第二年，《學衡》對新文化一新文學運動的批評，已被新文化倡導者們所忽略，無法真正形成論爭之勢，“學衡派”也就成為現代文化中的“多餘人”了。《學衡》的直接肇始者梅光迪，在《學衡》僅發表了區區5篇文章，便於1923年對《學衡》表示失望而退出《學衡》。 ^[6] 

梅光迪夫人李今英女士，原為其東南大學的學生，頗通文理，二人育有三女一男。梅光迪逝世後，她遷居美國。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