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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錫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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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錫璵(1697~1774),字魯望,號確軒,山西介休縣(今介休市)南靳屯村人。清朝經學家、教育家、書法家。 [1]  雍正二年(1724),考中舉人後,攻讀經學,纂成《易經揆一》一書,得到乾隆皇帝賞識,任命為國子監司業,入值上書房教授皇子書,入翰林院為侍講等。乾隆三十二年(1767)任國子監祭酒。他整飾了六館課程,專心研教,培養了不少經學人才,使當時的治學風氣,大為改觀。著作還有《御纂春秋直解》、《易經伏義》、《春秋廣義》、《義經補義》等書。
本    名
梁錫璵
魯望
確軒
所處時代
清朝
出生地
山西介休南靳屯村
出生日期
1697年
逝世日期
1774年
主要作品
春秋直解
《易經揆一》

梁錫璵人物生平

出身於書香門第,曾祖以下數代均為貢生,任州、府低級官職。酷愛讀書,刻苦用功。清雍正二年(1724)考中舉人。之後又數次參加會試,皆不中。父母相繼去世,家境驟然由盛轉衰,生計維艱,淡泊明志,潛心讀書著述,纂成《易經揆一》一書。
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詔舉天下經學士,經人舉薦,通過考核被錄取。乾隆皇帝讀其所撰《易經揆一》,在勤政殿召對,任為國子監司業。並命翰林中書官繕錄《易經揆一》以備禦覽。後值上書房教授皇子書,入翰林院任侍講,兼充日講起居注官,升左春坊左庶子、侍讀學士,晉少詹事。期間著有《春秋直解》(也稱《御纂春秋直解》)、《易經伏義》。乾隆三十二年(1767)改任國子監祭酒,整飭六館課程,悉心研教,親自坐在彝倫堂講授經義,更讓諸生反覆問難,探求奧旨,培養了不少鑽研經學的專門人才。當朝很多學者名流和高官顯宦都稱其為“當代大儒”,與之結為良師益友。
晚年辭官寓居京城,終日手不釋卷,攤書增補考訂,不廢著述。纂成《春秋廣義》、《易經補義》等書。卒於京城寓所。 [1] 

梁錫璵人物軼事

雍正二年舉人,授司業,與吳鼎同食俸辦事,不為定員。乾隆十七年,命直上書房,累遷詹事府少詹事。大考降左庶子,擢祭酒,坐遺失書籍鐫級。膺薦時,以所撰《易經揆一》呈御覽。鼎、錫璵並蒙召對,面諭曰:“汝等以是大學士、九卿公保經學,朕所以用汝等去教人。是汝等積學所致,不是他途倖進。”又曰:“窮經為讀書根本。但窮經不徒在口耳,須要躬行實踐。汝等自己躬行實踐,方能教人躬行實踐。”鼎、錫璵頓首祇謝。又奉諭:“吳鼎、梁錫璵所著經學,著派翰林二十員、中書二十員,在武英殿各謄寫一部進呈。原書給還本人。所有紙札、飯食皆給於官。著梁詩正劉統勳董理其事。”稽古之榮,海內所未有也。

梁錫璵作品及評價

《易經揆一》及所附《易學啓蒙》是乾隆十六年(1751)梁錫璵應經學之選進呈御覽之書。其敍增補朱熹《易學啓蒙》之旨曰:“觀取畫卦非一,而則圖為尤著,……邵子傳自希夷而朱子表章之,乃或疑而未信,或改易圖書。夫河出圖、洛出書,繫辭言之,何疑之有?”又謂“先後天為卦之關鍵”。《易學啓蒙補》卷一,“本圖書第一”列圓形《河圖》(“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啓蒙》河圖方,今遵邵子之意更定為圓”)、方形《洛書》(“邵子曰:方者洛書之文”)。“原卦畫第二”列《易有太極》(一○之圖)、《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有“圓圖之八蕩為十六”、“圓圖之十六蕩為三十二”、“圓圖之三十二蕩為六十四”之圖。此皆為更定朱熹“六橫圖”為圓圖之圖。又有“附互體”之圖(採吳澄《易纂言外翼》之圓圖)。“增闡卦藴第三”,列“先天八卦”、“後天八卦”、“先天變後天”、“序卦”、“雜卦”諸圖。“增立易教第四”,摘《繫辭》之文九節而論之,如謂“仰觀俯察”一節為“此言作易之由也”。“明蓍策第五”列“大衍之數圖”及揲蓍諸圖。“考變佔第六”述“七佔”之法,僅取朱熹三十二圖之一,而又變畫之。卷下,“河圖序義”、“洛書序義”、“連山遺義”、“歸藏遺義”。曰:“天不愛道,圖書並出,聖人有作,三易垂文,尚矣。禹則書序疇,箕子衍之,而先儒闡其義幾備。第書數與圖數,其所以異同之故猶未明也。至連山、歸藏,其書既軼,元儒朱元升作三易備遺,其約八卦為六,非周易要義。況易歷四聖,何容贅乎?連山乃用先天卦,而艮居西北,與首艮建寅之義無與。歸藏以六甲配卦而納音出焉,為律呂之始,其理粹然至正,其數不假安排,洵足備歸藏之遺。但朱氏所論,雖大醇而未免下疵也。圖書同源而異流,三易異用而同歸。歸藏以納音而得,連山亦可以納甲而求,而周易之先後甲庚,其可見之緒也。”其序河洛圖書之大旨,謂“河出圖,羲、文因而作易”、“洛出書,禹、箕因而作範”,“連山遺義”曰:“連山者,神農本後天圓圖而作,夏后氏因以建寅也”,“歸藏遺義”曰:“歸藏者,黃帝本先天方圖而作,商人因以建醜也”、“歸藏卦本先天,而乾枝納音必用後天”。此等之論皆穿鑿不根,人謂其“實不啻狗尾續貂”,可謂中的。
朱熹因見“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附會”而著《易學啓蒙》之“小書”,而欲使初學“毋疑於其説”。此後,胡方平、胡一桂、韓邦奇等,皆著書以發明之,或為之“通釋”,或為之“翼傳”,或為之“意見”,然皆不敢於《易學啓蒙》正文有所增補與點竄。至清梁錫璵則不正視康熙時《御纂周易折中》中已照錄《易學啓蒙》全文之事實,而以所謂《易學啓蒙補》之書進呈乾隆皇帝御覽。元、明、清三代均以朱熹之易學著作立於學官,無一定學識者豈敢以點竄補苴朱熹《易學啓蒙》之書上進朝廷?今觀梁氏是書增補內容實不見其有過人之學識,然其仍不汗顏而將是書上進之,則其“膽量”令人為之“欽佩”。想來是書不得著錄入《四庫全書》甚至於不採入存目,其原因蓋在於此。
在易圖學發展史上,梁錫璵《易學啓蒙補》將延續五百多年之朱熹“六橫圖”改畫作六圓圖,可謂是一創造。又本邵雍《觀物外篇》“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敍之而作範也”之説,而改十數《河圖》為圓形,則可見其拉邵雍大旗欲以動搖朱熹權威地位之心。此種狀況,當與當時之學術趨勢有關。前有毛奇齡著《河圖洛書原舛篇》、胡渭著《易圖明辨》,皆從根本上否定了朱熹河洛圖書,而至梁錫璵則大膽點竄補苴朱熹《易學啓蒙》,不但增其二篇,又補入“河圖序義”、“洛書序義”、“連山遺義”、“歸藏遺義”四篇,儘管所補內容多牽合附會(明顯有悖於朱熹著《易學啓蒙》之宗旨),然朱熹之《易學啓蒙》又何嘗不是“牽合附會”?梁氏不自揆其陋,而敢斗膽補苴立於學官之《易學啓蒙》,則亦足見時至清乾隆朝,朱熹易學之權威地位有所動搖。(雖研習易學當象數與義理兼顧,然所謂之黑白點“河出圖,洛出書”實不可取。朱熹易置劉牧圖書而採入《易學啓蒙》,其牽合附會之處亦自可見。)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