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湘

梁湘，又名百生，廣東省開平縣（今開平市）博健鄉西寧里人。1935年，參加“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1936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中共地下黨機關工作。1937年，赴延安，歷任陝北公學22班中共支部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訓練班支書、總支書記、校務部政治處主任、教務處副主任兼第七大代表班支部書記、工作人員整風班負責人。抗戰勝利後，歷任遼寧西安縣工委書記、縣長，西安地委組織部副部長，瀋陽大西區委書記兼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梁湘歷任廣州市公用局局長、副市長兼計委主任、市委常委兼副市長，廣州市委書記處書記、市政府黨組副書記。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下放到翁源縣勞動。1968年，任廣州市革委會生產組副組長。後任韶關地區革委會副主任、地委副書記。1973年起，歷任廣州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市委第二書記，省委常委、副省長。 ^[2] 

1981年2月，廣東省委任命原廣州市委第二書記梁湘為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廣東省委對特區管理體制重新進行了梳理，指出，特區管理條例上規定的管委會的權力，大部分都可以通過市委、市政府去具體執行；遇有重大建設項目和重大問題，特區市政府定不了，特區管委會就行使自己的職權，代表省政府予以審批和解決。同年8月，省委研究決定，深圳特區的政治待遇和廣州市相同，為副省級。同年10月，省委任命以梁湘為首的特區黨委及政府領導班子成員，市委常委和副市長由原來的19人減為8人，局以上機構由65個減少到33個，其餘有的撤銷，有的合併，有的改組為專業公司。至此，特區領導班子開始穩定下來，在隨後幾年建設中發揮了顯著作用。 ^[9] 

梁湘主持制訂《深圳經濟特區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大綱》（草案）。組織召開第一批到深投資設廠的外商座談會，積極協助解決外商在特區投資遇到的困難。在引進外資的同時，抓好“內聯”工作。為改善特區投資環境，國家規定“買醬油的錢不能用來買醋”，梁湘要把死錢用活，自己擔保向銀行貸款，把當時只能用來辦工業的貸款搞基建 ^[2]  ，帶領市委、市政府首先集中力量抓羅湖、上步24平方公里新城區的道路、供水、供電、通電話、供煤氣、排污、排水和平整士地(簡稱"七通一平”)等基礎工程建設。特區搞基建有兩個不利因素，一是國家及特區財政有困難，不可能拿出很多錢搞基礎工程；二是客商一般也不願意把資金投放在基建上。特區在實踐中摸索出籌集資金的許多辦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根據中央1981年27號文件精神，通過銀行貸款搞基建，突破了銀行貸款不能用於城市開發建設的老框框。在實施基建工作中，又採取了三種措施:一是集中開發資金，統一由基建工作組統籌安排使用，加快了建設速度；二是實行開發性建設，採取"滾雪球"辦法即邊開發建設，邊同收積累建設資金；三是綜合設計，同步施工，一次配套完成。 ^[9]  新建、擴建市區道路55條，共長84公里，蛇口客貨運碼頭和赤灣萬噸級泊位，以及南頭直升機場。執行特區建設要“特事特權，新事新辦，立場不變，方法全新”的方針，在全國率先開展體制改革，包括行政管理制度、經濟管理體制、人事制度。在經濟特區初創階段，指示市政府每年要有較大的資金用於文化設施建設。創辦《深圳特區報》《特區黨的生活》等8家報紙雜誌；率先給特區教師增加高於同級黨政機關幹部15%的工資，併為教師優先興建一批宿舍；曾説“勒緊褲帶也要把八大文化設施建設起來”。 ^[2] 

1983年，市政府決定興建深圳大學、圖書館、博物館、科學館、體育館、大劇院、電視台、新聞中心等8大文化設施。 ^[2]  梁湘深有感觸地説，他從廣州來時，最緊迫的感受就是深圳缺乏人才——大學生、研究生、博士、博士後，總之有高學問的人很少，高級技術人才奇缺，當時只能請內地和香港學者、專家來謀略幫助。所以，考慮到將來深圳的發展，必須由自己來培養高級人才，關鍵就是要辦一所全科制大學。 ^[4] 

1985年，梁湘調離深圳。1985年12月25日至1986年1月5日，在特區建設面臨重要轉折的關頭，全國經濟特區工作會議在深圳召開。谷牧對深圳特區一年來的工作提出批評，認為特區對以工業為主、出口為主的方針貫徹不力。他認為，“客觀形勢的發展，要求深圳把工作重點放到建立以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上，由鋪攤子、蓋樓房轉到上水平、求效益上來。”谷牧贊同袁庚提出的要以“壯士斷臂”的決心來實現這一工作轉變。梁湘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評意見，他認為，特區在1985年抓外向型經濟成效是明顯的；基建規模之所以沒有控制好，最主要的原因是特區沒有及時向省委和中央彙報各種特殊情況。梁湘指出，年內基建規模一定要控制在1984年的水平即16.5億元內。實際上，中央後來考慮到特區實際情況，仍給了全年21億的基建籠子。同年5-7月，特區領導班子進行新一輪調整，“是黨中央、國務院決定的。”1986年5月至1987年9月，任廣東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1987年9月至1988年4月，任海南建省籌備組副組長，梁湘到任後，為了儘快制訂出海南島的發展總體規劃，於9月29日至10月4日與海南建省籌備組組長許士傑一道進行了環島考察。 ^[6]  1988年2月，任中共海南工委副書記；1988年4月至1989年9月，任中共海南省省委副書記、海南省第一任省長。 ^[2]  在洋浦試行“土地批租” ^[8] 

1989年9月，被撤銷中共海南省委副書記、省委常委、委員和海南省省長職務。 ^[5]  1998年12月13日，在廣州逝世。 ^[2] 

深圳籌辦特區後，市委、市政府機構一再升格，人員也逐漸多了起來。工作人員甚至市領導們，都散落在東一塊西一塊的鐵皮平房中辦公。又無便利的通訊，大家有事聯絡時，只能騎着自行車往來跑，很不方便。幾個月前，寶安剛升格為深圳市，市委、市政府便考慮過興建辦公樓，不久又選定了一處四圍空曠的荔枝園，但一直找不到合適的施工隊伍。眼下，彷彿及時雨一般出現的工程兵，成了市委、市政府最理想的選擇。市委、市政府找工程兵指揮員一談，指揮員二話沒説，爽快答應了。兩個連的官兵帶着各種設備，整齊地開進了荔枝園。指揮員和技術骨幹已緊鑼密鼓勾勒出大樓的圖紙，為了打好第一仗，又成天蹲在工地上。官兵們被分成了幾撥，加班加點，晝夜不息。為了省出往返營地的時間，許多官兵索性在工地搭起了新的窩棚，住了下來。從東北帶來的建築設備嚴重不夠，又無處購買，只得兩人合用一把鐵鍬。深圳的烈日能曬出油來，戴着安全帽的官兵幾乎浸在汗水裏。有時，颱風攜暴雨倏然而來，不能站在腳手架上工作了，但工地積滿雨水，他們又拿了自己的臉盆將積水一盆盆舀出來。辦公樓在建，市政府每一個工作人員都關注工程的進度，好早日離開鐵皮房，搬入新居。工程兵沒有讓他們失望，地基打好了，樓層一層層升高，似乎要直上雲霄。

新的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梁湘到任後，也是工地上的常客。夜幕降臨，他總要抽空來打個轉。轉了許多工地，這裏是他極滿意的不多的地方之一。1982年，辦公大樓竣工，市政府喜遷新居，又逢特區成立一週年，梁湘決定在門前刻一尊雕塑，以紀念工程兵官兵和其他建設者們的付出，彰顯特區的開拓精神。梁湘派人找來了雕刻家潘鶴。這尊雕塑到底雕刻何物為好，大家紛紛獻策，但“大鵬”“蓮花噴池”“獅子”的提議——被潘鶴否決。

潘鶴説着，靈感突然閃現在腦海裏。他建議説，可以雕刻一個“開荒牛”。梁湘眼睛一亮，拍手叫好，馬上安排潘鶴住到市委招待所去，叮囑他專心起草雕刻圖紙，不要讓創作靈感及激情流失了。這尊基座上刻着“孺子牛”的雕像，後來從潘鶴的腦海栩栩如生再現到了市政府的門前。它肌腱鼓脹，四蹄穩實，埋頭向前，正是魯迅筆下所説的“俯首甘為孺子牛”，也是市政府大樓的建造者基建工程兵的生動寫照，藴含着深圳百姓對官兵們的由衷敬意。 ^[7] 

1982年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的請求得到批准。國務院、中央軍委批覆並印發《關於調基建工程兵部隊兩萬人到深圳市執行任務並改編為施工企業的批覆》文件。於是，100多列滿載基建工程兵官兵和各種裝備的軍列，又在京廣線等鐵路幹線上閃電般奔馳起來。

這支部隊人數眾多、裝備齊全、實力雄厚。他們有着軍隊的優良傳統和樸素作風，考究其前身，都有一番輝煌的過去：或者是陸軍第90師，曾為陳毅和粟裕麾下的華東野戰軍主力部隊，攻孟良崮，戰豫東，取上海；或者是中原野戰軍10縱84團，劉伯承和鄧小平麾下的勁旅，參加過淮海戰役；或者是東北野戰軍的主力團，從東北一路打到海南，後又奉命北上，跨過鴨綠江，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工程兵官兵剛安頓下來，馬上投入各種項目的建設。302團便承接了位於南山區的直升機場的建設。這時的工程建設，還是靠人多力量大的“人海戰術”，鮮有機械設備可用。

清晨6點，天剛矇矇亮，官兵們便在嘹亮的軍號聲中起牀、吃飯。然後穿上軍裝，戴上軍帽，坐着解放牌汽車沿坑坑窪窪的深南路朝南山方向奔去。一到工地，每個人便各司其職，埋頭幹了起來。一些戰士爬上半空，開始搭腳手架。他們的身子傾斜着，手扶鐵架子用力擰螺栓。稍不留神，便可能像隕石一般墜落。夜幕降臨時，其他工種的戰士可以回去休息，但澆灌混凝土的戰士們得三班倒，繼續挑燈夜戰。老團長田守臣也把牀搬到了工地現場，日夜督戰。戰士們推着小車運輸河沙、水泥，一路飛跑。第二天東方破曉，換班的人到來時，他們已累得虛脱，有時直接躺在地上就睡了。特區建設的速度在加快，每一個項目都強調工期，工程兵是“特殊材料”做的解放軍，還要爭取提前完成任務，於是只能少休息，搶時間。直升機場的建設便只蓋了約140天，速度令深圳老百姓嘖嘖稱奇。東濱路、同心路、北環大道……一條條簇新的街道，在官兵們的汗水裏破土動工、縱橫延展。

梁湘一直在關注工程兵，儘管一時難以解決這支龐大隊伍的生活條件，但會經常前往官兵們的住地慰問，解決力所能及的難題。工程兵主力來深圳後的第一個春節，梁湘去工地看望官兵們。他看到很多戰士頭髮、鬍子老長，開玩笑説：快過年了，你們應該把頭髮理一理，鬍子刮一刮。戰士們回答説：現在任務很重，夜裏都要加班，沒有時間，即使有點時間也找不到理髮的地方。梁湘回到辦公室，馬上找來了武警指揮部指揮長王攻堅，問道：你部隊有多少會理髮的?都給我找出來，另外給他們配上一套工具，派到各個建築工地去義務理髮。末了，他又着重叮囑:不準收錢！一時間，各個建築工地出現了一道獨特風景:蓬頭垢面、鬍子拉碴的工程兵戰士被武警官兵按着頭，仔細“清理”起來。很快，工程兵戰士面貌便煥然一新，洋溢着新年的喜氣。

1983年9月，兩萬基建工程兵集體就地轉業，改編為深圳市屬建築施工企業的職工。9月19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在這裏召開“基建工程兵駐深圳部隊改編大會”，基建工程兵總部首長和梁湘等深圳市負責人以及官兵代表兩千多人出席。許多官兵眼裏含着淚花摘下了鮮紅的帽徽和領章，默默向軍旗告別。雖然“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離開部隊是遲早的事，但大家終究有些不捨。最高興的是市委書記兼市長梁湘，自己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他樂呵呵看着主席台下一張張生動、青春的臉龐，心內翻湧如潮：人口還不到三萬的深圳特區，轉眼間多出了兩萬穿着綠軍裝，卻沒有帽徽、領章，將永久駐紮下來的“特殊市民”，特區的基建力量加強了。正式成為特區一員的官兵們，身份驟變，從光榮的解放軍變成了普普通通的企業工人；工作性質和謀生手段也瞬間變了，從部隊的供給制轉入了自謀生路。

這時，深圳正在如火如荼進行城市建設體制改革，建築業嘗試招投標，率先打破行業的地區封鎖。不僅外地企業蜂擁而至，境外建築商也急急趕來，與深圳本地的建築企業爭搶“飯碗”。改編後的基建工程兵官兵們得自找飯吃，自尋活幹，一時難以適應。他們習慣了“以服從為天職”，等着上級安排任務，沒有人懂市場，也不知道什麼“競標藝術”。他們滿懷希望以建築公司名義到外面尋找工程時，屢屢碰壁，連競連敗。工程招投標改革，是梁湘實施改革的重頭戲之一，但他沒想到基建工程兵會如此不適應。這兩萬官兵是他力主調來深圳的，眼下很多官兵停薪回家，或只能幹些理髮、挖沙、修自行車的活維持生計，他很是焦急。梁湘召集其他市領導開會，商量解決辦法。有人臉上充滿同情，提議説，政府應該扶持一下工程兵，調一些工程項目給他們幹，以解燃眉之急。另外一些人則反對，説改革面前人人平等，讓他們自學游泳吧，不會游泳的人喝過幾口水，嗆一嗆後就學會了。

梁湘聽後，沉默良久。他説，學游泳也有個過程，如果把完全不會游泳的人一下子拋到大海里，一定會被淹死，我們起碼要拋給他們一個充氣水泡。他與大家商議後，決定幫助工程兵隊伍提高技術水平，增強競標實力。昔日的工程兵部隊首長，如今公司的經理們也意識到，要想闖出一條活路，只有與過去徹底告別，一切從頭再來。他們與員工們一道喊出了振聾發聵的口號：“不靠天，不靠地，要靠自己救自己！”為了找活幹，讓員工有碗飯吃，經理們拉下往日軍人的面子，到處奔波，上門攬活。他們到外面辦事，左邊兜裏裝着春城牌香煙，給自己抽，右邊兜裏則裝着南洋雙喜煙，專門用來給客户。只要有人上門來公司，不管是財大氣粗的承包商，還是偶爾串門的小客户，都會以禮相待。漸漸地，三公司（第19團改編為深圳市第三建築工程公司）終於有了一整套自己的勞動管理、定額管理、施工管理、機器設備管理和技術創新辦法等管理規則。三公司副經理張寶還積極組織內部的技能競賽，提高員工的技能水平。隨後，他又利用晚上的時間，搞了半年思想教育，昔日的戰士們都有了商品經濟的思維方式。

緩過神來的基建工程兵官兵們，把創樣板工程作為公司拓展市場的突破口。5月，二公司經過爭取，拿到了深圳教育學院教學大樓的工程，但9月必須竣工開學。27000多平方米的工程，4個月必須保質保量完成。這一仗，打好了，就是翻身仗。已調任二公司經理的張寶代表全體官兵向市政府立下軍令狀：“不但要打勝，而且要打好！”公司派出三個隊的精兵強將上陣，晝夜奮戰，幾個負責人也到現場跟班指揮。第一個月，空空的平地上便立起三層樓，像直指雲霄的希望之塔。

梁湘最擔心的是：工程不能如期完成，影響9月的開學。於是，他幾乎每週都要去現場看看。每到工地，他都要吃一驚，樓層增高的速度超過了他的想象。9月20日，大樓如期竣工。兩天後，深圳教育學院開學，師生們開開心心步入了簇新、堅實的教學大樓。梁湘也綻開了笑意，説，軍人就是鐵打的。教育學院被評為了市級優質樣板工程。這是工程兵部隊到深圳後第一次獲得這項榮譽，一時間，鮮花與掌聲紛紛而來。教育部門將兩個中學、3個小學的工程交給了公司，其他各種工程也跑上門來了。從1983年開始，基建工程兵各支部隊承擔了深圳建設大約三分之一的施工任務，成為特區建設施工的主力。第一條路、第一個小區、絕大多數十八層以上的高層樓宇建設，全部由工程兵官兵們完成修建。 ^[7] 

梁湘是1981年1月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的。到他1986年2月離開深圳為止，6年時間裏，我作為記者，與他有過多次交往。我認識梁湘是在1949年10月。那時，我在新華社第四野戰軍前線報道組，廣州解放時隨43軍進入廣州。在愛羣大廈廣州市軍管會召開的接收廣州工作會議上，我看見一位身材高大，皮膚有點黑，講話聲音洪亮的年輕軍人在介紹接收廣州工作情況。有人介紹説他是梁湘，隨葉劍英來接收廣州的。會議結束後，我因急於返回武漢，只和梁湘照個面，説了幾句話，就匆匆握手告辭了。這以後再未見過他。

30多年後的1982年，我在深圳特區報上見到梁湘的名字，一下想起了在廣州的那次見面。此時，改革開放創建經濟特區，大批有知識的年輕人紛紛來深圳創業求職，一展身手。因與梁湘當年有過一面之交，我決定到深圳作一次採訪。還是在兩廣戰役時，我曾經過深圳。那時深圳是寶安的縣城所在地，就是個大鄉村，連電燈也沒有，居民都以打漁為生。而此時，那裏完全變了樣。經濟特區創建不到3年時間，一座現代化的國際都市拔地而起，到處高樓大廈、車水馬龍，令人驚歎。我一到深圳，便來到市委辦公廳，提出採訪梁湘的要求。辦公廳將梁湘秘書的電話告訴了我，讓我與秘書直接聯繫。電話打通後，秘書説，梁市長很忙，時間排得很緊，一時不能安排採訪，説完便把電話掛了。以後我又聯繫了兩次，秘書還是如此回答。

在深圳住了兩天後，我突然接到南方日報老戰友虞丹的電話。得知我來採訪梁湘，他説:“梁湘是個大忙人，在廣州時也是這樣，每天都是深夜回家。你可以往他家打個電話，晚一點打，如果梁湘接，你作一下自我介紹，提一下30多年前在廣州那次見面。梁湘沒有官架子，他會熱情接待你。”於是，這天夜裏，我撥通了深圳市政府的值班電話，向總機講明情況，總機便將電話接到了梁湘家裏。還真是梁湘親自接的。我作了自我介紹，提到廣州解放時在愛羣大廈的那次見面。他聽了很是驚喜，馬上説，我剛回到家裏，明天上午9時，你來新園賓館，我們見面談談。第二天上午，我提前來到新園賓館。秘書將我引進客廳，梁湘已經坐在那裏。見我進來，他站起來熱情和我握手，讓我坐在他的對面，又親自給我倒了一杯茶，然後坐下來。他十分親切、謙和，像見到一位久別重逢的老戰友一般，使我進來時那種敬畏感，一下子飛到了九霄雲外。這天，梁湘穿了一件半舊的芷青中山裝，下身是半舊的西褲，腳上穿一雙半舊老式黑皮鞋，還保持着在部隊時期的樸素作風。他先開口:“歡迎你來深圳採訪！30多年了，我們又見面了，都老啦！30多年前那次見面，時間很倉促，你們新華社的同志急於返回武漢，沒講幾句話就匆匆離開了，今天你要是不找上來，過去的事都想不起來了！"

我問梁湘，你已經60多歲，花甲之年到了改革開放第一線，又是在前沿，面臨新經濟政策形勢，你是怎麼打算的，有何感想。梁湘見我提出這個問題，沉思片刻後，頗有感觸地説:"改革開放是中央的戰略決策創建經濟特區，在我黨歷史上也沒有先例，更沒有現成的路可走，需要提供一個範本。鄧小平同志講要殺出一條血路，就像當年推翻三座大山，打擊日本侵略者一樣，是一場血與火的戰鬥，要有大無畏精神，不要怕碰得頭破血流，不要怕冒險，面對眼前這片被開墾的處女地，要開拓出一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富強之路。這一歷史任務，又落到了我們這老一輩共產黨人身上，我們不擔當，誰來擔當?！"接着他又説:“在深圳搞經濟特區，從1979年下半年就已經開始。那時省委派來一個班子，也探索出一些經驗，但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經濟特區大家看法沒有統一，意見也不一致，速度很慢，打不開局面。省委決定調整這個班子。省委書記任仲夷希望我能來。當時我沒有同意，已經60多歲了，快離崗了，不願再動了。但任仲夷堅持要我來，他説:“創建深圳經濟特區正在關鍵時刻，沒有一個有魄力的指揮員是不行的，你是部隊出身，有闖勁，敢冒險，在廣州得的擔當，我們都是老黨員、老戰士，一定要完成這一歷史任務。"談到這裏，梁湘説，任仲夷已經把話提到了這樣高度，我沒有再堅持，便在1981年初到了深圳。其實我雖然來了，心裏還是沒個底，和我同來的幹部都是上了年紀的一些資深的老同志，都是從計劃經濟時期走過來的，實行改革開放，尤對創建經濟特區，目標完善市場經濟都很陌生；而開墾這片土地，建造一座現代化城市，最需要的是人才、技術、資本。現在來的人，都得從頭學起。我今年已經62歲，想起在延安時，毛主席講的‘活到老，學到老；活到老，學不了’的話，今天還具有深刻的意義，我也用這句話告誡大家。工作幾十年，有搞城市建設、城市管理和經濟工作經驗，又是一位省級幹部，你去最合適。儘管這樣講，我還是沒鬆口。任仲夷最後一次找我，和我談到深夜，推心置腹，動了感情。他深刻分析了改革開放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係，説中央選在深圳創建經濟特區，是要把深圳作為一個突破口，現在已經到了攻堅階段，是等不起的時間的。”不知不覺，已經快12點了。考慮到梁湘工作太忙，秘書又不斷進來提醒，我們又是30多年後第一次見面，不便久談，我便起身告辭了。梁湘把我送到門口，對我説:“以後常來深圳看看，來時給秘書打個電話。"隨後，讓秘書用車將我送到招待所。

時隔半年之後，我第二次到深圳採訪，由於和梁湘這層關係，受到格外優待，很快見到了梁湘。這次來，梁湘給我的印象與上次不同，面色不像以前那麼華潤。我問他是不是太勞累，他説幾個月前住了一次醫院，動了一次手術，看來還未完全恢復。我聽了之後，為了不影響他的休息及工作，表示只和他談談不久前深圳受廣東形勢的影響出現的那次風波，以及他本人受到的衝擊。所以談這個問題，是想了解一下深圳創建經濟特區是否因此受到影響，建設速度是否放慢?梁湘思索了一下，便高興地和我聊了起來。他説:"深圳出現的這場風波，是由於廣東一些幹部，不顧黨紀國法，利用改革開放之機進行走私販私，投機倒把，貪污受賄。鑑於這一情況，1980年廣東省委，省政府發出通知要求堅決打擊走私販私活動，之後又組織了兩次全省性打擊走私販私行動。黨中央也很重視，82年1月又發出通知，要求嚴厲打擊走私販私活動，整頓黨風，同時召開了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還印發了打擊走私販私等文件。其中，中央政策研究室還編寫了一份《舊中國租界的由來》，上海一家報紙連續介紹舊上海租界和租界章程，，説上海租界由外國人統治，是喪權辱國。印編的材料和報道，很耐人尋味，都是針對深圳經濟特區情況的。於是就出現了一些人對深圳橫加指責，目標主要是我。”

我問，指責你的主要是什麼，梁湘説:"我來深圳曾主持市政府與外商簽訂了一個合資開發土地合同，和與此有關的兩個地方法規，有人認為我將土地賣給了外國人，出賣了國家主權。言下之意，深圳成了外國租界。還説，深圳除了九龍海關還掛着五星紅旗外，其他一切和香港一樣了。”我笑道，據説還罵你是賣國賊。梁湘聽了也笑起來:“可不是嗎，這完全是空談，他們憑空臆想深圳變成了外國租界和香港一樣，但他們不知道這是改革開放利用外國人的錢，合資開發土地是為了發展自己，怎麼與舊中國租界扯到了一起。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後，蘇聯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也是收取土地使用費，列寧主張利用資本主義來發展自己，不惜租出格羅茲內的四分之一和頓巴斯的四分之一換取資金來發展自己，然後與資本主義國家競爭，再趕上資本主義國家。"

談到這裏，我説，矛頭全指向你這位開創經濟特區前沿的先鋒官了。梁湘笑着説，“其實我也沒有在乎，精神雖然有些壓力，但我還是頂住了。我堅信一點，中央改革開放決策是正確的，就是要解放思想，擱置爭議，發展經濟，步伐是堅定的。但幾十年計劃經濟的影響，未徹底消散的‘階級鬥爭’陰影等等還在，許多人的思想還在禁錮中。不過我相信，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們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就會改變看法，空談就會雲消霧散。我們所以開放沙頭角，就是讓人們出去看，這是一個認識過程。”我接着問道，深圳的建設速度沒有受到影響吧?梁湘説:“不僅未受到影響，反而加快了。”我説真是奇蹟。梁湘沉默片刻後又説:“這期間任仲夷來了幾次。他擔心形勢影響，建設速度放慢，一再提醒我該怎麼幹還怎麼幹，就是速度不能放慢，要對黨對人民負責。

梁湘對深圳經濟特區的教育也十分重視，我幾次來深圳採訪，在交談中他都提到深圳的教育。他説深圳已經有了幾十所中學、小學，就是沒有一所大學，一個對外開放的經濟特區，只有報社、電台、圖書館、博物館、新聞中心和中小學還遠遠不夠，沒有大學還不能算作一個高度發達的城市。他嚴肅地説:“教育是立國之本。政府要重視教育，社會要關心教育，深圳各界要支持教育，全世界先進國家沒有不重視教育而強國的。今後深圳的發展，要由深圳人的素質來決定，而素質高低又決定於教育的發展。”又説，“深圳人民都應當受到良好的教育，使深圳成為一個高度發展的文明城市。”談到辦大學，梁湘胸有成竹，他説他到深圳不久，就想到了這個問題，就找有關人員研究了一個方案，方案既要反映經濟特區的特色，也要考慮經濟特區將來的發展。梁湘強調説，“辦一所大學核心是教師，教師是學校的寶貴財富，沒有好的教師談不上建成一所好的大學；深圳大學一定要比香港、內地大學辦得更有特色，更有質量，課程設置要合理。”從梁湘辦學的設想可以看出，他在辦這所大學動了不少腦筋，付出了不少精力。他説他的願望，就是辦成一所能夠趕超先進國家的名牌大學。談到這裏，梁湘停住了，片刻之後接着説，辦這所大學遇到的難題就是經費問題，深圳的地方財政收入83年還很少，財力還不具備，辦地方性質的大學又不能與外商合資。當時有一個外商主動找市政府要合資辦，但提出的條件太高，一不要共產黨領導，二不要政府幹預，三課程要自己設置，四教師要自己聘，五學費高得驚人。梁湘説他拒絕了。

梁湘辦這所大學決心很堅定，表示再困難也要把大學辦起來。他請來了清華大學一位資深領導，擔任深圳大學的黨委書記兼副校長。這位書記一來也擔心經費問題，問經費如何解決。梁湘回答他説，“會有辦法的，沒有錢我就是賣了褲子也要把大學辦起來。”講到這裏，我笑了，梁湘自己也笑起來。之後，他感慨地説，“資金確實困難，中央雖給了優惠政策，和靈活措施，也給了一定資金，但只能是杯水車薪，還得靠自己籌集。我接過來説，所謂“殺出一條血路來”意義大概就在這裏了。梁湘看着我:“你説得對，資本是個關鍵，有了資本能推動技術進步、社會發展，資本投到哪裏，哪裏就改變面貌，所以沒有錢是辦不成事情的。”我問梁湘:那麼最後資金怎麼解決的呢?梁湘笑着説，“想了很多辦法，從各渠道調集，大學終於辦起來了，辦得還很理想。校址也選得好，環境優美，樹木成蔭，鳥語花香，空間廣闊，教學大樓設計也很宏偉壯觀。教學設備也很精良，學生宿舍二人一間，寬敞舒適，學生學習、生活環境條件好，超過了香港大學，屬於一流。”梁湘最後説:“中國的傳統是“萬事教育為先’。深圳作為經濟特區有了這所大學，圓了作為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交會處一個完整試驗場的夢。可以預見10年8年後，就能培養出成千上萬的優秀人才，有大學生、研究生、博士和博士後，那時的深圳將是什麼樣子呀？！”

1986年，在梁湘離任前夕，我又一次來到深圳。這時的南海之濱歷史新城，已在荒野中脱穎而出，成為集現代工業、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經濟高度發展為一體的國際開放性城市。我還是按過去採訪梁湘時給予的格外優待，先給秘書打電話。但鈴響很久沒有人接。於是我步行去到深圳市政府門，想直接找秘書，請他安排。上午10點，當我來到市政府門前時，只見門前聚集了很多人，且越聚越多，我忙問發生了什麼事，一位幹部模樣的人説，梁市長要回廣州了，大家來為他送行。我這才知道，梁湘卸任了。天下着小雨，我沒再找秘書，也未直接去見梁湘。作為一個記者，當時我深深感受到了深圳人民是如何愛戴他們的老市長。這些人看上去都是各階層羣眾，有工人、有農民、有幹部、有知識分子，市政府門前幾乎都站滿了。這時雨大起來，羣眾中沒人帶傘。很快，梁湘舉着傘出來了。他看見羣眾沒有傘，也把傘扔在了地上，邁着大步走到羣眾前面。他向大家鞠了一躬，動情地説:“天下這麼大的雨，你們還來了，我謝謝大家！"一位市民大聲説:"老市長，雨再大我們也要來，你對羣眾情深意切，與我們風雨同舟6年多，才有深圳的今天，你卸任了，我們應當來看看您！"這時羣眾中發出一陣聲音:"應該！應該！"這聲音激動了梁湘，他大聲説:"我在深圳經濟特區工作6年，和大家一樣感到光榮，有深圳人民的支持，有從四面八方來的建設者的英勇奮戰，使我也煥發了青春。6年來我與深圳市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6年的日日夜夜，不論是烈日當頭的白晝，還是繁星滿布的夜晚，我和大家共同度過了最有意義的時光。我現在雖然離任了，但我還會想念、關心深圳，會經常來看看大家。"這時，雨下得更大了，風也越刮越大，人們的衣服都濕了，但都不肯離去。見此情景，梁湘動情地説:“今天，我在這裏立下遺言，如果我能再生一千次，我還願意生在這個地方，如果我死一千次，我願意死在這個地方。我死後，骨灰就安葬在梧桐山上，面向世界，看着深圳美好的未來！"聽着梁湘的講話，羣眾中有的已泣不成聲。站在我邊上的一位市民説:“梁市長深受羣眾的愛戴，他在深圳6年，給羣眾做了許多實事，關心羣眾生活，最使人忘不了的是他生病住院開刀，出院後沒有回家，也沒到市政府，先到菜場瞭解蔬菜情況，價格是不是太高、合理，品種是不是太少。為了解決蔬菜品種太少，他還專門開了一個會，讓有關部門到外地多調配一些品種。” ^[4] 

梁湘到任後，為了儘快制訂出海南島的發展總體規劃，於9月29日至10月4日與海南建省籌備組組長許士傑一道進行了環島考察。記者隨行採訪，趁便採訪了梁湘。許士傑和梁湘是9月22日到海南島。在第一次召開的區黨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梁湘傳達了中央關於建省的指示之後，説了一段別有風趣而又意義深長的話。他説， “我受命於辦深圳特區時曾想，在中國辦經濟特區，前無先例。自己年已花甲，在革命的最後一段征程上，來個破釜沉舟，背水一戰吧！想不到今天竟又受命創辦全國最大的經濟特區。從背水一戰到海邊一戰，這才真正是破釜沉舟了！趙紫陽總理要士傑同志和我先來開開路。我向總理説，我不會屁股還沒坐熱就走，只要不進醫院，不進法院，就要幹下去”。這段話一下子在全島傳為佳話，廣大幹部和羣眾充滿了信心和希望。大家説，有了這樣的開路先鋒，海南島大特區的路肯定會越走越寬廣。頂烈日，冒大雨，爬山涉水；看港口，看機場，看建設工地，訪問黎村苗寨，馬不停蹄。連續幾天的調查考察使隨行的幾個年青人都有些支持不住，而梁湘卻依然神采奕奕。要不是他自我介紹，我們無論如何也不相信他已有67歲了。那魁棲的身軀，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清晰的思想，使我們不禁想起深圳市委機關大院裏那尊拓荒牛雕塑的形象。梁湘説：“海南這個大經濟特區，一定要辦好，而且完全可能辦好。它不僅物質資源豐富，而且精神資源也很豐富。在革命年代，海南人民，艱苦奮鬥，堅持孤島奮戰， 23年紅旗不倒。今天有全國人民支持，有黨中央制訂的改革、開放、搞活政策，特區會辦不好嗎?我決心同海南的於部、羣眾一道，共同奮鬥，把有生之年奉獻於我國這塊唯一的熱帶寶地。”

如何加快開發建設這塊寶地，使它的經濟發展儘快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這是黨中央非常關心的問題，梁湘笑着對我們説: “去年秋天，我奉王震同志之命到海南做調查之後，提出兩點建議:一是全島要實行特殊政策，對外更加開放；二是海南島要單獨建省，歸中央直接領導，享有更大的權限。想不到這個任務竟落到我的身上。”他説，對於海南，他也算是‘三顧茅廬’了。這次通過環島考察，對海南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海南不愧為一個寶島。首先海南熱帶資源、礦產資源、海產資源和旅遊資源非常豐富，比國內許多地方包括台灣在內的資源條件都優厚，其次是它同東南亞各國距離近，海上運輸方便，這是對外開放極其便利的條件之一，第二是全島有170萬華僑，他們愛國愛鄉，關心和支持家鄉建設。只要正確貫徹運用好中央給予的政策，加快海南的發展是可以做到的。我們問，你作為深圳經濟特區的奠基人，這次受命來海南辦大特區，通過這幾天的考察，是否已有了個藍圖或設想。梁湘不假思索地説: “開發建設的總體規"劃是由籌備組集體討論制訂的，建省籌備組將盡快把發展規劃作出來。”他説：“根據他個人的經驗，一定要採取“全面規劃，重點開發，規劃一片，開發一片，收益一片”的方針。初步的設想是，全島開發建設大致分為三個片進行，重點是北部的海口市，南部的三亞市，和西部的洋浦港區。近期先開發海口市和三亞市。海口是海南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進出島的交通樞紐。要按照省會的要求，把它建設成為具有熱帶風光特色的國際性的旅遊避寒度假勝地。然後在西部要加快洋浦港的建設，以洋浦港為中心，利用西部的鐵礦、鹽場、天然氣，開發建設西部工業區。以此三點帶動近鄰的縣，發展加工業、旅遊服務業，養殖業、種植業，進而把全島帶動起來。”梁湘最後充滿信心地説：“現在海南島實行比經濟特區更特的政策，是全國最大、最特的經濟特區，是開放開發梯度最高的一層，我們有信心有決心登上這個最高層。” ^[6] 

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第一次南巡視察深圳，下榻深圳迎賓館桂園別墅。隨後的幾天，鄧小平果然只看不説。但是，在視察途中，他卻不住地詢問。直到1月26日鄧小平離開時，他也沒有給深圳留下隻言片語，當時，深圳人真的有些不安了。後來，一個令人振奮的好消息傳到深圳，當年2月1日，大年三十，小平在廣州寫下“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深圳迎賓館6號樓大廳牆上，一直將這個題詞掛到現在。“在深圳真正打開局面的，是梁湘。”原廣東省領導劉田夫對媒體坦陳。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