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梁文道(1張)

梁文道的童年，是很多70年代貧困家庭的典型生活寫照之一。因為家貧，父母要出外工作求温飽，在請不起保姆照顧一名只有四個月大的男嬰的情況下，最後選擇將男嬰交託給外公外婆撫養，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外公外婆身在像近又像遠的台灣，梁的父母不能隨時付出一元八角搭巴士探望他。或者因為還未及懂事已被送離父母身邊，梁文道一點都不覺得這是一個童年缺憾，還用“好free”去形容他的童年。“對老人家來説，有個孫仔跟他們生活是一件開心事，因此他們把我照顧得好好，再加上初中時過了三年的寄宿生活，因而變得非常獨立。”

回憶童年片段，全家均為天主教徒的梁文道，特別難忘小學時的教學模式。“當時入讀那間天主教小學的規模雖然很細，各年級都只得一班，老師來來去去亦只得幾個，但卻很開放；二三年級時，老師已開始要求學生輪流分組當老師教書，他們則從旁協助，從而培養出學生自我學習、發掘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到了中學，神父亦會跟我們討論哲學問題，他們是十分注重知識訓練的。”梁文道自言，其語文基礎，便是靠小學開始閲讀大量書籍及報紙而成，還有外公對他的刻意栽培，教他看《水滸傳》《三國演義》以及《四書》等，令他從小養成愛讀書、愛思考的習慣，“是外公令我學會很多學校裏學不到的基礎教育及價值觀”。

梁文道生活照2(12張)

或許受到不同政治環境的影響，60、70年代甚至80年代在香港這塊殖民地中成長的小朋友，很少會被培養出一份愛國心。梁文道則相反，在台灣的教育制度下，從小已是一個民族主義很強的人，崇拜孫中山，縱然由始至終，台灣人都視他們為外省人。“我們這些外省人很多時只會跟外省人聯絡做朋友，這羣人口中的中國，是一個已經失去了再也找不到的大中國，他們仍然將北京講成北平，懷念早餐食用的豆汁、聽京劇，看梁實秋那些以20、30年代北京作背景的書，所有思想仍然停留在民國時期，我便是一個浸淫在舊中華民國文化中成長的人。”

直至升讀中三那年暑假返香港，有機會接觸到國內的刊物，感覺開始有點不對勁，到中四返香港讀書，對中華民國的強烈民族情緒，更在一夜之間崩潰。“原來自己過去在台灣所讀的中國文學及歷史只是殘缺的一部分，很多已認識的中國歷史原來是另一回事，再看國內的歷史書籍，亦有它的問題，只有在香港，你才可以看到兩邊的問題，於是你會開始懷疑自己過去對中國的認識及感情，是建立在一個甚麼的基礎上。”

“是香港啓蒙了我！”梁文道感嘆。

梁文道説過，初中時是一個壞透的學生，成績差、操行差，非常反叛，就算父母沒將他送到台灣去，他認為自己仍然是個反叛的人。梁文道的反叛，從台灣回到香港，一直都沒改變過，只不過隨著思想及環境的改變，反叛形式從過去的拳頭交過渡成有文化的反叛。17歲在應付高等程度會考（即現時的高級補充程度會考）的同時，投稿《信報》的文化版，撰寫劇評，據説還挑起了一番筆戰。考試將近還像火麒麟周身癮，梁文道説並不是寫作有特別的魔力，只是他不吐不快，想透過文字將自己的意見抒發出來，“寫作亦是我逃離學校、制度及生活的一個outlet（出口）。”梁文道説，“悶”是他渴望逃離的原因，從小過已討厭活在任何制度下，不滿自己像行屍走肉的他，根本沒想過自己到底想要甚麼形式的生活，只因為他覺得長遠的目標實在太不切實際。

跟報章雜誌上看到的一樣，叛逆青年總喜歡做一些引人注目的舉動作為逃離現實的出口，而梁文道最經典的一幕，莫過於在1989年正在大學修讀一年級的他為抗議“四個堅持”，竟於維園的民主藝壇中脱下褲子坐在痰罐上跟警察對峙，令他於學界一脱成名。十多年後回看這一脱，“做得不錯！”他大笑着。“這是一件需要勇氣去做的事，當初我並沒想過會除褲，但去到那個位卻變成一脈相承的動作。對於當年10多歲的我，那一刻能有這般冷靜及周密的思考去做一件反映個人意見的事，感覺很驕傲，是今日未必做得到的。”他還笑言，這件驚天動地的事，梁媽媽還是數日後透過麻雀腳通風報信才知曉，家人對他的出位舉止亦見怪不怪。

《阿飛正傳》中，旭仔自言是隻無腳的雀仔，沒地方可讓他停留下來。加入商台前，梁文道從未做過一份要坐office，返朝九晚六的長工，就算工作了五年的鳳凰衞視，亦只做過七個月合約長工，一星期只需返兩日半，活像一隻無腳的雀仔。這樣的生活，與跟他同年約30出頭，未畢業已為自己的前途作打算的人比較，梁文道確是特別過人。他解釋：“我是讀哲學的，選得這一科，根本沒得擔憂，想得清楚一點，可以從事學術工作，但因為我成績差，畢業後便到一間小學的下午校做了半年代課老師，每日由大埔踩單車到沙田上課，日子過得很快樂。”從自由人搖身一變成為商業一台總監，這隻無腳的雀仔似乎找到了落腳的地方，他卻説自己還有很多事未做，加入商台並不代表想從此停下來，“我從不考慮自己可以做甚麼職業，因為對我來説，只要符合兩個條件，甚麼職業都可以做，一是必須是自己喜歡的；二是可以令我完成理想的。”

説到理想，這隻聲言自己從不會想得太遠的雀，突然變得很認真，還將理想分為大圍及個人兩方面，“大圍的理想，其實抽象又虛幻，對我來説卻很具體，就是如何協助香港及中國變得更加好。我覺得自己過去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像我主持的清談電視節目，針對對象是國內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及商家，節目中我跟他們討論環保問題、功能問題及對民族主義的批判等，只想增強他們的鑑定能力，學習以多角度看一件事物。”又正如他搞牛棚書院，目的只想為香港建立一個更開放及更有知識的團體；寫稿則希望參與文化政策討論及時事批論，令香港變成一個更開放、民主及自由的社會。“雖然外間人會覺得我所做的事很散，甚至互不相干，但是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朝著同一個方向，商業一台總監一職，只是朝方向邁進多一步。”梁文道常説；“我們要相信自己！”

梁文道希望透過傳媒這巨大的力量，為香港及大陸做點事，而選擇成為商業一台這個全香港收聽率最高電台的總監，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足以證明他並不是自己口中沒有長遠目標的人。半年過後，在梁文道監督下的商業一台，有人覺得它中產了，但他並不喜歡“中產”這個兩個字，“應該是思考及關心的範圍都大了，雖然只是一些細微細眼的東西，但有impact（衝擊）。”令到他著意擴闊香港人目光的原因，是因為他發覺過去十幾年間，香港人的眼光愈來愈向內萎縮，“報紙的國際版一直減少，香港人對國際事務的關心程度亦愈來愈低，對歷史沒興趣。”就如有大學教授跟他説，有次給一班一、二年級的學生播放《辛德勒的名單》，在之後的討論會上，竟然有幾位學生問：“原來德國人曾殺猶太人？”他的擔憂是不無道理的。

他認為，雖然已為一台加插了一些充滿思考性的節目，如陶傑主持以擴闊國際視野為題的《光明頂》；介紹國內社會潮流的《親中派對》；餘若薇主持的政論節目《薇言大志》以及他主持的《打書釘》等，但改變還未足夠，跟心目中的目標依然有一大段距離。因此他還將目光放到培育新一代政治評論員，即將在《薇言大志》節目中找來10個十多廿歲不同背景的年輕人，讓他們在節目中開咪談政治，在報章專欄中發表政見。

一直想知，像梁文道這類書評人，是否只會選擇一些他認為是好的書籍才看，答案是：“我已經儘量選擇，但問題是世上實在有太多質素好、作者又花了很多精神和時間去寫的書，只看好書，是一項很艱鉅的工作。更何況在工作需要下，必須去看一些壞書，去了解現今香港人的思想及潮流。”什麼是壞書？梁文道説可以是一些質素很差但暢銷的書，“每次要閲讀這些壞書，都會把它當作報紙的資訊來看。”或許這感覺會好一點吧！好與壞這問題，亦引伸到他對香港出版界及傳媒的狠評，“香港出版界的現況有點像台灣，關心的題材都很內向、很本地化，書籍稍為偏離本地化的主題，便立即滯銷，好弊！”

一旦打開話題，梁文道便滔滔不絕，大談香港的簡體書市場愈趨蓬勃是因為大家的英語水平下降，只有選擇簡體版的外國翻譯書；當香港報紙只懂上網抄襲皇馬消息，國內的《足球週刊》卻已親身訪問球會會長，面對此困局，他不脱評論家的本色，“從現在起，所有從事創作的人，一定要調整做事的心態，再不能單單考慮香港市場，而是整個大中華，只有這樣才有能力去擴闊市場。”見他滿懷大志的模樣，最後忍不住問他，對自己或香港的前景有甚麼抱負，他卻寧願以下一步要求來代替抱負，“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一個不會停下來，對所有事物及觀念更加開放的人，自己不停改變之餘，亦可以改變到人。”這個大得像抱負的下一步，實在不是常人能擔負得起，梁文道能否有這份能耐？我想他也希望可儘快等到答案揭盅的一日！

大陸出版文集

香港出版文集

著名文化人、評論人梁文道先生，策劃出版了葡萄酒—“年華”。 ^[6] 

表面上規矩温和的梁文道似乎總能在任何種類的媒體或場合裏發言論議，而不拘天氣陰晴人事喧嚷，他總能條貫分明理路清晰地將自己的意思暢説乾淨。筆者以為他的“述”有AB面：一面是他的諸般文化活動，如創牛棚書院、作街頭講演、辦讀書雜誌等，無所不及，此可稱為“行述”。另一面則是尺幅宏遠的千百文章和作為熱銷書《常識》《我讀》《我執》《噪音太多》《訪問》《味道》《關鍵詞》等的作者，此可稱為“文述”。 ^[13]  （潘啓雯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