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

197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籌備十大的工作會議。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批駁社會上流傳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了”的説法，提醒政治局，要注意抓路線，抓上層建築，抓意識形態，要學一點歷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 ^[1]  。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十大後，9月4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一文，在《北京日報》發表。這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第一次公開亮相。兩校“大批判組”其實就是梁效，它名義上是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大批判組”，實際是江青根據毛澤東的意圖，抽調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有關人員，拼湊起來的御用寫作班子。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還用過柏青、高路、景華、安傑、秦懷文、郭平、施均、金戈、萬山紅、祝小章、梁小章等十幾個筆名，但以“梁效”的使用頻率最高、名聲最大。該寫作班子與同時期的“羅思鼎”（上海市委寫作組）、“池恆”（《紅旗》雜誌寫作組）、“初瀾”（文化部寫作組）等其他寫作組相比，梁效更具有政治影響力，其消息來源也更廣，名氣更大，網羅的知名學者更多。 ^[2] 

1973年10月，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成立“批林批孔研究小組”，1974年人員調整後定名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以“梁效”等為筆名。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摧毀後，梁效也隨即退出歷史舞台。

1973年，清華大學做了一份《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給毛澤東。毛看後説：“清華是理工科學校，不懂這一塊。”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師來整。當時的北大老師被8341部隊的領導找去的時候，心裏都很高興。這些材料寫好後，成為批林批孔運動的主導材料。 ^[2] 

梁效的代表作還有《孔丘其人》、《從〈鄉黨〉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擊右傾翻案風》、《黨內確實有資產階級──天安門事件剖析》、《評鄧小平的買辦資產階級經濟思想》、《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等。

1976年，毛澤東批判鄧小平公開化之前，梁效班子受命寫了一篇《再論孔丘其人》，矛頭直指鄧小平的意圖極為明顯，有人意猶未盡，問：“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繪成身材矮小的人呢？”週一良立即回稱，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決不能説矮小。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中共高層搗毀後，梁效也因被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點名，其成員受到範圍不同、程度不一、長短各異的批判、審查，並被要求説清楚其與四人幫的關係。部分人員直到198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梁效）由駐兩校的軍宣隊負責人遲羣、謝靜宜主持，另有8341部隊一名軍人委任書記，清華、北大各一人委任副書記。梁效分別為寫作組、研究組，寫作組負責具體寫作，研究組（後改名註釋組）主要負責對寫作組的文章進行“把關”。他們先要由毛澤東直接向謝靜宜下達指示和要求，然後再由謝和遲向“梁效”頭頭轉達、貫徹；此外，他們還要根據江青等人的授意，揣測他們的意圖進行寫作。

該寫作班子選拔的都是當時國內著名的文史哲專家，如範達人、何芳川、湯一介、葉朗、胡經之、馮天瑜等。他們中間有四人曾被選為第四屆人大代表，一人蔘加中共十大，兩人列名毛澤東治喪委員會，享受很高的政治待遇。哲學史家馮友蘭、歷史學家週一良、文學史家林庚、語言學家魏建功等曾任顧問。

為了當時的政治需要，梁效共撰寫了219篇文章，發表的有181篇，其中三十多篇成為當時圈定的學習文件。由於文章包含着毛澤東及文革小組的“意見”，因此，文章一經發表，全國各地大小報刊必先後轉載。而且，這些文章在《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北京大學學報》、《歷史研究》等重要機關報刊中都居於顯赫位置，當時有“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的説法。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主要文章有：

1973年9月4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一文在《北京日報》發表；

1974年1月21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略論秦始皇的暴力》一文在《人民日報》發表；

1974年1月26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孔子是怎樣利用教育進行反革命復辟活動的？》一文在《人民日報》發表；

1974年2月1日，《紅旗》本年第二期轉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讀柳宗元〈封建論〉》一文。本文先發表在1973年11月9日《北京日報》上。江青看後，深為欣賞，下令《紅旗》轉載；

1974年2月20日，梁效用不同的署名，在《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一期一口氣發表了《林彪與孔孟之道》、《林彪再三揮舞“克己復禮”黑旗居心何在？》、《中庸之道和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以及《林彪鼓吹的“小國師大國”是叛徒賣國賊哲學》等文章共八篇以上，佔了該期學報全部篇幅的一半左右，這是梁效的一次集中大亮相；

1974年4月1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孔丘其人》，先後在1974年《紅旗》第四期和《北京大學學報》第二期發表。據説此文是影射周恩來的。

1974年5月6日，柏青的《“學而優則仕”析》一文，在《光明日報》發表；

1974年5月17日，柏青的《從〈鄉黨〉篇看孔老二》一文，在《北京日報》發表；

1974年6月1日，梁效的《論商鞅》，在《紅旗》1974年第六期發表；

1974年6月19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紹》在《人民日報》和《北京日報》同時發表；

1974年6月20日，施鈞、金戈的《談商鞅變法》一文在《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三期發表；同日，《北京大學學報》本年第三期發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紹·呂后》；

1974年7月8日，柏青的《剝掉孔老二“博學多識”的畫皮》一文在《光明日報》發表；

1974年8月20日，柏青的《堅持古為今用，研究儒法鬥爭》一文在《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四期發表，9月9日，《北京日報》又加以轉載；同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趙高篡權與秦朝滅亡》、《論愛國主義者王安石——兼論歷史上儒法之間賣國與愛國兩條路線的鬥爭》、《論三國時期的法家路線》在《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四期發表，

1974年9月8日，《趙高篡權與秦朝滅亡》一文在《人民日報》一整版篇幅刊登，刊登時又作了許多修改；同日，梁效的《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論賈誼》、《古代偉大的無神論者——西門豹》在《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四期發表，《有作為女政治家武則天》這篇文章的原題是《法家女皇武則天》，發表時臨時改了標題；

1974年9月14日，梁效顧問馮友蘭在《光明日報》發表《詠史二十五首（並序）》；

1974年9月28日，柏青在《北京日報》發表《封建末世的歷史畫卷——讀〈紅樓夢〉》；

1974年10月1日，梁效的《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一文在《紅旗》1974年第十期發表；

1974年12月20日，梁效的《農民戰爭的偉大歷史作用——學習〈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一點體會》、《論康熙維護國家統一和抗擊沙俄侵略的鬥爭》兩篇文章，在《歷史研究》1974年第一期發表；

同日，聞軍的《論劉禹錫的政治詩》一文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六期上，1975年2月1日《紅旗》1975年第二期轉載；

1975年2月4日，柏青的《論王莽復辟的歷史教訓》一文在《北京日報》發表；

1975年2月25日，梁效的《評孔老二吹捧的子產——兼論春秋末期儒法鬥爭的階級陣線》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一期；

1975年3月1日，梁效的《批判因循守舊，堅持繼續革命》一文在《紅旗》1975年第三期發表；

1975年3月15日，梁效的《剖析孔丘的‘仁’》一文在《人民日報》發表；

1975年4月20日，梁效、聞軍的《論李商隱的〈無題〉詩》在本年第二期《歷史研究》上發表；

1975年4月25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評林彪所謂的“仁政”》在《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二期發表；

同日，梁效的《革命的專政，還是儒家的 “仁政”——試論太平天國在政權問題上的兩條路線鬥爭》、《杜甫的再評論——批判杜甫研究中的尊儒思潮》在《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二期上發表；

1975年8月25日，柏青的《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與反動的孔學》一文在《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四期發表；

1975年10月20日，梁效的《洋務運動與洋奴哲學》一文在本年第五期《歷史研究》上發表；

1976年年2月13日，高路在《光明日報》頭版發表小評論《孔丘之憂》；

1976年年2月15日，高路在《光明日報》頭版發表小評論《“仁”的妙用》；

1976年2月24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再論孔丘其人》在《人民日報》和《北京大學學報》1976年第一期同時發表；

1976年2月，梁效編寫《蘇聯二三十年代教育大辯論材料》；

1976年3月1日，高路的《反修必須批孔》一文刊載於《紅旗》1976年第三期；

1976年3月6日，梁效在《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克己復禮”再批判》一文；

1976年4月20日，梁效的《一條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路線》和高路的《“整頓”與“正名”》在《北京大學學報》1976年第二期發表；

1976年5月9日，高路的《尊孔反法的醜惡表演》在《北京日報》發表；

1976年6月25日，秦戈的《謠言的破產與鄧小平的垮台》一文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1976年第三期上；

1976年7月1日，高路、常戈的《評鄧小平的買辦資產階級經濟思想》一文發表在《紅旗本年第七期》上；

1976年9月1日，梁效的《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與孔孟之道》一文在《紅旗》1976年第九期上發表；

1976年9月，梁效用工農兵名義編寫的《堅持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列寧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戰鬥七年》小冊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6年，九、十月間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寫了《劉邦死後，呂后是如何按劉邦的既定方針辦的》、《劉邦死後，他的既定方針是怎樣傳下去的》、《周勃是如何支持呂后的》等文章；

1976年10月4日，梁效在《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1976年10月7日，梁效的《〈論總綱〉和克己復禮》在《人民日報》發表，這篇文章成為梁效歷史上的最後一份公開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