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

光緒三十年（1904年）11月13日，梁思永出生於澳門（另一説法是日本橫濱、一説上海） ^{[10]  [11]}  ，是梁啓超次子。曾在日本念小學。 ^[12]  民國二年（1913年），梁思永隨家人回國。

民國四年（1915年），梁思永考入清華留美班。民國十二年（1923年），梁思永赴美國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此間曾參加過印第安人古代遺址的發掘，並對東亞考古學做過特別研究，如早期著作中的《遠東考古學上的若干問題》一文，除高瞻遠矚地深人分析有關資料外，還明確指出“……殊無理由原封不動地搬用西歐的型式學和年代學。假若將來的研究顯示出該地的一種特有的文化順序，也不會太出人意料之外吧”，這一科學預見，已為後來的考古發現所充分證實。 ^[4] 

留學期間，梁思永為了解國內考古情況，曾一度回國，在清華學校國學研究所擔任助教。整理李濟於民國十五年（1926年）發掘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出土的部分史前陶片，寫出《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的英文專刊，對第四探方的萬餘片陶片進行了深入分析。由於缺乏能夠復原的完整器形，乃就陶片的質地、口沿、器底和柄把的形式分類敍述，對於它們在地層中的分佈、變化作了詳細的統計，並用圖表予以表示。在肯定西陰村和仰韶村屬於同一時代的遺存外，梁思永還指出仰韶村的若干器形（如三足鬲和鏤孔高圈足豆）不見於西陰村，後來的發現證實，上述陶器為較晚的龍山文化所有。這是最早的一份田野考古分析報告。儘管所分析的僅限於一個探方的陶片，但整理、分類、統計以及對比研究的方法，都具有示範的作用，對後來考古報告的編寫也產生一定的影響。特別是以類型學的方法研究古代器物，在中國近代考古學著作中應屬最早的代表。 ^[4]  民國十七年（1928年）9月，梁思永回哈佛大學研究院繼續深造。

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19日，梁啓超在北平協和醫院病逝，當時梁思永仍在美讀書。12月，梁思永在美國完成了他的另一篇力作《遠東考古學上的若干問題》。 ^[10]  此文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載於《美國人類學家》雜誌上。梁思永在這篇文章中將亞洲東部地區的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分為南西伯利亞羣、華北羣和印度羣，指出它們之間的異同及有待解決的間題，認為沒有必要照搬西歐的考古方式，如果東亞有新的文化順序，也不足為奇。他的預言後來被考古發現所證實。關於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他將其分為中國和蒙古的北方羣、印度支那的南方羣和日本與朝鮮的外圍羣，並指出它們的特徵與有待解決的問題。梁思永在文中着重提出了研究方法的間題，一個是疊壓地層的問題，第二是分區研究的必要性。前者在後來研究後岡遺址時用於揭示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及殷商文化的文化順序，後者應用於分區研究龍山文化。這篇文章是中國近代考古研究工作者對以上研究方法的最早的論述。也是中國考古工作者對大範圍內進行對比研究的第一篇論著。 ^[7] 

民國十九年（1930年）夏天，梁思永從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後，回國參加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龍江參加了昂昂溪遺址的發掘。梁思永在《昂昂溪史前遺址》這篇報告中詳細報導了發掘經過，闡明瞭其文化的基本面貌，他在對細石器的概念的分類標準方面為後來的研究樹立了典範，另外，他在昂昂溪所得的材料是數百處細石器文化遺址中幾乎唯一的墓葬材料。 ^[7] 

然後轉道通遼進入熱河調查新石器時代遺址。前後38天，行程千里以上，採集到大量的陶片和石器。這是國內學者最初接觸以細石器為代表的遺址，並且首次進行了科學發掘，在斷代上樹立了重要的標尺。同時還對細石器（當時稱為幺石器）的概念和分類標準有所創新，為後來的研究樹立了典範。 ^[4]  原計劃在這些新材料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掘，由於不久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梁思永只好中斷了在東北的考古工作。 ^[7] 

民國二十年（1931年）春，梁思永參加河南安陽殷墟小屯和後岡的發掘工作。在殷墟第四次考古中，作為最早的受過系統科學考古訓練的梁思永，帶來了最先進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梁思永在殷墟第四次考古中，主持了後岡遺址的發掘工作。在正式發掘工作開始的前兩天，梁思永與吳金鼎到後岡進行最後一次調查，確立了挖掘方案：即從後岡最高處起，向東西南北挖掘出縱橫交叉的兩道溝。這一方案的確定，使得此次發掘可以儘可能全面地探視全岡遺址的大概內容。

民國二十年（1931年）4月16日至5月12日，梁思永、吳金鼎、尹達對後岡進行了第一次發掘，由於受當地局勢的影響，挖掘工作被迫停止。隨着殷墟的第五次發掘，同年11月10日至12月4日，對後岡又進行了第二次發掘。這兩次發掘共開探坑45個，面積共601平方米。 ^[5]  秋，梁思永參加山東歷城（今濟南章丘）龍山鎮城子崖的第二次發掘工作，接着又回到後岡繼續春季的未了工作。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初至12月底，第十次發掘在候家莊西北岡挖掘大小墓葬36座。3月15日至6月15日，第十一次發掘在候家莊西北岡挖掘大小墓葬400多座，獲得不少殉葬品。同年，他主筆的《城子崖遺址發掘報告》出版，這是中國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報告集。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9月5日至12月16日，第十二次發掘掘墓百餘座。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9月至12月，第十四次發掘在小屯村得字甲2片和一些銅器、玉器。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梁思永跟隨史語所撤退到長沙，後經桂林入昆明，最後到達四川李莊。這時已經患上嚴重肺結核的梁思永，拖着病體，對侯家莊的發掘記錄作了初步整理工作，並完成了發掘報告的初稿。 ^[5]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梁思永在“第六次太平洋學術會議”上提交的論文中，全面總結了龍山文化，該成果一直影響到目前對龍山文化類型的進一步劃分。

抗戰勝利以後，梁思永在重慶施行手術截去了幾根肋骨，使有病的左肺萎縮下來，然後到北京休養。 ^[4]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梁思永與其兄梁思成（建築學家）同時獲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北京解放，梁思永放棄七八年來的蟄居休養生活，毅然出來為人民的考古事業服務。1950年8月，他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他以虛弱的身體積極主持所裏的常務工作，如制訂長遠規劃、指導田野和室內研究，並熱心扶掖後進。 ^[4] 

1954年4月2日，長期帶病堅持工作的梁思永心臟病發作，經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終年50歲 ^[1]  。

梁思永首次田野考古是調查發掘黑龍江的昂昂溪史前遺址。民國十九年（1930年）8月他得知中東鐵路俄籍僱員路卡徐金在昂昂溪附近發現了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於9月19日從北平出發，與助手王文林一起前往調查發掘昂昂溪遺址。此前，日本學者對東北進行過考古活動，但限於遼東半島及松花江以南地區。梁思永此行是考古學者首次進入黑龍江地區。昂昂溪位於東北平原北部的中心。他們挖掘的沙岡離江邊七八公里，離昂昂溪火車站約六公里。們一共挖掘了4個沙岡，在黑沙層發掘到陶片約200塊，在第三沙岡挖掘到一座墓葬，獲骨器10多件，從地面採集石器100多件，陶器一個，加上路卡徐金先前採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700多件，昂昂溪共出土標本1000多件。

民國十九年（1930年）10月初，梁思永一行踏上歸途。後經細緻研究，撰寫了5萬字的論文《昂昂溪史前遺址》。 ^[22]  揭開了嫩江流域史前文化研究的序幕，確立了昂昂溪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昂昂溪區因此成為中國北方草原漁獵文化、細石器文化的突出代表，載入《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之中。 ^[13] 

回來途中，梁思永到熱河進行調查，在熱河境內行程500公里，於11月27日回到北平。此行目的是試圖在廣泛調查之後，在熱河境內進行大規模的考古發掘。但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佔中國東北，這個地區的考古工作只好中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對安陽殷墟進行的大規模科學發掘，從民國十七年（1928年）10月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8月共進行了15次，梁思永回國時已完成了前三次的發掘。以後，梁思永參加了史語所的第四、五、十、十一、十二和第十四次發掘。 ^[18]  民國二十年（1931年），梁思永與史語所同仁李濟、董作賓、吳金鼎、尹達等進行河南安陽殷墟發掘。這是史語組的第四次殷墟發掘。梁思永在殷墟發現了一片甲骨，這是首次在小屯以外發現甲骨。更為重要的是，梁思永從後岡的發掘中找到了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具體的層位關係，進而確認了龍山文化早於小屯文化而晚於仰韶文化，肯定了位於黃河中下游這三種文化的時代順序。寫下《小屯、龍山與仰韶》《後岡發掘小記》。這年11月7日至12月19日，梁思永參加了李濟主持的第五次殷墟發掘。他們在小屯村中及村北地掘得有字甲骨381片，發現殷人居住的圓穴洞和儲藏食物的地窖，甲骨文字散見其中。證明“甲骨原在地顯系堆積而非漂移”，從而糾正了第一至第三次發掘所假定的“殷墟為洪水湮沒説”。 ^[22] 

經歷了李濟主持的兩次殷墟發掘之後，梁思永成為殷墟考古的領頭雁，先後主持第十、十一、十二、十四次殷墟發掘。此前安陽殷墟發掘主要在小屯村及後岡，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第九次發掘時得知安陽候家莊亦有甲骨，挖掘工作的重點轉移到候家莊。

梁思永主持參加的殷墟科學發掘有着重要意義，通過發掘找到了殷代王室陵墓和一般貴族及平民的墓葬；發現了大量建築基址，其中包括王室宮殿、宗廟、一般居住區和手工業作坊，連同其他幾次的發掘就為殷墟性質的確定和殷墟佈局面貌的揭示提供了依據。 ^[18] 

山東歷城龍山鎮城子崖遺址是由吳金鼎發現的，而凸顯龍山文化重要性的則是梁思永。第一次發掘持續了一個月，城子崖遺址的豐富內涵遠未被揭示。民國二十年（1931年），梁思永主持城子崖第二次發掘。挖掘過程中，梁思永提出了“以土質、土色、包含物的不同來劃分文化層”的方法。挖掘的成果十分顯著，城子崖遺址呈現出了“三層疊壓”——最上層是周代文化遺址；中層是夏代的嶽石文化層；最下層，便是龍山文化層，出土黑陶，且工藝“到上層文化時似已失傳”。發掘結果表明，殷墟與城子崖黑陶文化基本相同，這駁斥了仰韶文化發現者、瑞典科學家安特生“粗陶器早於着色陶器”的錯誤結論。基於此，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由梁思永主要編纂的發掘報告《城子崖》出版，這是中國第一部田野考古報告集，對後來中國的田野考古起到了示範性作用。 ^[23] 

為進一步瞭解龍山文化，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夏，梁思永主持發掘山東日照兩城鎮附近的瓦屋村、大孤堆遺址。1937年4月，參觀了浙江杭縣良渚遺址的發掘。1939年，梁思永主要根據城子崖的挖掘成果，撰寫了《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對龍山文化的特徵、分地層和年代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等等作了精闢的闡述，使得中國的田野考古工作不斷走向成熟。 ^[23] 

後岡文化內涵十分豐富，在它的下層發現仰韶文化的彩陶殘片，中層發現龍山文化的黑陶殘片，上層則為小屯文化的堆積。依據地層學上的證據，梁思永認識到，多層堆積的遺址中，大多數年代較晚的地層由於人的生活和活動，往往將早期遺存混入本地層來，因此，除了最早的堆積是單純的外，後來的堆積一般都帶有早期的遺物。梁思永採用從早期到晚期按地層或單位的整理方法，從掌握的年代最早的遺存的面貌入手，自早至晚逐步清除混入晚期堆積的早期遺物，從而得以認清各個時期堆積層的本來面貌。通過這種方式，梁思永在安陽後岡遺址的發掘中，第一次揭示出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關係，確定了龍山文化早於殷商文化而晚於仰韶文化，解決了中國考古學上的一個關鍵問題，建立了考古地層學的典範。 ^[7] 

這項考古學上極為重要的發現充分證明了中國古代文化是一脈相承的，對幾個世紀以來西方學者一再鼓吹的“中國文化西來説”，特別是對瑞典的安特生在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發表的《中華遠古之文化》一文中所散佈的：“而仰韶遺址之發現，使中國文化西源又復有希望以實事證明之”的謬論是一個有力的駁斥。 ^[18]  尹達在《悼念梁思永先生》一文中指出：“1931年的春天和秋天，思永先生主持河南安陽後岡遺址發掘工作，在這裏找到了小屯文化、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具體的層位關係，從這樣顯明的堆積現象上，確定了龍山文化早於小屯文化而晚於仰韶文化；最少也應當説，在河南北部這三種文化的時代序列是基本上肯定了。這好像是一把鑰匙，有了它，才能打開中國考古學中這樣的關鍵問題；有了它，才把猜不破的謎底戮穿了。這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發掘中一個極重要的轉折點。這功績應當歸之於思永先生”。 ^[19] 

從第四次殷墟挖掘開始，由於梁思永等專業考古人員的加入，工作方法日趨完備，發掘範圍不斷擴大，並一改過去偏重遺物的發現而集中精力於殷墟遺址的發現研究。這樣，殷墟發掘不僅有許多重要發現，同時更為重要的解決了中國古代文化的地層關係。 ^[18]  尹達指出：“由於他（梁思永）的參加，才把殷墟的考古發掘提高到應有的科學水平，才把殷墟發掘工作中存在的混亂局面澄清”。 ^[19] 

梁思永於民國二十年（1931年）參加了城子崖遺址的第二次發掘工作。在田野發掘中，根據土質土色劃分地層，發現了城子崖遺址上下兩個文化層即灰陶文化層和黑陶文化層。 ^[21] 

梁思永於民國二十年（1931年）秋主持的對城子崖的第二次發掘，即對龍山文化遺址的發掘，是中國考古界的一件大事，這是中國考古學家獨力發現的一支新石器遺址，又由自己發掘並整理後編成中國第一本大型的田野考古報告《城子崖》。梁思永始終參與其事，主編該書並撰寫了部分章節。這部報告的出版標誌着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迅速成長，也為後來編寫考古報告提供了範例。 ^[7] 

《後岡發掘小記》是梁思永對後岡遺址發掘工作的一個總結，也可以看成是後岡遺址的發掘簡報，大致可分為概況、地層介紹、遺蹟和遺物四個部分。《後岡發掘小記》中實際上是分成五個部分寫的。一、介紹遺址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發現經過及發掘前的準備工作。二、兩次發掘的情況，包括起止時間、參加人員、發掘時的一些具體情況。三、按地層堆積逐一介紹各層的土質土色、包含物及在遺址中的分佈範圍，再根據各時代文化層的分佈，推測當時人居住地點的變化及相關的地理形勢，如文中根據三個時期地層的分佈，得出結論“後岡堆積的遺存的分佈中心每次都略向東北移動。這移動大概與逗河的活動所引起的後岡三角洲向東北方向的伸展有相聯的關係。”四、介紹白灰面、長方坑、夯土、石堆等幾種遺蹟，並對其形成、用途進行了合理的推測。五、按層別介紹所出土的具有明顯特點的文化遺物如陶器、石器、骨器等，並進行了文化因素分析。 ^[21] 

不論是《城子崖》還是《後岡發掘小記》，都具備了作為發掘報告或簡報的基本體例，開了中國考古學史上編寫發掘報告或簡報的先河。 ^[21] 

在準確地認識每期遺物基本文化面貌的基礎上，對每期內的各種文化遺物進行類型學分析，也是整理考古資料的基本方法。梁思永就是運用這種方法，對後岡、城子崖遺址中每期文化遺物進行了分類研究。從《城子崖》發掘報告第六章我們可以看到，對石製品的分類研究是這樣進行的“石類器物……就其形式及功用，我們把所掘得的石器共分十類……。”這十類有礪、磨、錘、斧、鋅、鑿、鏟、刀、矢、雜器。然後每類有的再分數種，如礪類，“本類是磨製他種工具所用的工具。……就其表面之形式，分為兩種一，平面式，……二、凹面式……”。在對遺物如石器進行描述之後，又分析了其選材及製作方法，這樣，便基本上完成了對某類遺物較為全面的認識，此正為正確認識古代文化面貌之基礎，也是考古學資料整理的主要目的之一。 ^[21] 

梁思永於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寫成的《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被人稱為迄今為止研究龍山文化的最精闢的論著。隨着幾處龍山文化遺存的發現，梁思永雖然也認為這些遺存存在着年代的差異，但他指出，從這些遺存收集的遺物，尤其是陶片，顯示出不可忽視的確定的地區差異。他將當時認識的龍山文化分為山東沿海區、豫北區和杭州灣區。並指出豫東和安徽壽縣一帶的遺址的文化面貌也與上述三個地區有區別。他還認為，豫北區是殷文化的直接前驅。 ^[7] 

梁啓超勤於治學，對子女的學問大事亦是十分關心，時時處處留心，以為他們尋找並爭取可供實踐的機會。比如當他得知瑞典著名學者要組織一個團體前往新疆考古，他便立刻想到了正在美國學習考古的梁思永，他認為如果梁思永能夠加入考古隊鍛鍊，對他將來的學問研究必會十分有益。於是，他便連去了幾封信，告訴梁思永這一消息，但是因為梁思永還未放假，且期間考古隊的行程方案又有了一些變化，梁思永趕上大部隊的可能性很小，最終也沒成行。作為父親的梁啓超，為了兒子實踐學習，不願意放過任何機會的良苦用心，令人感動。 ^[28] 

《梁思永考古論文集》收入梁思永七篇論述：《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遠東考古學上的若干問題》《昂昂溪史前遺址》《小屯、龍山與仰韶》《後岡發掘小記》《熱河查不幹廟等處所採集之新石器時代石器與陶片》《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 ^{[10]  [25-26]} 

妻子：李福曼，民國二十年（1931年）結婚。 ^[23] 

女兒：梁柏有 ^[15] 

2010年10月，由黑龍江省文化廳、齊齊哈爾市委宣傳部聯合舉辦的紀念梁思永發掘昂昂溪遺址80週年大會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舉行。 ^[13] 

2016年9月21日，梁思永先生紀念座談會暨《思文永在——我的父親考古學家梁思永》新書首發式在故宮博物院舉行。 ^[29] 

2018年6月，由廣州博物館、市博物館、昂昂溪遺址博物館主辦的“篳路藍縷探索求真——梁思永先生與昂昂溪文化展覽”開幕式在廣州博物館舉行。展覽共展出國家級珍貴文物206件，其中包括梁思永生前使用過的生活物品和考古物品，昂昂溪遺址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骨器等文物。 ^[16] 

2013年開始，梁柏有以80多歲的高齡，開始“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但凡與梁思永有關的文獻、資料、照片通通收納其中。《思文永在——我的父親考古學家梁思永》全書25萬字，插圖200幅，包括梁思永各個時期的工作與生活留影、學習筆記、考古標本、往來信函等，在以女兒的口吻追述其生平事蹟的同時，亦收錄多位國內考古界知名人士的回憶文章，以及梁氏家族成員的懷念文字。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