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與祝英台

浙江上虞祝家村的祝員外有個女兒祝英台，她是個很有志氣的女孩子。一天，她在窗口看見遠處的大路上有不少書生來往，心裏非常羨慕，也增加了她要到杭州去求學的決心。祝員外認為一個女孩子沒有讀書的必要，不許她外出。英台想出了一個妙計：假扮成卜卦先生，居然哄過了她的父親，祝員外疼愛女兒，見女兒堅決要去，又見她喬裝改扮得毫無破綻，也就勉強同意了。

祝英台和她的使女銀心都女扮男裝，向杭州出發了。半路上，祝英台遇見了一位書生，叫梁山伯。他帶着他的書童四九，也是到杭州去唸書的。二人交談，非常投機，於是就在草橋亭上結拜為兄弟，一同上路。

梁山伯與祝英台同學了三年，感情非常好。祝英台愛上了梁山伯，但梁山伯始終不知道她是個女子。祝英台的父親因為想念女兒，來信叫女兒回家。祝英台臨走的時候，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了她的師母，並請師母替她做媒，師母答允了她的要求。

在梁山伯送祝英台的途中，祝英台不斷地借物比喻，暗示自己是個女子。但忠厚淳樸的梁山伯，一直沒有領會她的用意。最後祝英台只得假説她有個九妹，品貌和她相像，願意替梁山伯做媒，嫁給梁山伯。梁山伯接受了她的好意，祝英台臨別時，再三叮囑梁山伯，要他儘快地去迎娶。

某一個夜晚，梁山伯正一個人靜靜地在書房裏想念着他的同學的時候，師母突然來把祝英台託她做媒的事告訴了梁山伯。梁山伯這才明白祝英台原來是個女子，而她在長亭親口許婚給他的九妹，正是祝英台自己，這使梁山伯高興得不得了。他立刻趕到祝家去求婚。沿路上一草一木都引起了他甜蜜的回憶。他責備自己太糊塗，辜負了祝英台在分別時的一片深情。

但是，這純潔的愛情卻遭到了橫暴的摧殘。原來祝英台回家後，祝員外就把她許配給了馬太守的兒子馬文才，雖然祝英台表示不願意，祝員外也從銀心口中知道祝英台與梁山伯相愛以及在長亭許婚的事，可是，這都不能改變祝員外的主張。梁山伯興沖沖地趕到祝家，可是他倆的婚事不能成功了。見面的時候，他們對自己的不幸遭遇感到悲憤。臨別時，二人立下了“生前不能夫妻配，死後也要成雙對”的誓言。

梁山伯憂鬱成疾，回家不久就病逝了。祝英台知道梁山伯死去的噩耗，傷心欲絕，更堅定了她以身殉情的決心。當她被父親逼着出嫁的時候，她提出一定要到梁山伯墓前祭墓，否則寧死也不上花轎。祝員外沒辦法，只好答應了她的要求。當花轎路過胡橋鎮梁山伯墓前時，祝英台出轎，扶碑痛哭。突然颳起大風、飛沙走石，在雷電交加中，墳墓裂開了，祝英台跳入墳墓裏去。頃刻之間，風也停了，雨也住了，天空又晴朗起來。這時，梁山伯與祝英台已化成一對美麗的蝴蝶，在鮮花叢中自由地飛舞着，他們永不分離 ^[2]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3]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2]  [4-5]} 

1952年，北京舉行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袁雪芬、範瑞娟進京演出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當時的國家主要領導人都欣賞了她們的演出。不久，文化部發通知，根據毛主席指示，要把《梁山伯與祝英台》拍成彩色電影。同年的年底，上海電影製片廠開始籌拍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 ^[6]  。

在創作劇本時，桑弧等主創人員以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為基礎，借鑑了其他劇種的“梁祝”故事的長處，如川劇的《柳蔭記》。由於舞台版本《梁祝》有三個小時以上，所以桑弧等人既要將時間控制在電影允許的長度之內，又要儘可能保留至突出舞台的精華。為此，他們一字一句地對越劇劇本進行了刪改，再通過鏡頭變化，省去一些舞台上不可避免的動作 ^[10]  。

另外，影片的編導們還對越劇版本中人物性格前後不一致的地方進行了修改。例如，“樓台會”一折有“三狀紙”唱段，當梁山伯聽説祝英台被許婚馬家後，大吵大鬧，仗着有玉佩為憑，聲稱要到衙門遞狀紙，不但要告馬家、告祝家，還要告祝英台悔婚。編劇認為梁山伯在劇中是一個純樸青年，而“三狀紙”不符合人物性格，將該唱段刪除 ^[11]  。

中國戲曲的佈景是虛擬化的，像“十八相送”一場戲，舞台的背景不變，而完全通過演員的唱腔、身段來表現沿途所發生的事和環境的轉換。在這場戲的佈景處理上，主創人員有兩種選擇：或是像舞台演出一樣畫面背景始終保持不變，或是利用電影的便利條件進行換景。經過研討，他們決定不按單純紀錄片的形式來處理，而是在一切佈景、陳設為襯托表演服務的原則下，適當地應用一些電影方法。但如果將“十八相送”放在真實外景拍攝，舞台化表演與真山真水必然會顯得非常不協調，因此，在這場戲中，他們採用了民族繪畫風格的佈景 ^[10]  。

該片的製作方式是先將全部唱詞和唸白錄音，然後跟着錄音帶拍畫面。全部錄音於1953年3月錄製完畢，7月1日正式進廠開始拍攝 ^[5]  。

當時，一部黑白電影投資近20萬元，彩色電影則要翻倍。有關部門鑑於國產彩色片技術不完善、投資過大，曾數次建議改拍黑白片，蘇聯專家甚至認為中國要拍彩色電影還得等十幾年。在拍攝時，演員也不適應電影的拍攝方式，一個鏡頭拍十幾次，演員演得情緒都沒有了.而且工作人員要現場拿着小瓶子藥水做實驗，看膠片色彩是否豔麗，畫面上的人物、景物是否層次分明。很快，因為手工印刷、燈光不穩定、色彩不定，拍攝眼看要流產。攝製組反覆檢查，發現問題集中在兩盞從蘇聯進口的阿克炭精燈上。彩色電影必須光源充足，但這兩隻燈一閃一閃，總在眨眼，不能起到應有作用。上影廠只好決定改拍黑白片。這樣一來，彩色佈景和服裝必須重新設計，在拆佈景的時候，電工突然發現阿克炭精燈之所以不正常工作，其實是因為裝倒了。於是，《梁山伯與祝英台》繼續按彩色影片拍攝 ^[6]  。

該片近乎完美地用電影這一現代視聽媒介再現了中國傳統的戲曲舞台表演藝術。導演充分利用了“梁祝”故事的“原初性”和“傳奇性”，對其的合理化電影表現使得影片富有濃厚的詩情畫意和強烈的感染力，畫面優美而有韻味。影片還用實景和繪景相間，既保留了越劇本身的魅力，更利用了電影空間表現的特質，使其脱離了傳統戲曲舞台片單純“紀錄”的羈絆，達到了更高的藝術水準。同時，袁雪芬和範瑞娟的完美出演為影片增色不少 ^[12]  。（網易娛樂評）

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之所以成為經典並很難被超越的首要原因，在於其對生活邏輯的尊重以及對梁、祝同窗生活既“虛幻”又 “真切”的描摹。在同學三年中，祝英台如何隱瞞女兒身並與梁兄產生感情，是個比較棘手的問題，該片的劇作者巧妙地迴避了這一難題，他們高超的劇情設計既觸及了祝英台的女性身份問題，又巧妙地化解了這一難題，從而在生活邏輯的架構中勾勒了一幅既“虛幻”又“真切”的審美空間。該片很難被超越的第二個原因在於梁祝形象的“多元化塑造”。梁祝既是禮教、家法的受教者和犧牲者，又是獨特的生命個體，有豐富的情感世界。該片劇情巧妙地把這兩個方面交織在一起，通過樑祝純情而鮮活的交往和最終痛苦和無奈的哭訴展示了生命個體與社會教化之間存在的巨大張力，既凸顯了二人感情的真摯，又深刻揭示了梁祝愛情不可避免被毀滅的社會制度因素。該片難以被超越的第三個原因在於它展示了不同身份、不同社會角色的各種人物交織而成的日常生活。它是戲劇，是藝術，但又是歷史，是生活，反映着傳統中國人真實的生活史 ^[13]  。（《藝術評論》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