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志華

1914年，以法國天主教耶穌會神甫的身份來到中國，從事田野考察和考古調查工作 25 年，足跡遍及中國北方各省，行程 5 萬多公里，採集地質、古生物標本達幾十萬件，創建了北疆博物館（天津自然博物館前身）。1923 年夏天，他和德日進從天津出發，聯袂北上，發現和發掘了水洞溝遺址，使之成為中國最早發現、發掘和進行系統研究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對中國的史前考古做出了重大貢獻。

桑志華著有《中國東北的山區造林》、《華北（黃河及北直隸灣其它支流流域）十年查探記》《桑乾河草原旅行記》，作為主要作者與他人合著了《華北及蒙古人種學上的探險記》《北疆博物館的鳥類及北疆博物館收藏的樹木標本》。桑志華1914年來華，1938年回國，1952年在法國逝世。

桑志華(6張)

早在1912年，桑志華在法國獲得動物學博士學位後，即萌生了來中國北方考察的念頭。通過天主教會的安排和幫助，他於1914年3月途經西伯利亞輾轉來到中國天津，開始了他在中國北方，尤其是黃河和白河（即今海河）流域長達25年、行程5萬多公里的科學考察之旅，直至1938年回法。雖然桑志華在學期間接受的科學訓練以動物學（確切來説是昆蟲學）為主，但他興趣廣泛，工作中並不囿於動物標本的採集和研究，在動植物、地質、巖礦、古生物、古人類、史前考古、人種、民俗學等各個領域均有所涉獵，尤其在中國地質古生物學、古人類學和史前考古學等領域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正因如此，他被後世學者評價為卓有建樹的博物學家、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

隨着桑志華收集的各類標本日益增多，原先的落腳地——崇德堂已無法滿足大量標本存放的需要。在多方資助下，桑志華逐步實現他來華前即已開始構思的在天津建設一座博物館的計劃。1922年，位於天津馬場道的北疆博物院（Musee Hoangho Paiho，又稱黃河白河博物館）北樓拔地而起；1930年，隨着南樓的竣工，北疆博物院完整佈局最終形成，這座藏品達20萬件，在中國近代博物館史上一度叱吒風雲、綿延近百年而屹立至今的博物館迎來了它的輝煌時代。北疆博物院是目前我國早期博物館中唯一一座原址、原建築、原藏品、原展櫃、原歷史文獻等完整保存至今的博物館，作為其創始人，桑志華的重要功績不僅在於創立了這座中國近代早期的經典博物館，更在於他言行一致，把在華科考的大部分成果留在了中國，留在了這座他傾力打造和維繫的博物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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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先驅和揭幕人，桑志華的功績是具有開創性和突破性的。他在中國境內首次發現具有確切地層記錄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首次從地層中發現遠古人類化石，首次將東方古人類遺存公諸於世。他的發現打破了之前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沒有舊石器時代的錯誤論斷，將中華大地上的人類歷史從數千年上推至數萬年之久，開啓了中國古人類學和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的先河。

桑志華在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領域的開創性貢獻表現為四個方面。第一，一系列突破性和奠基性的發現；第二，留存於世的大量珍貴一手資料；第三，發表及參與發表的重要著作；第四，將出土物留存當地的自覺和意識。

1920年6月4日，桑志華在甘肅慶陽幸家溝做古生物化石發掘清理時，從原生黃土地層中發現一件人工痕跡清楚的石英岩石核，這件標本被學術界公認為是在中國發現的第一件有確切地層記錄的舊石器時代石製品。

儘管之前有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採集過零星的石器，但都沒有層位記錄，時代無從考證。桑志華的這次發現具有翔實的地層信息和發掘記錄，是按照現代地質古生物學的方法進行科學發掘的成果，具有無可辯駁的真實性和科學性。

繼在幸家溝的發現之後，桑志華又於當年8月在慶陽趙家岔的黃土底礫層發掘出兩件人工打製的石英岩石片。這些石製品的發現使中國境內遠古人類活動的遺蹟實現了從無到有的突破，中華大地上的人類歷史也由此推移至數萬年前，神州遠古人類家園的神秘面紗終於掀開了一角。

受此鼓舞，桑志華萌生了在中國北方尋找舊石器時代人類化石的念頭。當他得知在內蒙古鄂爾多斯沙漠南緣的薩拉烏蘇河流域發現大量哺乳動物化石的消息後，便來到此地，輾轉奔波，風餐露宿，尋找古人類遺址，收集史前文化遺物。1922年夏，桑志華在薩拉烏蘇考察時採集到一批羚羊牙齒化石和鴕鳥蛋片。次年，剛剛來華的法國著名古生物學家德日進在北疆博物院整理這些標本時，意外從中發現了一顆小小的門齒化石，經北京協和醫學院加拿大解剖學家步達生鑑定，確認屬於人類，定名為Ordos Tooth（鄂爾多斯牙齒），後被裴文中先生稱為“河套人”。這是在中國境內首次發現的古人類化石，中國的古人類學研究就此起步。

1923年，桑志華與德日進組成“法國古生物考察團”，再次深入中國西北腹地。他們對內蒙古薩拉烏蘇遺址和首次發現的寧夏水洞溝遺址進行了第一次系統性發掘，取得了極為豐碩的重要成果，從水洞溝遺址發掘出與歐洲舊石器時代中晚期文化密切相關的石製品，引發了有關舊石器時代東西方人類遷徙和文化交流的討論，拓展了遠古人類在華夏大地生存的時空範圍，奠定了中國古人類學和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基礎，使中國在人類起源與演化研究上佔據了重要的國際學術地位。

在桑志華所著的《中國北方22年探險成果（1914-1935）》一書中，他對北疆博物院這一時期史前科考工作成果做了這樣的總結和評價：“有一顆莫斯特時期人類的門齒和一些長骨（這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第一次發現的人類化石），説明人類早就來到過鄂爾多斯……3000-4000塊經過人類加工的舊石器，是1920、1922、1923年在鄂爾多斯附近發現的，其地點分佈在甘肅的慶陽至陝西的榆林南部之間（尤以水洞溝和薩拉烏蘇河河岸為多）”“對華北來説，北疆博物院的藏品是獨特的，無與倫比的。這些藏品中有好幾項不能用金錢的價值來衡量：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一系列蓬蒂系化石、三門系化石、中更新世化石、人種學資料……附帶説明：相關的發現還包括……第四紀中期化石動物羣地層的位置(1922)，發現了遠東舊石器時代的存在(1923)”“對中國北方疆域的考察……是極不徹底的（那也是十分困難的）。但可以概括地説，在這些地區蒐集到的藏品即使不算全面，至少也完全是有代表性的。”桑志華的自我分析理性而客觀，對北疆博物院的地質古生物科考和史前考古工作在中國古人類學和舊石器時代考古學領域的先驅意義和奠基性地位進行了準確而精闢的論述。

桑志華另一方面的重要貢獻是為後世留存了大量珍貴的野外考察、發掘的第一手資料。在野外考察時，桑志華每到一地都會結合已有地圖，進行現場勘測與觀察，並繪製詳細的地質地貌、遺址分佈等各類平面圖；在遺址發掘過程中，他還會根據實地情況，親手繪製符合學術規範的地層剖面圖，留存下來超過100萬字的野外工作日記以及數千張珍貴的照片和底片。桑志華具有很高的科學素養，他留下的日記、野外記錄、照片底版和各種手繪地圖、剖面圖等均按日期、地點、方位等信息進行了仔細編號、排序，為後人整理和研究奠定了信息基礎。這批珍貴的野外資料仍有極高的參考和研究價值。

在中國的25年間，桑志華一方面在外東尋西考，廣泛探查自然地質和史前人類遺址，蒐集自然標本和史前文化遺物，充實北疆博物院的龐大館藏；一方面潛心研究、筆耕不輟，撰寫發表了大量的著作和論文，僅與古人類學和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相關的代表性著作就有獨著的《黃河、白河流域10年考察報告（1914-1923）》《黃河、白河流域11年考察報告（1923-1933）》《中國北方22年探險成果（1914-1935）》《從桑乾河階地到西寧縣平原的旅行》《遠東的舊石器時代》《天津北疆博物院的古生物和考古學業績》等；作為主要作者與他人合著有《中國的舊石器時代》《中國北部舊石器時代文化的發現》《得自薩拉烏蘇河的一顆被認為屬於更新世的人類牙齒化石》《關於桑乾河流域沉積的地質學研究》《華北及蒙古人種學探險記》等。其中1928年7月出版的由布勒、步日耶、桑志華、德日進合著的《中國的舊石器時代》一書，對寧夏水洞溝、內蒙古薩拉烏蘇、甘肅慶陽等舊石器時代遺址做了系統記述，從地層、年代、古生物化石和舊石器時代文化三個方面對數次調查、發掘成果進行了綜合與比較研究。這是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史上的第一部綜合性學術專著，是一座學術奠基與發展的里程碑，之間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指導意義。

有別於同時代來華的諸多西方學者（包括安特生），桑志華的偉大之處還在於他把自己在中國北方多年科考活動的絕大部分材料、成果都留在了中國，成為北疆博物院的珍貴館藏和歷史遺產。他在1925-1926年歐洲紀行期間有過這樣一段自述文字：“我不能掠奪在黃河白河博物館中所收藏的從各地花重金收集到的文物……我堅持的一貫原則是，所有被發現的這些世上僅有的古生物文物必須要留在發現地”。在中國積弱積貧、大量珍貴文物和科學資源被西方各色人物瘋狂劫掠的時代，桑志華的胸懷、自覺和良知是多麼卓爾不羣、難能可貴。正因為如此，大量珍貴的古生物化石和史前文化遺物得以留在中國，成為後世科學家深入研究不可或缺的材料，北疆博物院更成為中國博物館中的一枚瑰寶。

一百年前，桑志華在甘肅慶陽發掘出土的更新世文化遺存拉開了我國古人類學和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序幕，成為考古學在中國百年曆史的開端。雖然很長時間內中國學術界普遍認為瑞典學者安特生於1921年在河南澠池發現仰韶文化是我國史前考古研究的開始，但舊石器時代（占人類歷史的99%）考古學是中國考古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舊石器時代考古在中國揭幕，當然就是中國考古學誕生的標誌。本文記述這段史實，既為緬懷桑志華先生的學術貢獻，也意在正本清源，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一百年前，桑志華在甘肅慶陽發掘出華夏大地的第一塊舊石器時代標本。中國考古學的百年曆史，須從這裏寫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