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原隲藏

1898年（明治31年）第三高等學校教授，翌年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從1907年（明治40年）至1909年（明治42年） 到中國（大清國）留學[1]。

1909年歸國後，任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教授。1910年，取得文學博士。1930年退休，1931年獲京都帝國大學名譽教授。

同年5月24日逝世。桑原隲（騭）藏精通英，法，德文。著述豐碩。1898年（明治31年）出版的《中等東洋史》（東洋史要）[2]兩卷，確立了東洋史教育的基礎。1926年（昭和元年），以專著《宋末提舉市舶船西域寬葉香蒲壽庚的事蹟》[3]獲日本學士院獎、其他重要的著作有、《東洋史説苑》[4]、遺著《東西交通史論叢》，《東洋文明史論略》、《支那法制史論叢》，《考史游記》。等書。1968（昭和43年），東京巖波書店出版《桑原隲（騭）藏全集》六卷。桑原的著作被譯成中文的，除了《蒲壽庚的事蹟》外，另有樊炳清根據《中等東洋史》譯出的《東洋史要》，台灣還出版了《張騫遠征考》及《中國之孝道》。

1906年，籌辦已久的京都大學文科大學終因日俄戰爭的勝利解決了經費來源而成立，師資雖多來自東京大學，風格主張卻不相同。由此形成的中國學派，與東京的東洋學相併立。以後隨着日本政府的鼓勵和教育的發展，大學增多，專門和高等學校水準提高，研究中國的專業人員日益增加，赴華留學成為專業化趨勢。開始還是零星個別現象，學習語言則自請教師，鑽研經史文學則投拜名師，有的四處周遊，拜會學者，查訪書刊，遊覽名勝，憑弔古蹟。1907至1909年京都大學的桑原騭藏為研究東洋史，作為文部省留學生來華留學.......,桑原騭藏留華兩年，先後四次到陝西、山東及河南、內蒙古、江南等地旅遊考察......。（摘自桑兵《近代日本留華學生》）

《東洋史要》是近代譯自日本的第一種史書。是書由桑原騭藏所著，樊炳清譯，王國維作序，東文學社1899年印行。該書分上下二卷，首總論；全史分為四期，曰上古期：漢族增勢時代，曰中古期：漢族盛勢時代，曰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時代，曰近世期：歐人東漸時代，迄於中日甲午戰爭前夕。譯本出版後，國人競相翻刻。1903年寶慶勸學書舍校刊之《東洋史要》，與東文學社譯本完全相同，並題“京師大學堂審定史學教科書”字樣；1904年成都官報書局印本之《新刻中國歷史》，扉頁卻題《東洋史要》，其內容與東文學社譯本無二異，但無王國維序；1904年上海文明書局出版《中等東洋史教科書》，日本桑原騭藏著、周同愈譯，並有日人那珂通世所作的序。就所譯之原本言，應與東文學社譯本同，但兩種譯本文字上略有差異；商務印書館曾有《訂正東洋史要》，“本館據原書翻譯，篇章悉仍其舊。”另有一種同名譯作，小川銀次郎著、屠長春譯之《東洋史要》，1902年普通學書室印行。

一種教科書有如此多不同版本，這在近代也是不多見的，足以説明《東洋史要》譯本出版後社會影響之大。那珂通世憾於“近人所著東洋史甚多，然皆詳中國而略塞外”，“欲考求亞細亞古今之大勢，終未能瞭如指掌”，當他讀到《東洋史要》，“喜此書之出於世”，認為該書“史料取材於東西，而博引旁搜，東洋五千年來治亂興亡之事變，約而能得其要。”（1）王國維亦有同感，是書 "簡而賅，博而要，以視集合無系統之事實者，尚高下得失，識者自能辨之。”（2）在王國維眼裏，《東洋史要》至少是符合他所提出的東洋史標準的。1902年梁啓超亦説：“此書為最晚出之書，頗能包羅諸家之所長”，“繁簡得宜，論斷有識”。（3）《東洋史要》並非專述中國史，而強調亞洲諸國之間的關係，“合東洋諸國為一歷史團體，於亞細亞東方民族之盛衰、邦國之興亡言之甚詳，而南方亞細亞、中央亞細亞與有關係者，亦略述之”，所以被視為“世界史教科善本。"（4）《東洋史要》出版後，在國內教育界有很好的評價。此書譯成中文之後，“盛行殆遍於東南諸省”。學部認為是書“以種族之大勢為綱，其敍事以國際之關係為鍵，條理分明，簡擇得要，可謂東洋史之善本。”....... 20世紀初新史學思潮的興起，固然有傳統史學內部存在革新因素湧動的結果，但很大程度上是在國外近代史學的影響和刺激下發生的，國外史學無疑起到了“助產婆”的作用。近代新史學家批判封建舊史，所用的“理論工具”都是舶來品，並非是傳統史學中的學術話語。若沒有國外近代史學的引進，恐怕很難革傳統史學的命，更難以作富有近代意義的批判....... 近代學人對日本之支那史、東洋史著作的心態尤為複雜。一方面，他們對於來自異域的新事物，給他們帶來了“新學説、新眼光”，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對這些史書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知識全而後國家全，歷史全而後知識全，完全之歷史，造完全知識之器械也。餘觀日本所為東洋諸史，庶幾其近之歟⑸。”另一方面，非常難以接受本國史也要求助於外人尤其在近代與中國有宿怨的日人之手，有損民族自尊心。“吾支那人也，支那人不能作支那史，竊取東籍而揣摩之，已可嗤矣。⑹王國維亦曾説過：“以吾國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 是可恥也，不恥不能作，而恥讀他人所作之書，其為可恥，孰過是也？”⑺本國史要靠外人編寫，固然可恥，但不虛心好學、忍辱負重而束書不觀，那就更為可恥了。王氏此言還是比較積極的。梁啓超言："中國史至今訖無佳本，蓋以中國人著中國史，常苦於學識之局而不達，以外國人著中國史，又苦於事實之略而不具，要之此事終非可以望諸他山也，不得已而求其次。"傅斯年深有不滿的説：“近年出版歷史教科書，概以桑原為準，未有變更其綱者。"⑻黃現璠向史學界發出了振聾發聵之聲："（《東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話；文化材料，多付闕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遺漏，實非完善之作。不過在當時教科書中，稱為善本，名賢同聲推重，幾至人手一簡，可知國人歷史知識，在日人之下，由來已久。嗚呼！亡國非一道，救國亦多端，吾國史學家，其知猛醒焉末？”⑼。

⑴那珂通世.中等東洋史教科書原序. 中等東洋史教科書.上海：文明書局，1904.

⑵王國維.東洋史要序.東洋史要.東文學社，1899.

⑶梁啓超.東籍月旦.飲冰室合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

⑷徐維則輯，顧燮光補.增版東西學錄·史志第一.

⑸陳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序.

⑹馬雄.續支那通史序[A].續支那通史.會文政記，1903.

⑺王國維.重刻支那通史序.支那通史.東文學社，1899.

⑻傅斯年.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北京大學日刊，1918-04.

⑼黃現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學校中國歷史教科書之調查及批評》.《師大月刊》第五期，1933年7月

《宋末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的事蹟》是作者歷年蒲壽庚研究的集大成者。全書分緒論、本論、結論三部分，本論部分又分（一）大食人的通商，（二）居留中國的大食商人，（三）居留廣州的蒲姓，（四）蒲壽庚的事蹟上，（五）蒲壽庚的事蹟下，（六）蒲壽庚家族。本書決不僅僅是關於蒲壽庚個人事蹟的考證，而是廣泛涉及了唐宋元時代中國與阿拉伯之間通商往來的各方面歷史事實。如提舉市舶官職的建立、阿拉伯世界往來中國的路線日程、唐宋元時代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作為外國人居留地的蕃坊、居留廣州的歷代蒲姓等。本書曾獲1926年日本帝國學士院獎，1928年作為“東洋文庫研究部紀要”之一，被譯成英文；另外，漢譯本先後題為《唐宋元時代中西通商史》、《中國阿拉伯海上交通史》及《蒲壽庚考》在大陸和台灣出版刊行，對世界各國的漢學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此後中外學者關於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史的研究，無不以此書為基礎和出發點。（摘自錢婉約《"東洋史説苑"及桑原中國學》,原刊《東洋史説苑》，[日]桑原隲藏（著），錢婉約、王廣生（譯），中華書局，2005年）

《東洋史説苑》為作者身前親自編訂的短篇論文集。收集了作者較為通俗可讀的短篇論文23篇，將之分為時事、文化、宗教、習俗、氣質、人物、雜纂七部分，1927年六月二十日由弘文堂出版發行。出版後，以其文字清新可讀，內容新穎超拔，成為不可多得的史學暢銷書。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許多方面仍不失其魅力。《東洋史説苑》與 《中國人氣質》 [（美）阿瑟·史密斯]; 《中國人精神》 [又名《春秋大義》或《原華》辜鴻銘] 共同成為世界洞悉中國人性格的三個範本。雖然，書中不難察覺桑原對中國人的民族偏見，幾十年過去了，這種印象其實並沒有多大的改變，熱心研究中國文化的日本學者，對近現代的中國人卻是不大瞧得起的。這種價值的分裂，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