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劫

建築工藝學校的劉校長，一天從報紙上看到一條驚人的消息，原來學校裏最受矚目的高材生陶建平，因盜竊拒捕、槍殺公務人員的罪名被判處死刑。一向愛學生的老校長來到監獄看望他，建平向校長講述了自己坎坷不幸的遭遇：

《桃李劫》海報和劇照(5張)

從畢業式上拿到了文憑，年輕的陶建平以為這世界是屬於他了。於是，他和深深相愛的表妹黎麗琳抱着“為母校爭光榮，為社會謀福利”的理想，走進了社會。他們結婚後，陶建平到了輪船公司工作，但他反對輪船公司老闆不顧乘客安全，超重運載貨物的行為，和公司經理發生衝突，一氣之下辭了職。陶建平四處奔波尋找工作，但到處碰壁，遇到的不是白眼就是欺騙，對此他深感灰心。看到丈夫這種狀況，黎麗琳也出去找工作，很快被一貿易公司錄用了。陶建平也找到了一份在營造廠的工作。但不久，正直的陶建平不肯為老闆偷工減料，再次辭職。黎麗琳也因不堪受經理的污辱離開貿易公司。為了生活，陶建平只得去做造船廠的苦工，每天做着繁重的勞動。不幸的是，黎麗琳因產後身體虛弱，暈倒跌傷。為了救治重傷的妻子，陶建平懇求工頭借用一筆錢，而工頭説什麼也不肯。被逼無奈的陶建平只好偷了工頭抽屜裏的錢。當陶建平拿着錢去請醫生時，黎麗琳因傷勢過重得不到及時治療死去了。陶建平忍痛將孩子送到育嬰堂。當承受着亡妻離子的巨大悲痛的陶建平回家的時候，工頭帶着巡捕來逮捕他。經過一番掙扎與反抗，陶建平還是被判死刑。老校長聽他講述完，不禁萬分惋惜 ^[3-4]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5]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4]  [6-8]} 

從1933年的年底開始，新興電影受到的政治壓力越來越大，左翼電影人迫切地想找到一塊新的電影陣地。在美國學習過無線電機工程的司徒逸民、龔毓珂和馬德建三人以及司徒逸民的堂弟司徒慧敏創建“電通電影器材製造公司”，他們用自己研製電影錄音機為《漁光曲》、《新女性》等片錄製了插曲，又準備在此基礎上將公司改組為“電通電影錄音服務公司”。左翼影人便與之合作，借原有的錄音廠辦起了電影製片廠——電通公司 ^[10]  。

電通公司成立之初，因為沒有劇本，一時陷入無戲可拍的境地。袁牧之因為搞過戲劇創作，又有一定舞台表演經驗，因此擔當起了創作電影劇本的任務。雖然他剛從舞台轉入電影領域，對拍電影一無所知，但他有多年的戲劇創作經驗，再加上他所經歷的近似於流浪人的職業演劇生活，為他的電影創作奠定了基礎。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與筆和香煙為伴，幾乎與外界隔絕，連日奮戰，完成了“電通”的第一個電影劇本《桃李劫》 ^[1]  。在進入“電通”之前，導演應雲衞曾應藝華影業之約拍攝有聲片《生活》，但由於人事和其他關係沒有拍成，《生活》的故事亦融入《桃李劫》中 ^[11]  。

由於“電通”的左翼背景，當時已經成名的演員、導演擔心背上與共黨合作的名聲而失業，所以，該片的演員大都是名不見經傳的新人。而製作班底中，除了司徒慧敏和吳天蔚曾有過電影錄音和製片的工作經歷，絕大部分人員是剛從戲劇界轉來的，沒有接觸過電影拍攝工作 ^[1]  。

該片的編導應雲衞力求在藝術手法上創新。當時世界電影已進入有聲時代，而中國電影還以默片為主，為數不多的國產有聲電影是採取後期配音的方式。應雲衞決定採用司徒慧敏剛剛研製成功的“三友式”錄音設備，採取同步錄音的方式拍攝《桃李劫》 ^[12]  。

《桃李劫》的樣片出來後，試映效果卻令人失望，雖經多次修改，影片故事線索仍不夠清晰，包括袁牧之和陳波兒在內絕大多數演員的表演舞台痕跡仍太明顯，語言動作不自然、不真實。劇組每個人心情都十分沉重，因為該片的成敗關係到左翼電影運動的全局。在投資人馬德建鼓勵下，劇組經過交流，決定由夏衍領着大家共同協助導演應雲衞和攝影師吳蔚雲、剪輯師陳祥興進行補戲和重新剪輯、配音。袁牧之、陳波兒也總結自身不足，重新設計表演。經過兩個補拍修剪，《桃李劫》終於拍攝完成 ^[1]  。

該片用倒敍手法揭露了混亂的社會對年輕人的戕害。電影畫面對比度比平常影片要強，鮮明的黑白對立，將人物描摹得宛如古希臘雕塑般硬朗、粗糲，大大增加了角色的肅穆感和悲劇性。影片充分發揮了電通公司的聲音技術優勢，真正將聲音元素融入了敍事中，極大限度地拓展了畫面想要表達的內容 ^[13]  。（《看電影》評）

該片開場時仍有音畫不同步的技術缺憾，同時演員的念腔有話劇的抑揚，頗為好笑。只是電影越到後面，演員文藝腔及造作的讀詞一掃而光，在沉重、衰颯卻令觀眾激動的調子下，演員的聲音及表演趨於完美，音效處理更襯托了電影中無片不在的焦慮、不安、危機、生死的表現氣氛。該片善用各種大膽活潑的象徵，這些象徵有時稍嫌斧鑿及粗豪輕率，但效果相當直接。有的象徵樸直得接近漫畫，並附有轉場聯想的功能。嚴格地從現實主義出發討論，該片的故事敍事及表演靠近好萊塢的情節劇做法，但它與20世紀30年代的其他經典之作一樣，勇於發掘社會現實、追索時代精神，從情節以及角色的命運、外貌、行為、信心之改變，毫無保留地抨擊社會現實之殘酷和無情。其迫切的表達意圖，掩蓋了一切形式及主義的自覺 ^[6]  。（中國台灣影評人、前金馬獎主席焦雄屏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