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方

在桐城城北，龍眠山口的外方，求雨頂的對面，有一座小小的山巒，東西長不過二百公尺，中間高不過四五層樓，兩頭漸低。從正面看，宛如一彎新月卧在長渠北岸，這就是月山。又因上有方氏祖墳，所以常稱方家月山。山雖小，名氣卻很大，因為它作為桐城縣明清兩代族旺丁繁的大姓“桂林方”的發祥地，而留名於史傳之中。桐城方氏有桂林、魯 、會宮之分。後兩族以聚居之地而得名，唯獨“桂林方”別有來歷。據馬通伯先生的《桐城耆舊傳》所載，桂林方氏早先從休寧遷池口，宋末始遷桐城。至明初，第五代出了四川都指揮使司斷事方法。他因不滿成祖殺侄自立，不肯署表歸降，而被逮投江。時當十五世紀初年，方法長子方懋字自勉，與里人金騰高、史仲宏結為莫逆之交。史會看風水，他相中月山這塊“吉壤”，既不敢私有，也不肯明珠暗投，便先後來到金、方二家察看其子孫德行好壞。到金家，只見人聲喧嚷，孩子們有的在猜拳行令，有的在吆五喝六地賭博，便搖頭默退。而到了方家，只聽東邊紡績聲，西邊讀書聲。兩家氣氛迥異。便興奮地告訴自勉説：“將來你的子孫必定富貴”，於是便把月山這塊“寶地”指給他，並説這是上天的意旨，誰也不能違背。於是月山就成了方家祖墳山。

本文無意於宣揚風水迷信，不過方自勉的後嗣興盛，名賢繼踵也是事實，這主要是因其家教得法，子孫勤懇和刻苦學習，並且使良好的家風世代相傳所致。

方自勉計有五個兒子，五子皆賢，時人有“五龍”之譽。因為老三方佑成進士，老五方瓘中舉人，於是吏科給事中、望江縣人王瑞題“桂林”二字於其門。古稱科舉及第為“蟾宮折桂”，這“桂林”二字既是讚辭，也是祝福，因此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該族的光榮標誌，大概這就是“桂林方”的來歷吧。

自勉五子中，除老二廷瑞的後嗣因缺乏記載無可查考外，其餘四房均堪稱人才輩出。特別是長子方琳（字廷獻）的後代“中一房”和五子方瓘（字廷璋）的後代，或為當朝碩輔，或為一代名儒，在桐城明清兩代的人文活動中，“桂林方”有其難以磨滅的史績。

“中一房”中，方琳之子方印為成化舉人，授天台令。官不大，上任半年即病亡。他愛民如子，疾惡如仇。死時囊橐空空，依*吏民助棺，才能入斂，更值得稱道的是他的曾孫方學漸。學漸字達卿，大約生於嘉靖後期。先後以裏中宿儒何省齋和縣教諭漢陽人張緒為師。何、張二人都崇奉理學，所以學漸自然也以性善之學為宗。他終生不試，後與鄒守益、呂坤、馮從吾、顧憲成、高攀龍等名士交遊。高攀龍曾把他和顧憲成並稱，享有崇高的聲望，以布衣身份主壇席者長達二十餘年，在重功名的科舉時代，這是極為罕見的。他寫了不少闡明性善之旨的書，如《心學宗》、《性善繹》等和解經著作多種。死後，學者私諡“明善先生”。明善先生的學術活動影響很深、很遠，這是因為：一、他創立了桐川會館，從此縣人有了專供講習、研討學問的地方；二、從他開始，縣中讀書人紛紛集會、結社，開始了講學之風，這對推動全縣的封建文化教育，無疑起了促進作用；三、他一生從事教育，以理學為其教育內容，師弟承傳，使大多數讀書人都自覺不自覺地繼承了程、朱衣缽；直至清末的一些文人也未能脱其窠臼。

明善先生的長子方大鎮，是萬曆前期進士，累遷大理寺少卿。他在學術上起了承前啓後的作用。對上，他要宏揚乃父的性善之學，特地在白鹿山莊的明善祠旁建一個“荷薪”館。（“荷薪”之典出自《左傳·昭公七年》，其義是藉以表示決心繼承父親的道德學問）；對下，他悉心培養了巡撫方孔炤和才女方維儀兄妹。維儀孀居六十六年，不惜犧牲自己的終身幸福，來實踐祖父輩所宣揚的道德主張，可謂慘矣。可貴的是在其嫂吳氏早年亡故後，她以非凡的才力，接下了孃家持家教子的重擔。方以智，這位精通多種學科的曠世奇才的成長，是與其姑嘔心瀝血的哺育分不開的。他的道德和學術成就遠勝於他的先人，也不愧為後世大師。方以智的後嗣中，成就最大者為次子方中通，其後，或為官或為文，就少有超過他們先輩的了。

明善先生次子大鉉為萬曆進士，户部主事，其子方文善詩：三子大欽的後嗣如工部主事方登峯、內閣中書方渥源及方觀承、方維甸等，都是清代前期的幹練名臣。他們的道路與六房廷璋的後嗣相比要幸運多了。

自勉的三子方佑為天順進士，拜監察御史。為人正直不阿，後因得罪宦官，廷杖謫攸縣，雖然政績顯著，但終因對立面多而不能升遷，只做了桂林知府。四子廷實務農，其子方向，孫子方克和七世孫方大任，都是鐵骨錚錚的直臣，《明史》中都有他們的專傳。

自勉第五子廷璋的後代稱“六房”。六房在明只有方大美做過太僕寺少卿。其子孫繁盛時期是在清朝康、雍、乾時代。大美有五子：體乾、承乾、應乾都是恩貢生，未有正式官職，四子象乾為廣州府按察司副使，拱乾為少詹事。

他們的生活年代正當明清更替之際，頭腦中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使他們不可能馴服地接受異族的統治。方應乾之子方授（字子留），在清兵入關之時，便單獨出走，先後參加過東南沿海的反清起義和英霍山寨的抗清鬥爭，直到身陷囹圄，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這在當時方氏家族中並不多見。

由於主客觀的種種原因，方大美的後代入清做高官的不多。方象乾的曾孫方苞，憑着譽滿天下的文才，僅得禮部侍郎之職。他們只能在文學藝術上顯露其才華。而文學藝術畢竟是觀念形態的東西，在那文網密佈的年代，自然難免遭到打擊和折磨。發生在順治十四年的江南科場案，使方拱乾父子淒涼地流放北方，康熙後期的《南山集》一案，方氏子孫被株連受懲者更多，就連拱乾長子元成雖然已死，但亦難免倒棺銼骨之悲。應該説，這些多是民族悲劇的表現，是那一歷史時期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文人共同命運的寫照。

桂林方氏先人的成就是舉世矚目的，一代大師方以智自不必説，和他同時和比他稍後的方文、方貞觀、方世舉等人的作品也都曾蜚聲文壇，深得當時詩歌評論、鑑賞家施閏章、孫枝蔚、王士禛等人的器重和好評。而方苞更是作為桐城文派的開山祖師記入中國文學史冊中。還有不少人詩書畫刻印皆工。其族著述甚豐，可惜我們能見到的已經不多了。其流風餘韻綿延不絕，去世未久的台灣大學哲學教授方東美就是一位中外馳名的桂林方的哲學的後裔。在當今的文化科學教育等領域內，桂林方的後裔有成就的一定還不少，只是未作調查罷了。

總的説來，桂林方的族系以長房和小房最為繁盛。長房盛於明，小房盛於清。盛於明者以官，盛於清者以文。不過，就其思想立場而言，多是道地的封建臣民，為官為文為詩，自然也多半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