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齊亞·黛萊達

格拉齊亞·科西瑪·黛萊達於1871年9月27日出生在撒丁島上一個約有八千居民的小鎮努奧羅城裏。

和撒丁島上其他女孩相比，格拉齊亞·黛萊達算是受到相當的教育了。但在努奧羅城，她十歲之後就再沒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了。沒有親戚和老師的指導，她開始自學。她孜孜不倦地廣泛閲讀各種經典作品和普通文學作品，包括沃爾特·司各特、拜倫、海因裏希·海涅、維克多·雨果、夏多布里昂、歐仁·蘇、奧諾雷·德·巴爾扎克、喬蘇埃·卡爾杜齊、喬萬尼·維爾加、列夫·托爾斯泰、伊萬·屠格涅夫和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她的文藝創作風格介於批判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之間，主張對社會現實作精細、不加修飾的描寫。她以美麗的撒丁島的自然風光為背景，以耳聞目睹的傳説和真實生活為素材，創作了樸實、動人，帶有戲劇性的作品，如《撒丁島的傳説》《正直的靈魂》《邪惡之路》《山中老人》等。

1899年，黛萊達在卡拉里遇上一位財政部小職員帕爾米羅·莫德桑尼。不久他們就訂了婚。1900年1月11日，他們在努奧羅結婚。此後，莫德桑尼被調到羅馬，這對夫婦一直在那兒愉快地生活。黛萊達始終不失為一個賢妻良母，而且還是個勤勉的作家。他們在意大利和法國遊歷並工作，最後定居在羅馬。1911年以後，黛萊達再也沒回過努奧羅城。雖然她離開了撒丁島，但心一直在家鄉，只有撒丁島才能喚起她創作的靈感，家鄉生活仍是她創作的主要來源，這一時期，她的作品思想深刻，心理描寫細膩，創作上日臻成熟。1920年發表的《母親》是她傑出的代表作。此外她的作品還有《灰燼》《常青藤》《鴿子和老鷹》《風中蘆葦》《孤獨的秘密》《生者的上帝》《飛過埃及》等。1926年“為了表揚她由理想主義所激發的作品，以渾柔的透徹描繪了她所生長的島嶼上的生活；在洞察人類一般問題上，表現的深度與憐憫” ^[1]  ，黛萊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1927年黛萊達被發現患了乳腺癌，並逐漸擴散到全身。她就這樣走完了她平平淡淡的一生。1936年8月15日，在接受了最後的宗教儀式後，她被葬在羅馬。後應努奧羅城居民的要求，她的遺體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移至她家鄉附近的一個教堂裏。

《風中蘆葦》

《撒丁島的傳説》

《正直的靈魂》

《邪惡之路》

《山中老人》

《灰燼》

《鴿子和老鷹》

《生者的上帝》

《飛過埃及》

讓一個外國人來評判她的創作風格的藝術特色是困難的。一位著名的意大利批評家有關這方面的評論。“她的風格，”他説，“是敍述大師的風格，它具有所有傑出小説的特點。在今天的意大利，沒有誰寫的小説具有她那樣生機勃勃的風格，高超的技藝，新穎的結構，或者説社會的現實意義，而這些在格拉齊婭·黛萊達的一些小説中，甚至在她最近的作品中，如《母親》（1920）和《孤獨者的秘密》（1921）中都可以看到。”人們也許注意到她的作品不甚嚴謹，有的段落出乎意料，常給人變化倉促的感覺。但是，她的許多優點從總體上對這個缺陷給予了補償。

黛萊達是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第二位獲獎的女作家。早在一九一三年，當她四十二歲時，她就已被提名，經過多年的角逐，直到十三年後的一九二六年，她才獲得這一殊榮。她的獲獎是因為“她那為理想所鼓舞的作品，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繪了她海島故鄉的生活，並以同情的態度處理了一般人類問題”。

從二十年代開始，黛萊達的創作有了新的突破，更注重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描寫和挖掘，而且背景也由撒丁島逐步轉向更廣闊的天地。在她後期的創作中，重要作品有長篇小説《母親》（1920）、《孤獨者的秘密》（1921）、《逃往埃及》（1925）、《阿納萊娜·比爾希尼》（1927）及短篇小説集《森林中的笛聲》（1923）、《為愛情保密》（1926）等。

作為一個描繪自然的作家，在歐洲文學史上很少有人可以與她媲美。她並非無意義地濫用她那生動多彩的詞句，但即使如此，她筆下的自然仍然展現出遠古時代原野的簡潔和廣闊，顯示出樸素的純潔和莊嚴。那是奇妙新鮮的自然與她筆下人物的內心生活的完美結合。她像一個真正偉大的藝術家，把對於人的情感和習俗的再現成功地融合在她對自然的描繪中。其實，人們只需回憶一下她在《艾里亞斯·波爾託盧》中對前往魯拉山朝聖的人們所作的經典性描寫就可以明白。他們在五月的一個清晨出發。一家接一家地向着山上古老的給人以祝福的教堂行進，有的騎馬，有的乘舊式的馬車。他們帶上足夠吃一個星期的食品，闊氣些的人家住在搭設於教堂旁邊的大棚裏。這些人家是教堂創建者的後代。每家人在牆上有一個長釘，在爐邊放有一塊地毯，表明這塊地方的歸屬，別人不可走進這塊地方。每天晚上家人們分別圍坐在各家的地毯上，一直到聚會結束。在漫長的夏夜，他們在爐火旁一邊燒着吃的，一邊講着傳説、故事，或者彈琴、唱歌。在小説《邪惡之路》中，格拉齊婭·黛萊達生動地描寫了奇特的撒丁島人的結婚和葬禮的風俗。當舉行葬禮時，所有的人家都關上門窗，家家都熄滅爐火，不允許做飯。受僱的送葬隊伍悲哀地唱着排練好的輓歌。小説對這種古老習俗的描寫是那樣栩栩如生，那樣簡樸自然，我們不禁要把它們稱為荷馬史詩之作。格拉齊婭·黛萊達的小説，比起大多數其他作家的小説來，更能使人物與自然景物渾然一體。那裏的人彷彿就是生長在撒丁島土壤裏的植物。他們之中大多數是淳樸的農民，有着遠古時期人們的感覺和思維方式，同時又具有撒丁島自然風光宏偉莊嚴的特點。有的人幾乎與《聖經·舊約》中重要人物的身材相似。無論他們與我們所知的人看上去是如何不同，他們給我們的印象無疑卻是真實的。他們來自於真實的生活，一點兒也不像戲劇舞台上的木偶。格拉齊婭·黛萊達不愧是熔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於一爐的大師。

格拉齊婭·黛萊達不屬於那類圍繞主題討論問題的作家。她總是使自己遠離當時的論爭。當艾倫·凱伊試圖引她加入那種爭論時，她回答説：“我屬於過去。”也許她的這種表態並不完全正確，因為格拉齊婭·黛萊達體會到她與過去、與其人民的歷史有緊密的聯繫。但是，她也懂得如何在她自己的時代生活，知道該怎樣給予反映。雖然她對理論缺乏興趣，但她對人生的每個方面都有着強烈的興趣。她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們的最大痛苦是生命之緩慢的死亡。因此，我們必須努力放慢生活的進程，使之強化，賦予它儘可能豐富的意義。人必須努力凌駕於他的生活之上，就像海洋上空的一片雲那樣。”準確地講，正因為生活對於她來説是那樣地豐富和可愛，因而她從不參與當今在政治、社會或文學領域的論爭。她愛人類勝過愛理論，一直在遠離塵囂之處過着她那平靜的生活。她在另一封信中寫道：“命運註定我生長在孤僻的撒丁島的中心。但是，即使我生長在羅馬或斯德哥爾摩，我也不會有什麼兩樣。我將永遠是我——是個對生活問題冷淡而清醒地觀察人的真實面貌的人，同時我相信他們可以生活得更好，不是別人，而是他們自己阻礙了獲取上帝給予他們在世上的權力。現在到處都是仇恨、流血和痛苦；但是，這一切也許可以通過愛和善良加以征服。”

這最後的話表達了她對生活的態度，嚴肅而深刻，富有宗教的意味。這種態度雖然是感傷的，卻絕不悲觀。她堅信在生活的鬥爭中善的力量最終會獲勝。在小説《灰燼》的結尾，她清楚明確地表達出她的創作原則。安納尼亞的母親受到污辱，為了不影響兒子的幸福，她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躺在兒子的面前。當兒子還在襁褓中時，她曾送給他一個護身符。現在他將護身符打開，發現裏邊只是包着灰燼。“是啊，生命，死亡，人類，一切都是灰燼，這就是她的命運。而在這最後的時刻，他站在人類最悲慘的屍體面前。她生前犯了錯，也受到惡行的各種懲罰，現在為了別人的幸福而死去。他忘不了在這包灰燼中，常常閃爍着燦爛而純淨的火花。他懷着希望，而且仍熱愛着生活。”

實際上，她已經完成了一項偉大的發現——發現了撒丁島。早在十八世紀中葉，歐洲的文壇上就興起了一個新的運動。那時的作家厭惡千篇一律的古希臘羅馬的故事模式。他們需要新的東西。他們的運動很快就與同時代出現的另一個運動相吻合。後者以盧梭為代表，崇尚人的未受文明影響的自然狀態。這兩個運動形成了一個新的流派，尤其在浪漫主義的頂峯時期，它得以發展壯大。而這一流派最後的優秀代表就是格拉齊婭·黛萊達。應該説，在描寫地方特色和農民生活方面，她有不少的前輩，甚至在她自己的國家也是如此。意大利文學中人們稱為“地方主義”的流派曾經出現過值得注意的代表人物，如維爾加的描寫，對倫巴底與威尼託地區的描寫就是如此。但是，對撒丁島的發現絕對屬於格拉齊婭·黛萊達。她熟知家鄉的每一個角落。在努奧洛城她一直住到二十五歲，到那時她才敢於前往撒丁島的首都卡利亞里。在那兒她認識了莫德桑尼，他們在一九年結為伉儷。婚後她和丈夫前往羅馬，她在那兒把她的時間用於寫作和搞家務。她遷居羅馬後所寫的小説，仍然繼續反映撒丁島人的生活，如小説《常春藤》（1908）。但是，《常春藤》之後的小説，情節發生的地方色彩就不那麼強了，例如她最近的小説《逃往埃及》（1925），這部作品受到瑞典學院的研究和賞識。然而，她的人生觀和自然觀，正如她一如既往的，基本上帶有撒丁島人的特點。雖然她現在藝術上更成熟了，但仍然與過去一樣，是個嚴肅、動人而並不裝腔作勢的作家，就像她寫《邪惡之路》和《艾里亞斯·波爾託盧》時那樣。

努奧洛城是個與世隔絕的地方。遊客稀少，他們通常騎馬而來，女人在馬背上坐在男人後面。小城單調的生活，只有到了傳統的宗教節日或民間節日時，才被狂歡時節主要街道上的歡歌鬧舞打破。

這種環境培養了格拉齊婭·黛萊達非常坦率質樸的生活觀。在努奧洛城，做強盜並不令人可恥。黛萊達一篇小説裏的一個農村婦女説：“你認為那些強盜是壞人嗎？啊，那你就錯了。他們只是想顯示他們的本事，僅此而已。過去男人去打仗，而現在沒有那麼多的仗好打了，可是男人需要戰鬥。因此他們去搶劫，偷東西，偷牲畜，他們不是要做壞事，而是要顯示他們的能力和力量。”所以，那裏的強盜得到的更多是人們的同情。如果他被抓住關進監獄，那裏的農民有句意味深長的話，叫做他“碰上麻煩了”。一旦他獲得了自由，惡名也就與他無關了。事實上，當他回到家鄉時，他聽到的歡迎詞是：“百年之後讓這樣的麻煩來得更多些吧！”

家族間的仇殺仍然是撒丁島的習俗，向殺害親人的兇手報仇雪恨的人，受到人們的尊敬。因而，出賣復仇者被看成是犯罪。一個作家寫道：“即使能獲得比他的頭值錢三倍的獎賞，在整個努奧洛地區也找不到一個人肯出賣復仇者。那裏只有一條法律至高無上：崇尚人的力量，蔑視社會的正義。”

格拉齊婭·黛萊達成長時期所在的那個小城，當時受意大利本土的影響甚微，周圍的自然環境有如蠻荒時代那樣美麗，她身邊的人民像原始人那樣偉大，她住的房子具有《聖經》式的簡樸特色。格拉齊婭·黛萊達寫道：“我們女孩子，從不許外出，除非是去參加彌撒，或是偶爾在鄉間散步。”她沒有機會受高等教育，就像這個地區的其他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一樣，她只上了當地的小學。後來她跟人自學了一些法語和意大利語，因為在家裏她家人只講撒丁島的方言。她所受的教育，可以説並不高。然而她完全熟悉而且喜歡她家鄉的民歌，她喜歡其中的讚美聖人的讚歌、民謠和搖籃曲。她也熟知努奧洛城的歷史傳説，而且，她在家裏有機會讀到一些意大利文學著作和翻譯小説，因為按照撒丁島的標準，她家算得上是相當富裕的了。但是也就僅此而已。然而這個小姑娘熱愛學習，她十三歲時就寫出了一篇想象奇特的帶有悲劇特色的短篇小説《撒丁島的血》（1888），成功地發表在羅馬的雜誌上。可努奧洛城的人們並不喜歡這種顯示大膽的方式，因為女人除了家務事之外不應過問其他事情。但是格拉齊婭·黛萊達並不依附於習俗，她反而全身心地投入了小説的寫作：第一部小説《撒丁島的精華》發表於一八九二年，之後是《邪惡之路》（1896）、《深山裏的老人》（1900）和《艾里亞斯·波爾託盧》（1903）等，她以這些作品為自己贏得了名聲，漸漸得到公認，成為意大利最優秀的年輕女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