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性

根植性是產業集羣長期積累的歷史屬性，是資源、文化、知識、制度、地理區位等要素的本地化，它是支持集羣生產體系地理集中的關鍵因素。產業集羣的本地根植性一經形成，就有難以複製的特性。因此，可將集羣根植性分為認知根植性(cognitive embeddedness)、組織根植性(organizational embed-dedness)、社會根植性(social embeddedness)、制度根植性(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和地理根植性(geographical embeddedness)，以下分別從這五個方面依次探討動力機制的作用以及競爭優勢的產生過程。

(一)認知根植性

集羣中的認知是指有效的、有價值的和結構性的意識形態。認知根植於本地人們的經驗之中，經驗包括：(1)具有深厚歷史淵源性的地方文化(包括傳統、民族風俗、行為習慣等)、信仰價值系統和道德世界觀；(2)默會知識(不可言傳、非規則化和非邏輯化)。前者孕育了人和企業的行為意識、經營觀念特別是企業家精神，來源於地方文化中藴涵的挑戰阻力和風險的企業家精神是一種集體性的合作與創新關係，如享譽中外的“温州模式”造就了獨特的經濟文化景觀，其地方根植性明顯，本地網絡發達，具有其他城市難以比擬的適宜新產業區發育和成長的條件。後者則來自於師徒制、範例學習和投靠權威的“幹中學”模式的作用。集羣內長期得以傳承和積累下來的默會知識，如專家診斷、行家技藝、科學、藝術創造活動等，不但鑄造了集羣雄厚的專業知識基礎，而且以工具或媒介(含理論、技術及實踐)的形式融人研究者的創意之中，可以塑造出新的知識形態。高技能的特殊勞動力羣體是集羣的創新基礎，豐富的默會知識和濃厚的創新創業氛圍大大降低了革命性創新活動的成本和風險，從而帶來創新優勢。另外，集羣內一致性的認知可以導致人與企業組織的契合(person-organization fit)以及組織與集羣的契合(organization-cluster fit)，很容易達成共同的發展目標和使命感，形成協同優勢。

(二)組織根植性

集羣組織根植於產業整體的層面，而不偏向企業或個人，它是指本地集羣的組織性質、形式和結構。集羣的產業性質不同，將有不同的道路選擇，如上海張江集成電路集羣在形成之初定位於高科技產業，因此選擇高端道路(high-road)；浙江温州、嵊州等產業集羣定位於低成本的手工業，因此走低端道路(low-road)，高端道路比低端道路有顯著的效率優勢。從集羣的部門來看，區域內生產部門、銷售部門以及服務部門之間存在大量的部門勞動分工；從生產過程來看，產品的生產工序被高度分解，每一道工序分別由不同企業來完成。集羣內的專業化分工和合作機制使得所有工序型企業(供應商、生產商和購買者)沿着產業價值鏈上下游或水平方向排列並互相依賴，加上大學、R&D和技術中心、商業服務機構、管理機構和其他服務企業如金融、保險等的聯結作用，組成本地化的複雜價值鏈網絡。本地企業或機構的質量水平是集羣價值鏈網絡的質量基礎，價值鏈網絡的結構和作用方式也決定了它的效率和能力水平，如開放的集羣組織比封閉的集羣組織有更強的抵禦風險的能力和利用環境資源的能力；靈活專業化比標準化大生產更能適應市場多變的需求；緊密聯繫和快速運轉的價值鏈網絡比鬆散的價值鏈網絡有更高的集體效率，在外部經濟與規模經濟機制的作用下，從而保證了較高的集羣效應水平，這是非集羣地區所不具有的。

(三)社會根植性

集羣豐富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使集羣的經濟關係具有較強的“社會根植性”。社會資本是指網絡(networks)、規範(norms)、信念(beliefs)、規則(rules)及文化制度(cultural insti-tutions)的總稱，它是一種經濟資源，這種資源不是一個地區天然擁有的，而是經過歷史的演進逐漸生成的。人與他人的連帶關係為企業鋪設了基本的互信關係，這樣的互信關係是在一定範圍的家庭、組織、社羣、網絡等關係所培養及共享的(温州、寧波等地的集羣尤為明顯)，成員在此範圍內，可以依賴社會資本這一共同的基礎從事不同的互動行為或集體行動，社會資本愈多，共同行動的阻力就愈小，可帶來降低交易成本的優勢。基於誠信的企業網絡關係是保證集羣信息流通的良好機制，集羣成員在網絡中所佔據的位置及其由此聯結的結構影響了企業的能力表現。企業之間的情感和親密度，以及企業的合作頻率、範圍和深入程度決定了集羣的網絡協作關係。在高水平的集羣網絡內，企業靠近知識資源，集羣網絡內技能人員的流動和新知識的傳播，以及科研機構的創新成果在本地企業的應用，將產生更多的新知識和新技能，知識溢出優勢和協同效應優勢非常明顯。

(四)制度根植性

集羣的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正式的制度由法律規定形成，非正式制度則由社會習俗、默認的交易“遊戲”規則和集體行為慣例等構成。正式制度的優勢在於它具有強制性，有時比非正式制度更有利於降低交易成本。非正式制度通常與正式制度是互補的，它的存在可以降低正式制度的運行成本，如一個道德健全的社會，法律制度的運行成本會較低。集羣制度根植於本地化不同層次相互聯結在一起的社會結構、金融、政治和經濟特徵的組合。本地長期發展而來有一定“路徑依賴”的集羣在聯合R&D、聯合營銷、產學聯合、企業孵化、培訓協議、知識產權保護等作用下，使得集羣經濟體系具有明顯的效率優勢。制度根植還可以通過開發、生產和銷售產品、服務及知識來增強集羣競爭優勢，良好的制度也可減少集羣經濟中的不確定性。

(五)地理根植性

集羣的主要特徵是地理集中。一般而言，企業在選址時首先考慮的是資源供應是否便利，資源的稀缺性使企業向生產資料豐富的地區集聚。因此地理根植性首先表現在本地的資源稟賦上，包括土地、礦產和森林資源、旅遊資源、勞動力資源以及與地理有聯繫的社會資本、人文資源、技術和信息條件等。另外，企業都比較容易在一個靠近市場、運輸成本較為低廉的地方聚集，所以地理根植性還表現在地理區位上。經濟活動中的生產地、原料地和市場地往往不會同在一處，企業要考慮三者距離最短、運費最低的區位，符合這些條件的集羣無疑擁有明顯的地理區位優勢。集羣所在區域的經濟環境、政治環境、法律環境、社會環境、氣候條件等，也都賦予其豐富的地理根植性。必須注意的是，五種根植性是相互聯結的，動力機制對根植性要素的轉化是整體與整體的作用關係，所獲取的也是整體的競爭優勢。另外，根植程度超越一定界限後，將會帶來集羣的脆弱性、鎖定(lock-in)、僵化、競爭壓力降低和自滿綜合症等一系列陷阱和風險，從而導致動力機制的鎖定或失效，因此在實踐中要注意保持集羣的開放，避免過度根植。

任何商業活動都反映了一個複雜的社會經濟現象，他將根植性分了幾個層次並着重研究了機構根植性(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在對組織之間的領域進行的研究表明，機構在組織間起着類似結構性根植性的作用。機構制定了交易規則來減少經濟交換中的不確定性，機構的影響有可能正式，也有可能非正式，而Johannisson關注的是正式機構，他發現除了商業網絡外，經濟機構和社會協會對企業的作用與影響也十分重要，因為它們提供了企業所需的資源。企業網絡的一個特點就是根植於機構和協會，這些機構可以把在經營系統中離散的企業聯繫起來，因此如果沒有機構存在，商業社會的根植性是不完整的，因為商業網絡中相當數量的企業之間是沒有直接聯繫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