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網絡

McPherson在Social Isolation in America:Changes in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ver Two Decades中提到，有些事情我們可能只在和親近的人在一起時才會討論。儘管每個人想商討的事情不同，但我們總希望從這些人身上獲得幫助或慰藉，這些人組成了我們的核心討論網絡。總體來説，核心網絡代表着對於信息、影響與支持的很重要的人際環境，它往往在維繫個人的生活質量與水平上存在較大作用。

這主要通過與核心網絡中成員的當面交流進行，既可能是“重要事宜”的討論，也可能是普通話題的閒聊，例如天氣、生活、瑣事等。兩種交流方式都能讓人感受到不同程度的情感滿足，例如被需要、感情宣泄、感情支持等。除此之外，通過對“重要事宜”的討論，人們還可以獲得決策中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建議與支持。

指的是非言語性的支持，包括行為性支持與信息性支持兩種。前者指的是核心網絡中人員往往能提供以下行為上的幫助，這樣的幫助通常是自發或半自發的，一般也是無償的，例如住房管理與維修協助、財務幫助等；後者則指有關社會生活信息、經驗的共享，包含醫療信息分享、電腦使用建議、教育信息提供等。

核心網絡對網絡中心自我的社會支持，除了以上提到的直接提供外，還可能間接地提供非正式支持，以核心網絡內的強關係作為橋樑，協助中心自我獲取核心網絡以外的支持 ^[2]  。

若研究通過擴展界定法確定的核心網絡，則其中還存在一些特殊的、不需要通過具體的直接接觸來維繫的親密關係，例如長大離家後的子女與他們的父母、在同一棟寫字樓工作的人、因特殊原因異地分隔的密友等。核心網絡的“自我”與這些人在情感上其實非常親密，有很高的信賴程度，雖然互相之間並不頻繁接觸，但也是心理支持的重要來源。

人際關係網絡的研究中，對網絡的特徵分析主要着眼於範圍（range）、組成（composition）兩方面，前者包含規模（size）、密度（density）、異質性（heterogeneity）、散佈性（dispersion）、跨度（span）和可達性（reachability）等，後者則可理解為不同關係類別的相對比例，對它的分析有多種角度。

核心網絡的特徵，一般重點研究與分析的四個方面分別為規模（網絡所含人數），密度（網絡中人際關係的強弱），異質性（網絡中人員特徵的多樣性）、親屬與非親屬的比例。一般而言，核心網絡的基本特徵如下 ^[3]  ：

規模小

在1985年GSS調查中，根據“重要事宜”界定法所得的美國人核心網絡平均規模僅為2.9人；而在2005年再次進行的同一個調查中，這個數據下降到了2.1人。此外，根據在加拿大東約克通過擴展界定法研究84名受訪者所得結果，每人平均同4.1人存在“極為親密”的關係，與8.2人存在“較為親密”的關係，組成的核心網絡平均規模也僅為12.3人。

核心網絡的組成人員大部分相互認識。根據1985年GSS調查結果，核心網絡中平均22%的人員互相之間非常熟悉，僅5%的人互相之間完全不認識。

不同方面的異質性差別較大。其中，年齡、受教育程度的異質性較強，並且與網絡核心自己的年齡、受教育程度存在明顯關係；而種族（民族）方面異質性則極低，只有不到8%的受訪者的核心網絡中的人員存在種族（民族）上的顯著差異。

核心網絡的建設通常以親屬關係為基點和主要組成部分，一個人的核心網絡中，往往存在大量自己的親屬，並且親屬比非親屬（例如鄰居、同事、同學等）一般更穩定地存在於核心網絡之中。根據1985年的GSS調查結果，30%受訪者的核心網絡完全由親屬構成，同時僅20%受訪者的核心網絡不包含任何親屬；而每個人的核心網絡中，平均有55%的人員為自己的親屬。

2005年進行了第二次全美範圍的GSS調查，通過與1985年第一次GSS調查的研究結果相對比，研究人員總結出美國的核心網絡的某些特徵在這20年間發生了一些較為明顯的變化，而另一些特徵則保持穩定。這些變化被一部分學者注意到並加以闡釋，引發了以“社會隔離（Social Isolation）”為代表的新的社會問題 ^[4]  。

核心網絡的規模縮小了。在調查中，表示自己近期沒有跟任何人討論重要事宜的受訪者數量幾乎是20年前的三倍；平均規模從2.9人減少到2.1人，大約縮小了三分之一。最令人驚愕之處在於，1985年核心網絡規模的眾數為3人，而到2005年這一統計量變為了0人；近乎一半（43.6%）的被調查者稱自己不與任何人，或只與一個人討論重要事宜。此外，有4到5位知己或密友的人數驟降，在這20年內從33%下降到15.3%，而有超過6位知己或密友的人的比例從5.4%降到了4.9%。

在這20年內，儘管核心網絡中親屬關係與非親屬關係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減少，但減少量更大的是非親屬關係，這也導致人們的核心網絡更多地以伴侶、父母而不是志願組織或鄰里為核心。例如，在2005年的被調查者中，有更多人（2004年38.1%，1985年30.1%）表明他們與自己的配偶討論重要事務；提到父母中至少一位的比例也從21.1%上升到23.0%；完全依賴配偶的人數從5.0%上升到9.2%，而與非配偶親屬（不住在一起的可能性很大）則從58.8%掉至42.9%。

在核心網絡中，減少得最多的是與至少一位非親屬知己討論重要事宜的人數，這以比例從80.1%驟降到了57.2%。這種關係通常包含了與志願組織中的夥伴和鄰里的交往，它被認為能夠連接社會結構中存在差異的部分（相較於階級、族裔、宗教信仰和其他社會屬性更加一致的婚姻和家庭聯繫），並且代表了一些在公共政策中被強調的社區關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非親屬關係中萎縮最為嚴重的是鄰居的比例，與之相反的是其他非親屬關係（例如同事與同學、社交友人等，但幾乎不包括僅在虛擬網絡中認識的朋友），這類密友或知己的比例在核心網絡中不降反升，大大擠壓了鄰居在核心網絡中的存在空間。

1985年和2005年的核心網絡始終保持密集，密度（即被調查者的密友之間的平均互動密度）平均值分別為0.60和0.66。相較於1985年，2005年的數據（如聯繫頻率和關係建立時長）表明，人們的討論網絡正在變得更加緊密；2005年受訪者中的典型人物每週會與他（她）的密友見面至少一次，並且兩人已經相識超過7年。

核心網絡中，關係的多樣性數據比較穩定——相較於整體人口中的異質性，核心網絡的異質性顯然是比較低的，這也進一步説明了這種關係網絡的同一性很強。同時，在這樣的穩定之中也存在相一定的波動，這部分變化可能反映了美國人口特徵的一些變化，例如整體人口中年齡和教育程度的異質性下降，因而討論網絡的多樣性也下降了；美國社會的族裔多樣性不斷攀升，因而核心網絡的族裔多樣性也有所提高。

研究人員經過分析認為，親屬關係在核心網絡中的主導地位，很大程度上使得一個人核心網絡的內部聯繫趨向於緊密，因為大部分親友都彼此認識。然而這種影響在2005年有所減弱了，沒有親友的關係網絡的相對密度則有所上升，這説明即便是在沒有或缺少親屬關係的核心網絡中，討論對象們之間也比20年前更可能彼此認識和熟悉。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是移動設備、互聯網等新興信息與通信技術帶來的作用。

從內部來看，核心網絡的中心（通常被稱為“自我”，即ego）的人口學特徵往往會對核心網絡的整體特徵產生影響。總體而言，影響最大的內部結構性因素是受教育程度，其次為年齡；族裔與住地規模（指所住區域城鎮大小，主要用於探究城市化、工業化對人際關係網絡的作用）的影響也較為明顯，而性別差異的作用最小 ^[3]  。

①核心網絡的規模往往隨“自我”的教育程度提高而顯著增大，例如大學本科畢業的人的核心網絡平均規模是高中未畢業的人的1.8倍；

②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核心網絡中非親屬比例越高，親屬比例則隨之顯著下降；

③核心網絡的密度隨“自我”心的教育程度提升而下降，即一個人的教育程度越高，他（她）的核心網絡成員們互相認識與熟悉的可能就越小；

④核心網絡中人員的性別與年齡多樣性隨“自我”的教育程度提升而增大。

①年輕人與中年人的核心網絡規模普遍較大，而網絡規模隨着年齡增長存在大幅縮小的現象，在1985年的GSS調查中，65歲以上人的核心網絡中平均僅有2人；

②中年人的核心網絡中親屬所佔比例顯著低於年輕人和老人，他們的網絡中存在更多的工作夥伴、社交友人等——這不僅是年齡的直接影響結果，同時也是人生不同階段不同的生活方式、婚姻情況、工作狀態等所帶來的作用；

③隨着“自我”的年齡增長，他（她）的核心網絡密度不斷加大，而種族與性別的異質性則隨之下降，即越年輕的人的核心網絡中多樣化越明顯。

核心網絡的規模、親屬與非親屬構成比例、性別多樣化程度均在一定程度上受“自我”的族裔的影響，例如在GSS研究結果中，美國的白人、黑人、西班牙裔與其他族裔的核心網絡均存在一定差異。然而，族裔對核心網絡並沒有確定的、可總結的影響範式。

①居住地區越大的人的核心網絡中親屬比例越小，同時網絡密度也隨之降低，即核心網絡多樣化程度隨居住地區規模的擴大而增強；

②與居住地區規模相關的一些社會變遷現象對核心網絡存在一定影響，例如高度城市化的地區中，人們的核心網絡範圍普遍更寬廣。

性別差異對核心網絡的影響非常小，唯一較為顯著的影響體現在，女性的核心網絡中通常親屬關係比例更高。

除了每個人自身的情況會對他（她）的核心網絡特性產生影響外，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也會對核心網絡產生一定的影響。這類影響主要來源於社會文化的特點（例如東西方社會意識與生活方式的不同）、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如城市化、工業化等）、社會意識形態（如官僚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社會科技發展（如交通手段、傳播技術的發展等）等方面。

從20世紀末開始，隨着信息與通信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縮寫為ICT）的迅速發展與流行，手機與互聯網對社會關係與核心網絡的影響成為了討論的焦點，也成為了很多學者討伐的對象。他們認為，互聯網與移動設備的流行削弱甚至切斷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危害到了人們的社會參與和精神健康，導致了社會孤立問題，使得核心網絡逐步萎縮、碎片化。與此同時，技術愛好者與支持者們則持相反意見，他們認為信息與通信技術能夠增強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合作，開拓更多人際關係，擴大關係網絡（包括核心網絡）。中立學者認為，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持有者均受到了“技術決定論”的影響，過於強調科技對社會的影響，而忽視了社會自身的調整作用。當然，不可否認的一點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互聯網、新媒體等的出現與流行，對核心網絡有着巨大的作用與影響 ^[1]  。

具體而言，信息與通信技術對核心網絡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①手機、互聯網等新媒介並未如同部分學者所言擠壓了核心網絡的規模，反而起到了擴展的效果——這主要體現在相對較弱的非親屬關係上，擴大了朋友圈子的同時，由於使得遠距離溝通成為可能並變得極其方便，信息與通信技術削弱了鄰里關係對核心關係的組成作用與影響；

②移動設備與互聯網通過迥異於傳統方式、不要求面對面的交流途徑，豐富了核心網絡中關係構成的具體路徑；

③在前兩條影響的共同作用下，ICT使得核心網絡的密度下降，多樣化增強，同時網絡中不同類型的關係分工更加明確，“自我”在尋求幫助時能夠更便捷地選擇最合適的求助人選。

為進行定量研究，以及方便將不同時代、不同學者絡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需要有一個明確、可行的方法及相應準則對每個人的核心網絡進行界定。

這一界定方法首次出現在1985年美國綜合社會普查GSS（General Social Survey，被看作美國社會調查的“黃金準則”）中，是第一個得到大範圍執行的核心網絡界定法，也是得到最廣泛認可與運用的一個。

在GSS調查中，受訪者被要求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回憶過去六個月的時間裏，你同哪些人討論過對你而言有重要意義的事？” ^[1]  受訪者回答出的人被看作他（她）的“知己”，這些人便組成了核心網絡。由於該界定準則以對重要事宜的討論作為判定標準，因此，通過該方法界定而得的核心網絡又被稱為“核心討論網絡（Core DiscussionNetworks）”。

有學者指出，雖然“重要事宜”界定法存在一定的可操作性，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但由於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與“討論重要事宜”之間並不等價（親密關係還可以通過行為幫助、頻繁見面、閒話家常等方式維繫），所得結果不一定準確。為解決該問題，有研究人員設計並執行了如下的界定方法 ^[1]  ：

①請受訪者直接列舉同自己存在親密關係的人；

②提供給受訪者一張畫有同心圓的圖紙，請他（她）將自己人際關係網絡中的所有人根據親密程度的不同填入圖中，其中最親密的在最小的圓環中；

③比較前兩步所得人選，取其交集，所得人員即為受訪者的核心網絡。

這樣得到的核心網絡規模比“重要事宜”界定法得到的要大，這表明核心網絡總的親密關係並非僅通過“討論重要事宜”維繫。

由於“重要事宜”的定義模糊，以及不同受訪者本身關心的問題間存在明顯差異，他們對“重要事宜”的理解也不盡相同。根據調查，所謂“重要事宜”的實際所指跨度極大，從非私人範疇的戰爭和平問題、社會倫理問題（如科隆技術是否應被接受）等，到範圍相對狹窄的私人問題（如尋找工作、健康飲食等） ^[1]  ，均在不同受訪者對“重要事宜”的進一步闡釋中有所體現。這使得實際的數據收集與分析缺乏可量化的標準 ^[3]  ，對分析結論也必然存在一定的負面影響。

這以缺陷更深層次的害處在於，一部分受訪者甚至不認為所有和自己討論“重要事宜”的人都與自己存在親密關係，他們雖然與一部分人互相熟知並廣泛討論政治、環境、社會等嚴肅問題，但交談內容從不涉及私人問題。從感情上而言，他們與這些人並不親密。因此他們實際心理上的核心網絡與通過“重要事宜”界定法得到的核心網絡並非完全重合。如果該重合度過低，那麼“重要事宜”界定法就存在過於明顯的系統性誤差，GSS調查所得的數據與基於這些數據的相關分析也就失去意義了。

根據McPherson等美國主流社會學家的觀點，儘管兩次GSS調查所得出的數據可能對“社會隔離”存在過高估計，但總體而言，逐漸縮小的網絡反映了社會的重大變化。

對於此類由核心網絡的性質變化而引發的“社會隔離”理論，學界一直存在批評與質疑。另一位美國社會學家Fischer指出，有兩點原因使他對研究結果產生懷疑：①研究結果所提出的，人們對於社會的隔離度（即沒有説出任何一名密友的人數比例）升至之前的3倍，這樣一個過於令人吃驚的數據在社會學角度上可能無法解釋；②在這段時間中大多數其他表明社會參與程度的社會指標（比如離婚率、經濟變化、人口特徵變化等）並沒有太大變化。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