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製鏈接
請複製以下鏈接發送給好友

校讎

鎖定
校(jiào)讎(chóu)形成理論,作為一項獨立的學問,始於西漢。
中文名
校讎
始    於
西漢
出    處
《文選·魏都賦》
類    型
理論
讀    音
[jiào chóu]

校讎概念闡釋

校讎(chóu)形成理論,作為一項獨立的學問,始於西漢。根據《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引《風俗通義》:“按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冤家相對。’”由此可見,“讎”是核對之意。梁代以後校讎亦稱“校勘”,指同一本書用不同版本相互核對,比勘其文字、篇章的異同,以校正訛誤。
此外,校讎學亦包含編制目錄之意,章學誠《校讎通義·敍》説:“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辯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記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一十焉。”這就明確指出校讎學作為一門學問,和狹義的目錄學不同,其任務不僅是要甲乙丙丁地排列書的目錄,更重要的是“辯章學術,考鏡源流”,前者是為後者服務的。 [1] 
由此,編者認為可以這樣説:從範圍角度而言,校讎大於校勘,校勘大於校對

校讎相關文章

漢文字校讎的源流與傳承
作者:孫培鏡
首先要説明,這裏所説的校讎,包括校勘和校對兩者;有時也單指古籍整理過程中的一個環節——校勘,或者單指新著(包括原創初版本和新的古籍整理本)複製過程中的一個環節——校對。這在具體語境中是不難區分的。
概括地説,因為校勘與校對之間有很大的關聯性和共同點,而且校勘在中國出版史中的成就之大和經驗之豐,又遠非校對所能及。這就決定了中國校對的“細胞”中有着校勘大量的“遺傳基因”。因此,在中國,一向是校對從校勘中繼承了豐富的寶貴遺產。這正是本文較多地論及校勘的原因所在。
關於校勘與校對的關聯性和共同點,從兩千多年前劉向的校讎實踐中就能夠窺見端倪。劉向在《別錄》中告訴我們:他整理好每一種古籍後,總要提出,“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殺青”的本義是烘乾竹簡,以便於書寫,引申為定稿。“書可繕寫”,就是可以依照 定稿繕寫在帛素(絲織品)上,使之成書。在這兩個過程中,都需要“比勘圖文”,以糾正 訛誤,也就是都需要校讎。後人通常稱前者為校勘,後者為校對。由此可見兩者的關聯性和共同點。至於兩者的不同點主要是:校勘所糾正的是祖本或底本中的訛誤,包括原著作者有悖於客觀事實、事理的訛誤和以往的整理者、複製者有違於原著本意的訛誤。清代校讎學者段玉裁稱前者為“作者之是非”,稱後者為“本子之是非”,後者實即原著本與複製本之間的“異同”(詳見後)。而校對所糾正的,則側重於當前的複製樣本中有“異”於定稿的訛誤。也可以説,校勘一般是校是非校異同並重,而校對側重於校異同。
漢文字校讎源遠流長,承先啓後,連綿不斷。要追溯其源頭,就必須與中國的文字史和文明史聯繫在一起進行考察。中國的文字史和文明史的發生和發展是平行的和同步的,至今已有不下千年的歷程。中國校事的源頭、流向和傳承,也大致與此相當。以下試分期敍述如下:

校讎萌芽期

中國自從有了文字以後,就由於需要逐步出現了文字的傳遞、傳播和積累,從而出現了文字 的複製。早期的甲骨書、石頭書、簡牘書和帛書等,都是這種文字複製品。在這種複製過程 中,必然會發生這樣那樣的差誤,這就需要通過“校”來改正。據此,中國校事的出現,距 今大約也有五千年了。這裏,有文獻記載的中國最早的校事,是距今約2800年的西周宣王時期正考父校先商王朝的《商頌》。此事記載在傳為春秋時期魯國太史 左丘明編寫的《國語·魯語》之中。原文是:“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 ,以 《那》為首。”這條記載告訴我們:居住在宋國的正考父請求在周王朝掌管禮樂的長官周太師校商代的十二篇《頌》詩,首篇的篇名為《那》(這件校事的背景是:周滅商後,讓商王室的後裔、貴族和遺民建立一個諸侯國——宋)。正考父為孔子的七世祖,他的先世原是商王朝的貴族,後來有幾代就在宋國做大官。當時,正考父雖身為宋國大夫,卻仍對商王朝的禮樂懷有仰慕之情。其時能體現 商王朝禮樂的宋國禮樂,已經散失。而這十二篇“商之名《頌》”,卻能直接地體現商朝的禮樂。所以正考父決定通過校事,還《商頌》以本來面目。正因為頌這種詩體是要 配以樂譜、伴以舞蹈來表演的,所以正考父要請求“樂官之長”周太師來校正。從這一校事中,可以看到校是非的萌芽,又可以看到後世“通儒校勘”和今天“專家外校”的萌芽, 也可以看到一個認真嚴肅的校讎者應有的念往思來、超越小我的情懷。中國曆代校讎家所 遵奉的“不誣古人,不惑來者”,“於己甚勞,為人則甚忠”的校讎精神,現代校對人所遵奉的“既對作者負責,又對讀者和社會負責”的校對準則,應該説也正是對正考父那種超 越小我和時空的情懷的繼承和發揚。
經正考父校過的十二篇《商頌》,後來由孔子收入《詩經》一書,刪去七篇,剩下五篇。今天,當我們讀到這以《那》為首的五篇《商頌》時,應該懷念正考父這位中國文獻記載中最早從事校事的人,他堪稱漢文字校讎萌芽期的傑出代表。

校讎奠基期

漢文字校讎的奠基期,啓動於春秋時期,其代表人物為孔子子夏師生;完成於漢代,其代 表人物為劉向及其子劉歆
距正考父大約280年,其七代孫孔子和孔子的弟子子夏, 開始了比較正規的校書活動。據載,孔子曾刪《詩》、《書》, 定《禮》、《樂》,贊《 易》,修《春秋》。可見他對六經做了大量的整理、編校工作。他修《春秋》時,明知原文“伯於陽”為“公子陽生”之誤(即“伯”與“公”義近而訛 ,“於”與“子”形似而訛,“陽”下脱“生”字),卻故意保留原文中的訛誤而不改。其用意是,藉此以啓示後人:校書切不可對文獻和原著妄加臆斷和輕易改動。又如,孔子 明知《春秋》原文中“夏五”之下脱“月”字,也故意保留原文脱漏而不補。他認為“文 或不盡於此”。這就是説,此處可能不止脱一“月”字。如果只補上一“月”字,使文從字順,後人不再生疑,便可能把存在的更多的錯漏給掩蓋了。上面兩個例子,是中國校讎史上以嚴肅性見長的“死校法”的最早記載。孔子校書,也和他日常的待人處世那樣,竭力 倡導“多聞闕疑”,堅決反對輕率和臆斷。據此,孔子堪稱是中國最早善於運用“死 校 法”的典範。
子夏長於文學,曾“序詩”(為《詩經》作序),“傳易”(為《易經》作文字解説)。他的校事活動,見於《呂氏春秋·察傳》:子夏前往晉國,路過衞國,“有讀史 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 原來古文字“己”與“三”、“豕”與“亥”形似,所以“三豕”為“己亥”之誤。子夏得知衞國史書中如此記載後,不僅能知其誤,而且能改其誤。這一事例,是中國校讎史上以靈活性見長的“活校法”的最早記載。子夏提倡校書要“擇善而從”,不泥古,不迷信,對文本中的差錯應該有所發現和改正。他不愧是中國最早的善於運用“活校法”的典範。
清代學者段玉裁説,校書之事“放於孔子子夏”。他認為中國真正的校書活動,開始於孔子和子夏。總之,中國校讎事業的奠基工作,可以説是由孔子、子夏啓動的。
距孔子和子夏500年,西漢劉向劉歆父子基本上完成了中國校讎事業的奠基工作。
西漢成帝時,為了整理 秦火後倖存下來的書籍,劉向奉朝廷之命,專職領校經、傳、諸子、詩賦等宮中藏書,並在校書的基礎上寫成《別錄》。劉向死後,劉歆繼續領校羣書,並在校書的基礎上寫成《七略 》。
劉向領校時,任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這正是繼承了正考父以來“通儒校勘”的好傳統。劉向還繼承了孔子“多聞闕疑”的“死校”精神和子夏“擇善而從”的“活校”精神,並把“死校法”的嚴肅性與“活校法”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劉向最早提出了“校”和“讎”兩個校書方法和校書功能。他説:“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曰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或作‘讀析’),若怨家相對,曰讎。”校, 就 是據同一本書的前後互證,以校是非;讎,就是據同一本書的不同“版本”相對照,以校異同。後人 把“校讎”作為概括校書活動的專業術語,一直延用至今。
近人孫德謙(1874~1935)把劉向校書的做法和經驗解析為二十三條,這也是對校讎內容的具體分析。其中有十一條與現代校對有傳承關係(其餘十二條與編著有關)。這裏只講這十一條 ,它們分別隸屬於校對活動的三個階段:
⒈準備階段。有“備眾本”,“準經義”。現代校對要備有校樣與原稿,還要備有字典、詞典等通用的工具書,國家公佈的有關標準、規範文本,以及有關學科的專用工具書和其他參考書等。這可説是繼承了劉向“備眾本”的做法。現代校對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準繩,也要以語言文字規範為準繩。這可説是繼承了劉向“準經義”的經驗。
⒉操作階段。有“辨異同”,“究得失”,“訂脱誤”,“刪重複”,“增佚文”,“ 闢舊 説”。現代校對也要對“異”、“失”、“脱誤”、“重複”、“佚文”和“舊説”這六個方面的問題進行校正,既要校異同,又要校是非。這也可説是從劉向那裏繼承而來的。
⒊善後階段。有“述疑似”,“存別義”,“待刊改”。現代校對遇到有疑問而無把握 的地方,不作“校改”、“徑改”,而是提出質疑或改動的建議。這可説是對劉向“述疑 似” 、“存別義”的繼承。現代校對忌用黑墨筆塗蓋改動處,而要用紅色筆塗改,以便後來的檢 校者得見原文,便於比較取捨。這可説是來源於劉向的“待刊改”。
從以上三個階段十一條內容的介紹中,不難看出劉向校讎與現代校對的傳承關係。清代校勘家們稱譽劉向為“後世校讎之祖”。用現代校對者的眼光看,這也是恰當的。劉向為漢文字 校讎的全面奠基作出了傑出貢獻,堪稱中國校讎學的奠基人。

校讎全面發展期

在上述奠基期,校讎對象的物質載體主要是簡牘和縑帛。那時校書的具體方法是與這種物質 載體的笨重和翻閲不便的狀況相適應的。劉向死後約110年,東漢發明了書寫用紙。到了隋唐,開始出現雕版印刷。發展到宋代,雕印普遍地應用於印刷圖書。這時的圖書載體 ——紙張輕便,校讎操作大為方便,複製週期大為縮短,出書的品種和數量成倍地增多;同時,人們對圖書的需求範圍和需求量成倍地加大,書商的售書活動日趨活躍,市易圖書以謀利的行為日益突出。這些方面互為因果,互相推動,終於形成了官刻、私刻(家刻)、坊刻 三足鼎立的刻書多元化局面。
從校讎的利弊得失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刻注重精校,家塾的私刻也大都注重精校;以謀 利為目的的坊刻,有的主持人懂得只有提高校讎質量才能獲利的道理,也較為注重精校。官刻有專職的學者型的校勘官和校書人員主持和參與,有些私刻和坊刻也以重金聘請專家校書。這是有利、有得的積極的一面。但也存在有弊有失的消極的一面,主要是:書坊刻書為了“速成而易售”,往往忽視精編精校;私刻與官刻,也往往為了求速和圖方便而忽略校讎。這樣一來,不論是古籍整理中的校勘,還是新著複製過程中的校對,出錯率都大大地 增高。於是校讎工作日益繁難,也漸趨粗疏。對此,當時的一些正直學者和政府官員都深為不滿和關切,並採取了相應的措施。其中可供我們借鑑的有:官方明定了《校讎式》用來規範校讎格式和符號,內容如:“諸字有誤者,以雌黃塗訖別書;或多字,以雌黃圈之;少者,於字側添入,或字側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於本行上下空紙上標寫;倒置,於兩字間書‘乙’字(用“乙”字形狀的符號)……”此外,規定和提倡作者、編者、校者以及刻工、寫工和裝潢工 在書中署名;在官刻的大型圖書上,書首還要刊登都勘官(總校勘官)和校勘官聯名的表文。以此明確個人職責,並使出版物的質量與個人的名聲、利益掛鈎。還有,繼承並強化了前代設官校讎的傳統,在中央設置的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龍圖閣、天章閣等館 閣中,設有校讎官,名稱有正字、校理、學士、郎中等,級別雖然一般不高,但學習氣氛 較濃厚,發展前途也被看好,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不失為育才場所和晉升的階梯。因此,包括一些貴族子弟在內的年輕人都樂於來此任職。
宋代精校與粗校的鬥爭,促進了校讎業的全面發展。宋代的校讎家們,在實踐中和理論上都發展了劉向的“校”與“讎”,提出了“脱、衍、誤、倒”等書中常見訛誤的校讎術語, 以及“考異”、“對同”、“糾謬”、“正誤”等校讎方法。他們還制訂了校讎格式、體 例,官方的如前述館閣《校讎式》,私家的如南宋學者方崧卿制訂的校勘體例,內容有“ 誤字當刊(修改),衍字當削,脱逸當增,次(倒)當乙”等。南宋學者樓大防還制訂了通用的“正誤表”,表格列出“卷”、“版”、“行”、“字”、“誤”、“改”六個項目,後面留有空格,以備填寫。上述格式、體例和表格,都為後 人所借鑑或繼承。
宋代校讎名家輩出,有關校讎的新著也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這些新著包括宋人當時的原創,也包括經宋人校勘、句讀、註釋等整理後的古籍,後者的書名中大都鑲嵌着“考”、 “考異”、“糾謬”、“辨證”、“勘(或刊)誤”等字樣。這些名家與名著有鄭樵與《校讎略》、吳縝與《新唐書糾謬》、朱熹與《韓文考異》、彭叔夏與《文苑精華辨證》、岳珂與《九經三傳沿革考》等;還有大型的類書如李昉奉敕編的《太平御覽》,王欽若楊億 等奉敕編的《冊府元龜》;大型叢書如俞鼎孫、俞經合編的《儒學警悟》,左圭編的《百川學海》等。
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宋代,在相當於劉向所説的“書可繕寫”的複製階段,學界和出版界在更加重視校異同的同時,對校是非的重視也較為凸顯。然而,在當時個別的國家級 出版物的校事中,卻出現了忽視、無視校是非偏向:有關的校對者不能、不敢校是非, 也就是不能、不敢挑新著原稿的差錯,不能、不敢向作者、權威挑戰。這一偏向一度引起了當時校讎界有識之士的極大關注甚至抗爭。前述吳縝著《新唐書糾謬》就是這種抗爭的產物和見證。吳縝,北宋成都人,通文史,善校讎。《新唐書》為當時知名人士歐陽修宋祁修撰,由裴煜、文同(就是自稱畫竹先要“胸有成竹”的文人墨竹畫家)等五人校讎。後人多批評歐陽修撰《新唐書》“着意文字而忽略考證”(近代學者王欣夫語)。因而《新唐 書》中留下不少作者造成的謬誤。吳縝在《新唐書糾謬·自序》中指出該書多有“舛駁脱誤”,“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吳縝把《新唐書》中的謬誤,分列為二十門,如 “書事失實”、“事有可疑”、“自相違舛”、“年月時世差誤”、“官爵姓名謬誤”、 “紀志表傳不相符合”、“載述脱誤”、“義例不明”、“先後失序”、“編次未當”等。他在《自序》中指名批評裴煜等五位校讎者,“但循故襲常,唯務喑默”,沒有“討論擊難”,只有“執卷唱讀,案文讎對”,致使“訛文謬事,歷歷俱在”,“未聞有所建明 ”。用現在的話説,就是批評裴煜等五人只是字對字地死校,對原 稿中的問題視而不見,一無發現。於是吳 縝反問:“若止於執卷唱讀,案文讎校,則是二三胥吏足辦其事,而假文館之士乎?”這就是説,即使在新書“殺青”定稿後的複製階段,凡是負責任、有學識的校對人,都不僅要校 異同,還必須校是非
可見,宋代這場吳縝與裴煜等人之爭,實質上是能不能實事求是地 對待“雙校”(校異同和校是非)消長變化之爭。這一樁公案留給後人的思考是多方面的,而 且是意味深長的!

校讎高峯期

高峯期出現在清代。清代初期的康熙、乾隆二帝,為了鞏固其統治,採用籠絡漢族知識分子 的文化政策,令通曉文史的漢文官編纂了數以百計的大型圖書。這種圖書不但數量大大超過宋、元、明三代,而且複製技術也達到此前的最高峯。其中最著名的出版工程有:康 熙年間原輯、雍正年間重輯並用銅活字排印的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該書一萬餘卷 ,僅目錄就有四十卷,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百科全書,也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 銅活字版印刷工程。還有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叢書,共收書3 503種。編纂此叢書的人員,除設有總編纂外,另有纂修、總校、分校、提調、總目協勘、督促、收掌、監選等人員,連同繕寫的書手,先後動用近四 千人。歷時九年。還值得一提的是,與纂修部門設分校官並列,還在繕寫處設分校官,也就是在新著複製階段設專職校對。這可以看作是中國早期出現的編校專業分工的一個顯證。
清代初期,以顧炎武為首的學者們,深惡明人擅改古書、校讎粗劣的流弊,吸取了“明人刻 書而古書亡”的歷史教訓,大力反對臆斷,推崇實證,大興考據之學和精編精校之風,使 校讎學成為清代學術成就上最大的學科之一。
正是在上述精編精校、多出好書的實踐基礎上,清代出現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校讎家和校讎學論著,有代表性的如:盧文弨與《羣書拾補》,錢大昕與《廿二史考異》,段玉裁與 《與 諸同志論校書之難》,王念孫與《讀書雜誌》,章學誠與《校讎通義》,阮元與《十三經 註疏校勘記》,顧千里與《思適齋集》等。他們明確地提出了校讎的精神內容上的客體和基該方法。段玉裁提出校“本子之是非”和校“作者之是非”。校“本子之是非”,旨在 捕捉複製本中不同於原稿的“異”。他説,不校正這種“異”,就不能恢復“底本”的原貌 ,“則多誣古人”(這裏的“古人”指原作者——筆者)。段玉裁所説的“作者之是非”,又 稱“立説之是非”,“義理之是非”,相當於今天我們常説的原稿中的作者留錯。他説, 不校正這種“非”,“則多誤今人”。可見,這裏的兩個校是非,實際上一個是校異同, 一個是校是非。還必須看到,這裏所説的校“本子之是非”的校異同與現代校對中的“校 異同”是有較大不同的:現代校對的“校異同”有作者的原稿可作為比照的標準,“同” 即“是”,“異”即“非”,不言是非,是非自明。而校“本子之是非”則無原稿可比照,只能在同 一種書的兩個(或多個)不同的複製本中比照異同;發現了“異”,未必就是“非”,要消除這種不確定性,就必須由校者在此校異同的基礎上再定是非。阮元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 序》中對此記述得很清楚,他幾次提到,某書由某人先“考異同”,或先“臚其同異”, “元(阮元稱自己)復定其是非”。從上述中可以看到,段、阮等校讎學者已能從精神內容(不是物質載體)上提出校讎客體——“異”和“非”,並提出了“校異同”和“校是非”兩 個基本校法;尤為可貴的是,能夠把據異同以定是非的“雙校”結合法自覺地付諸實踐。
清代的校讎家們還首次提出了“死校”與“活校”這一對概念,並分析了它們的長短。例如 ,認為“死校法”的長處是,盡心為“古人”(作者)負責,忠實於原稿,不輕易改動原文 ;其短處 是,盲從古人,迷信權威,只顧保存原文真相,雖知誤而不改。“活校法”的長處是,盡 心為來者(讀者)負責,能在明辨是非的基礎上“擇善而從”,勇改而且善改;其短處是,忽視考證,憑臆斷而擅改原文。據此,近代藏書家兼校讎家葉德輝把清代校讎家分為死校派和活校派。實際上,死校與活校完全能夠兼容並恰當結合,不是不相容的。前面講過,劉向就做 到了這種兼容和結合。堪稱一代校讎楷模的顧千里,更進一步地做到了取死校與活校之長,棄二者之短,提出“書必以不校校之”這句校書名言。“不校”,就是不校改,旨在保存原文真相;“校之”,就是校出書中的是非和疑點,並且據以寫成“考證”、“校勘記 ”等附於書中。總之,“不校”與“校之”都是為讀者留下繼續研究的線索和思考的 空間。這樣,也就把死校與活校更好地結合了起來,並把中國校讎的實踐和理論推向了高峯。顧千里被後人譽為中國第一流的校勘家,是當之無愧的。

校讎分流期

分流期的分流,既包括校勘與校對的分流,又包括編輯與校對的分流。這種分流的濫觴或萌芽狀態,大約早在校讎業全面發展的宋代就出現了。而作為分流期,則應以由隱而至於 顯,由孤例而至於迭出為界。據此,中國校讎的分流期大致開始於清末民初,活版機印引 入中國之後;基本上結束於20世紀80年代,激光照排在中國興起之時。這一時期的出版業,在生產和流通上的主要特點:一是活版機印取代了雕版手工印刷,即出版生產力有了飛躍的發展;二是圖書交易行為擴展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即圖書空前商品化。這兩點的綜合效應, 有在人們意料之中的,即出書和讀者得到書更多更易了;也有出乎人們意料的,即校對更 繁難也更重要了。這一合乎規律的的反差,早在清乾隆年間的著名學者齊召南(1703~1768)已有所認識。他在《進呈前漢書考證·後序》(這裏的前《漢書》指宋版——筆者)中説:“自唐以前,書皆鈔寫,而校對極精。”自從有了“版本印染,日傳萬紙,於人甚便,人 間摹刻以市易者滋多”。於是,“讀者甚易,而校者轉難,固其勢然也”。請注意,他在這裏道出了“校者轉難”的兩個客觀原因:一是“版本印染”取代了“書皆鈔寫”,即 出 版生產力有了飛躍的發展;二是“人間摹刻以市易者滋多”,即圖書空前商品化。特別可貴的是他指出這些是固有的客觀形勢使然,即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齊召南指出的是在這一規律支配下“全面發展期”的“校對轉難”。今天,我們在這同一規律的指導下,應該看到,在“分流期”,“校者轉難”是合乎客觀規律的,校對作用的加大、校者地位的提 升是合乎客觀規律的,校對從編校合一、勘校合一中分流出來而獨立地成為專業,也是合乎客觀規律的。還要看到這種分流的萌芽狀態,大約出現在纂修《四庫全書》之時。前已 提及,那時除了在《四庫全書》的纂修部門設置總校官、分校官外,還在複製部門繕寫處設有分校官,前者是編纂過程中定稿前的校對,後者是複製過程中的校對。這樣的分工與分流,在當時只是個別的、臨時性的;只有到了後來鉛活字排版、機器印刷在中國推廣以 後,才逐步普遍化、固定化和制度化。其標誌性的事物,當是商務印書館在建館後不久,就設置了與編輯機構並列的校對機構和專職校對人員。
分流期校對的主要功能,因為排字差錯較以往的雕版差錯更加突出,所以更加強調消滅校樣中一切不同於原稿的“異”,即強調校異同;同時對發現並提出原稿中與客觀事實、事理及有關標準、規範不合的“非”,即校是非,也更加重視。可作此例證的是,1980年中共中央宣傳部轉發的《出版社工作暫行條例》。該條例是在總結了已往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制定的,其中對校對工作的規定是:“對原稿負責,消滅一切排字上的錯誤。發現原稿有錯漏與不妥之處,應及時提交編輯部門解決。”這裏,實際上提出了校對的兩個功能——校異同和校是非。後來的實踐證明,有些人卻錯誤地把發現並提出原稿中的“非”排除在校對功能之外,並進而否定校是非為校對責任之一。
今天,從該條例中可以察知,當時的條例制定者,一方面認識到,編輯在原稿中留錯不可完 全避免;一方面又認識到,現有的大多數校對人員由於文化水平和專業能力的侷限性,又 由於實際工作量與任務期限的矛盾,難以承擔消滅原稿中編輯留錯的全部責任。因此不把 校是非作為對專職校對員的硬性要求,而只把校異同作為硬性要求。當時這樣規定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
事實上,只做好校異同,也往往不是輕易的事。典型的例證是,20世紀50年代人民出版社對《毛澤東選集》第一、二、三卷的校對工作。那時,原稿經專家們校勘,又經編輯們認真、 細緻地處理,“齊清定”達到很高的水平。這樣的原稿,經工廠排出的校樣,才能要求專職 校對員校是非,只校異同。為了做好校異同,當時在該社的專職校對員、人稱“校對王”的白以坦的率領和直接參加操作下,經過許多專職校對員反覆校對了十多個校次, 終於使排字差錯率逐步下降為零。這雖然是一個特例,但足以説明,只校異同而不校是非 的 必要前提,必須是怎樣完美無缺的定稿和發排稿!而要做到完全消滅校樣上不同於原稿的“異”,又需要多麼高超的專業水平和多麼巨大的投入!
在分流期,不論是綜合類出版社還是專業類出版社,中國專職校對人員的職責實際上都是以校異同為主,甚至為惟一。這與當時著作界的寫作水平較高、出版界的編輯能力較裕如, 從而“齊清定”稿留錯率較低這種具體情況是基本相適應的。這樣,在改革開放前的近百年期間,中國出版界就在校異同方面創造積累了大量好的方法、經驗,同時又繼承了中國曆代校勘、校對好的方法、經驗,也借鑑汲取了外國校對好的方法、經驗,形成了漢文字校對的新傳統。首先,廣大校對人員從大面積的“同”中捕捉“異”的獵異意識空前濃烈,校異同的水平空前提高。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書報刊由直排改為橫排後,出現了旨在校 異同的折校法,從而使人工校異同的速度和準確率大大提高。折校法的興起和普及,促使廣大校對人員更加善於識別脱、衍、誤、倒,特別是形似致訛、音同或音近致訛等校 樣中的“異”,熟悉和掌握了敏(敏鋭)、準(準確)、快的獵異方法和規律。同時,日復一日、積年累月地“字對字”,磨鍊了校對人員感知入微、纖毫必較的認真細緻作風, 培 養了他們耐得寂寞、甘於為人作嫁、“於己甚勞、為人則甚忠”的奉獻精神。
在分流期,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出版物的品種、數量和專業校對人員隊伍有了極大 的增長和壯大,又由於校對的方式方法和經驗有了極大的發展和豐富,校對的科學管理,校 對的規範化,與校對有關的各種標準的統一,日益凸顯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於是,從著作權 法、 漢語言文字規範,到校對數質量要求、校對獎懲、校對人員職務職稱評聘,以至校對符號使用等等一系列的法規、條例、辦法、準則等等相繼出台,校對手冊、指南之類的工具書也開 始出現。這樣粗具規模的建章立制,堪稱繼往開來,承先啓後,對加強校對的科學管理,保 證校對工作的科學運轉,提高校對人員的專業水平,促進出版業的發展,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校讎更新期

更新期單指校對而言,不再指校勘。
更新期開始於改革開放之後,大約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今天,我們不過是才邁進更新期的門檻。更新期的標誌,集中一點,就是在校對功能上校是非由次要上升為主要。與此相關,校異同中屬於人校的部分逐漸削弱,而屬於機校的部分則逐漸取代了人校的一 部分 或大部分。這樣,從總體上看,從人腦和電腦(也是人校和機校)結合上看,校異同並沒有 削弱,校是非和校異同都成為校對的主要功能。出現這一變化的主要背景是:(1)改革開放, 使中國出版物市場迅速擴大,出版物商品化的程度大大提高;(2)高新科技引入出版界,印刷與發行開始朝電子化、數字化、網絡化方向發展,出版生產力取得長足的進步。這兩者的綜合效應,正像前述清代學者齊召南所説的那樣,“於人甚便”,“讀者甚便”,而“校者 轉 難”。在今天,這難就主要難在校是非上。事實上,今天不僅“校者轉難”,編輯也越來越不容易。編者要使所編書稿的品種、質量和出書速度都能滿足讀者的需求並獲得經濟效益, 必須參與出版物市場的激烈競爭,編輯工作的戰線由是拉長,編者往往因超負荷運作而疏略對待原稿的審讀和加工,在編輯定稿中留下錯漏,讓後續者校對去匡補。這就必然使校對人員校是非的功能和職責加大。然而,就在這時,出版理論界卻有人不是強調改善校對隊伍的整體素質,提高他們校是非的水平,以適應這種新的形勢和需要,而是認為,“讓專職 校對員校是非,還要編輯做什麼!”“這是越俎代庖,也是強人所難。”這正説明他們不明白當時校者和編者都“轉難”這個勢所必然、理所當然的道理。這種認識上的誤區,從實質上看,是要求編輯在更新期承擔編輯和校對雙重職責,取消專職校對員,否定合理的編校分工合作。實踐證明,這是不現實的。在更新期,編校分工合作仍然是必要的,編輯代替不了專職校對。這不僅因為編輯在時間上、精力上不可能全部包攬校對任務,還因為專職校對員在 校對獵錯(包括獵“異”和獵“非”)的意識、理念上,在對待校對客體“異”和“非”的心 態上,在校對方法和校對操作技術上,以及在與校對有關的標準化、規範化知識的掌握上, 都是一般的編輯所難以取代的。據此,編校必須分工,但又必須互有交叉,不能各管 一段,截然分家;編校必須合作,但又必須各有側重,不能彼此混同,合二而一。
更新期剛開始,有些出版單位一度取消了專職校對,實行編校合一。結果所出書刊的編校質量愈加嚴重滑坡,編輯、校對都叫苦不迭。最後,他們才終於明白:要從根本上解決問 題,必須擴大專職校對人員的功能、作用和職責,特別要培養、提高他們校是非的能力。
以上説的是,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擴大,編輯人員必須參與日趨激烈的出版物市場競爭的情況下,校是非功能必然加大。以下再説,在先進出版生產力迅猛發展,特別是電子技術 引入著作界和出版界,磁盤書稿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校是非功能也必然更為加大。
大家知道,磁盤原稿集作者差錯與錄排差錯於一體,也就是集原稿中之“非”與校樣上之“ 異”於一體,並且把校是非與校異同的功能混同在一起。校者面對的是磁盤原稿這一個“本 子”,沒有同一版本的不同“本子”來對照,所以不得不採用通讀校法,即校是非。至於那 些在錄排過程中出現的不同於作者原意、本意的“異”,由於不能單獨地剝離出來,也就只 好通過通讀校是非,作為“非”來處理。這樣,這裏所説的不同於作者原意、本意的“異” , 加上作者留在原稿中的“非”,再加上編輯留在原稿中的“非”,大都要通過通讀校是非去 獵 取,從而使校是非功能上升為主要,這就事有必至,理所當然了。必須指出,這裏的“非”,大都是顯性差錯,而不是隱性差錯;在校法上,主要從異同切入,據異同以 定是非,也就是要運用“雙校”結合法。
早在1991年初,中國版協為了緩解當時出現的“校者轉難”的問題,特別是校對員校是非的觀念淡薄、水平不高的問題,開始籌辦與校對培訓相結合的青年校對員競賽活動。競賽和培訓內容涉及百科知識,強調知識面寬;測驗和考試的操作題,突出通讀校法,強調校是非。目的在於提高校對員既能獵“異”又能獵“非”的能力,使他們成為校對的全能獵手。圍繞這一目的,中國版協還開展了一系列的活動,如接連分別開辦全國性的校對員培訓班、校 對科長培訓班和校對師資培訓班,多次舉辦全國性的校對理論研討會和校對專題討論會。1994年,成立了全國性的校對行業性社團組織——中國版協校對研究委員會。隨後,再次對全國校對員的基本情況進行了調查、統計和分析;制訂並頒發了《關於加強校對工作實施〈圖書質量保障體系〉的建議》和《圖書編校質量差錯認定細則》等文件。一些省市自治區陸續成立了校對研究委員會分會,開始了校對理論研討、校對論文寫作和編校質量檢查評比等 活動。一些報刊的校對專欄中,出現了普通校對員寫的論文。中國第一部校對論文集校對的學問》於1998年由金盾出版社出版, 中國第一部現代校對學著作《圖書校對學》於2000年在廣西誕生。與此同時,中國廣大校對員對校對有術有學,特別是對校是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基本上取得了共識,並相應地有了實際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校對研究委員會再次提出了(此前提出過)現有的校對職務職稱 檔次偏低,與變化了的校對功能、校對員責任不相稱的問題,並向有關部門作了申述。在20 世紀90 年代的最後幾年裏,廣大的校對管理者和校對理論研究者逐漸認識到:今天,校是非功能的大小,不但與出版物編校質量的高低成正比例,也與專職校對員地位和待遇成正比例。一些出版單位為了加強校是非,有的成立了校審室,有的成立了與圖書編輯室平列的“校對編輯室”,有的把傳統的校對室分流為“校對室”和“質檢室”……在組織形式上呈現多元化的同時,他們對校對的兩大基本功能——校異同和校是非,也都是始終堅持的。
在原稿磁盤化的發展趨勢下,人們對校是非功能上升為主要並且日趨加大的必然性的新的認識,日趨一致;對這一功能讓專職校對員承擔的道理,也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而作為這種新舊認識分水嶺 的當是第四屆全國校對理論研討會。但就在這次會議上也出現了另一個問題,即今後校是非是否將成為校對的惟一功能,校異同是否將終歸消亡。這裏歸根結底涉及專職校對員的專長和優勢,以及他們獨立存在的根據和必要性問題。因此一時成為爭論的熱點。就在此時,一些專職校對員站出來説話了。他們把自己長於校異同即 從大“同”中覓出小“異”的特殊感知、思維、心態和具體經驗看作是他人難以取代的“看家本領”。他們承認,原稿磁盤化,必然使過去習慣了的折校法越來越用不上(但不是全無 用),但比照異同的對校法,亦即校異同法,在預見到的將來,卻會永遠存在;據異同以定 是 非的方法和功能,也會永遠存在;他們在校異同上特殊的專長和優勢,也會“熟練遷移”和永遠有用。就在這次全國校對理論研討會上及會前會後,一些專職校對員和校對理 論研究者,對今後校異同必將長期存在和永遠有用的事實上的根據,列出以下幾條:
⑴校樣與原稿對照異同。這種傳統意義上的校異同雖然隨着原稿磁盤化將日益減少,但不可能完全消 失。因為至少核紅對紅等對校法(也是校異同法)會永遠存在,折校法(也是校異同)在今後 也不會毫無用武之地。
⑵同一種書的兩個不同“本子”(沒有原稿本)之間對照異同,既可發現“本子之是非”, 又可發 現“作者之是非”。此法對古籍校勘和舊書再 版永遠有用。
⑶原稿與“他書”(此處專指可資對照異同的字詞典等工具書,有關國家標準、規範文本及參考書等,不包括“他書”中可供判定是非作參照的那部分)對照異同,旨在發現 原稿中的顯性差錯。此法一般是從校異同切入,然後據異同以 定是非,即先校異同,再校是非,可叫“雙校”結合法。此法離不了校異同。
⑷原稿與電腦校對機軟件(字詞庫之類)對照異同,即原稿與電腦化了的“他書”比照異同,旨在發現原稿與錄排中的顯性差錯。在此人機結合校對的條件下,也是從校異同 切入(由機執行),留下的不確定性再由人來消除,這也是“雙校”結合法,離不了校異同。
⑸原稿與人腦儲存即人腦化的“他書”(此處特指可資對照異同的有關的標準、規範知識等知識儲存,而非“他書”的全部)對照異同。旨在發現原稿中的顯性差錯。此法一般同樣是以校異同為突破口,然後以校是非來消除不確定性。此法也離不了校異同。當然,有時直接校是非,不校異同,主要是校正隱性差錯,那就不是“雙校”結合了。
有了以上共識,他們便肯定了“雙校”的永存和並重,從而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更加關 注兩個“結合”:一個是先校異同後校是非的“雙校結合”,一個是人校輔以機校的“人機結合”。他們又進而認定:專職校對員們的作用和地位、報酬和待遇,今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 於他們實踐這兩個“結合”的水平。
上述這些都是更新期的新生事物和新的理念。希望廣大校對員們,從中國源遠流長的校讎史上“雙校”的消長變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高度自覺地不斷豐富、充實內化了的“他書”——人腦知識存儲;高度自覺地利用、使用電腦化了的“他書”——電腦校對機軟件,並積極 參與它的繼續開發和完善。
參考資料
  • 1.    楊燕起、高國抗.中國歷史文獻學: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2月第2版 2010年11月第4次印刷: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