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中校

除了硬件設施之外，“校中校”主要是靠公辦名校的品牌和聲譽等無形資產。正因為“校中校”辦學模式既違反了也嚴重影響了優質公共教育資源的公平享用，事實上為教育不公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所以，各地都出台了文件清理和整治“校中校”。據我所知，天津、河北等省市都對“一校兩制”説“不”。2006年1月13日結束的全國教育紀檢監察工作會議上,教育部長賙濟説，停止審批義務教育新的體制改革學校，不準搞“一校兩制”，更不準以改製為名高收費。此次國家更以立法的剛性舉措來制止“校中校”的存在。

可以這麼説，是人民羣眾對優質教育的需求催生了“校中校”的存在。以我所在學校為例，我所在學校是一所普通高中，我校年輕的教師沒有一個不把自己的小孩送去重點學校讀書的，為此，他們要多付出幾萬元錢。不能説他們都有錢，或者他們都心甘情願要繳這筆錢。是事實上存在的教育資源的不公平讓他們被迫為之“買單”。

如果國家不能儘快解決教育資源均衡化，即使國家立法解決了“校中校”問題，老百姓仍然會被迫為這種教育不公平買單。因為，只要教育不公平依然存在，教育差距也就會依然存在，也就會有各種新的教育亂收費現象存在。

江西省教育廳向各市、縣（區）教育局下發通知對江西宜豐二中舉辦“校中校”的有關情況予以全省通報批評。

據調查瞭解，2002年宜豐二中剝離高中，於2003年向縣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提請申辦“優教班”。縣教育局出於抑制可能出現的“校中校”現象，未予以批覆。之後，宜豐二中與社會投資方合作舉辦民辦桂豐實驗學校，獲得縣政府批准，並於2005年9月1日正式開學。學校共聘教師31名，其中聘任宜豐二中教師24名，其他公辦學校教師2名，面向社會聘任教師5名。所聘任的宜豐二中教師已和宜豐二中脱鈎，沒有在宜豐二中拿工資，縣裏發給這些教師的工資，用於宜豐二中改善辦學條件，彌補辦學經費不足。桂豐實驗學校現有教學班11個，在校初中生513名（初一年級5個班，學生244名；初二年級5個班，學生243名，初三年級1個班，學生46名）。學校每學年向學生收取學雜費3800元（每學期1900元）。

宜豐二中利用學校品牌和資源，擴大辦學規模，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地優質教育資源不足的矛盾。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沒有嚴格按照“四獨立”（獨立法人、獨立經費核算和人事管理、獨立校園和校舍、獨立進行教育教學）的要求進行管理，不符合國家的有關規定，引起了學生家長及社會的不滿。

日前，針對此問題，宜豐縣委、縣政府提出了具體整改措施，正全力抓好整改工作。對宜豐二中、宜豐教育局沒有嚴格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辦學並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的行為，省教育廳決定在全省予以通報批評。

2021年7月，河北衡水，公立安平中學被指借私立安平育才中學招高價生辦校中校，學費最高達3萬元，招生老師稱用私立學校招生系躲避監管。衡水教育局稱對3萬學費一事“管不着”。 ^[1] 

在辦學體制改革試點過程中，一些基礎好、教育資源豐富的公辦重點初中、小學，紛紛借改制之名實行“一校兩制”：本部接收就近入學的學生，分校則借“民辦”這塊牌子收取高額擇校費。“名校辦民校”現象在全國已是普遍存在。

就近免試入學，本是國家實行義務教育的基本原則。但由於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學校之間存在明顯差距，“擇校”便成了很多學生和家長的無奈選擇。

“對待改制學校的問題，要用歷史的眼光實事求是地分析。”天津師範大學教育科學院康萬棟教授説：“這些年改制學校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教育經費籌措渠道，利用社會資金促進了教育發展，彌補了政府義務教育投入不足的缺陷，對教育的發展是有一定貢獻的。”

康萬棟認為，包括天津在內的全國一些省市此次對“校中校”説“不”，緣於人們對“校中校”“變味”的強烈不滿。義務教育非均衡化導致的教育不公現象嚴重損害了教育的品質和聲譽。

一些學校老師告訴記者，因為容許改制學校收費，不少公辦學校不斷擴大其“校中校”的辦學規模，把優質教育資源向“校中校”傾斜，其本部班級規模不斷縮小。在天津，有的區改制初中佔了7成，有的甚至達到9成。有些初中校本部一個年級僅保留一個班級，名義上學生可以就近入學，實際上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家長只能為孩子選擇收費的改制學校。

由於重點校、名校辦的改制學校擁有優質教育資源，不按地域擇優招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強化了家長的擇校心態。失衡的供需關係導致的結果是：有錢的交錢，有“關係”的走後門，普通羣眾“望名校興嘆”。在天津市，一張相關領導和教育部門開出的上名校“條子”，在市面上少則數千元，多則上萬元。

一位家長痛心地説，“校中校”已經成了腐敗的温牀、權力尋租的滋生地、身份的代名詞。一位母親憤憤地説：“上小學竟要初試、複試，其實全是幌子，實際上就是讓沒有門路家庭的孩子上不了好學校！”

“名校辦民校最大弊端在於影響了教育的公平。”天津市社科院教授陳柳欽認為，“校中校”已成為引發社會不穩定的潛在因素。道理很簡單，沒錢的讀不起高價校心理不平衡，交了錢的嫌收費高不服氣，一旦超出心理承受極限，人們就會把牢騷和不滿指向政府。

實現教育資源均衡化是當務之急

“義務教育的特點是強制性和免費性，改制校迴歸公辦是政府責任的歸位。”天津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基礎教育研究所所長王敏勤説，而以前在義務教育問題上，我們有意或無意淡化、弱化了政府的責任。

然而，現實的狀況卻令王敏勤擔心。這些年，由於忽視公辦學校的建設，改制學校得到了較快的發展，擴大了義務教育資源的“貧富差距”。在天津市一些郊區縣，全縣的在崗特級教師加一起也才只有兩三人，而市內有的重點校就有十幾個特級教師。一位普通小學校長向記者訴苦道，以前由於擇校的原因，他們每年只能招兩個班。由於資金欠缺，學校已經欠暖氣費十多萬元，所以只能將部分校舍出租。

對此，王敏勤説：“如果不能儘快解決教育資源的均衡化問題，就會出現以一種不公平取代另一種不公平現象。老百姓仍會不滿意。”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很多片內沒有好學校的家長偷偷地將户口遷到名校較多的和平區、南開區和河西區，有的還在這幾個區買了房。河西區教育局小教科科長謝麗津説，新政策出台後，他們差不多每隔十幾秒就能接到家長的問詢電話，多是表達孩子能去哪所學校上學的擔憂。

康萬棟説，義務教育是教育的起點，國家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就是要實現起點上的教育公平，進而推動社會公平。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實現教育資源的均衡分配，縮小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學校之間的資源差距，提高義務教育的整體質量，最終實現“無差別教育”。

不少的專家和教育工作者建議，充分借鑑國外一些好的做法，如不論城鄉，都按照統一標準建設學校，實施校長、師資流動制度，實行領導幹部和教師的輪換、交流制度，鼓勵好的和比較好的學校幫助和支持薄弱學校等等。

天津市河西區已提出設想，以改制學校為中心把全區劃分為五個聯合學區，實施“教育發展聯合學區”辦法，讓優質學校資源輻射周邊學校，實行校際之間的幫扶。在談到這一設想時，謝麗津説：“必須儘快對教育資源進行調整、充實，逐步實現均衡化。目前還做不到讓所有家長滿意，但是這第一步必須邁出去，越早越好！”

“校中校”背離了教育公平。“校中校”名義上是對教育資源的優化，實際上卻是教育資源配置的極大不公，“校中校”是少數有錢人才能享有的貴族學校，絕大多數家庭、學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校中校”破壞了基礎教育的公平競爭格局，加劇了基礎教育的不平衡狀態。

“校中校”排擠了民辦教育。作為公辦教育必要補充的民辦教育力量還相對弱小，政府應確保公辦教育與民辦教育科學有序地競爭。可事實上，“校中校”是拿着雄厚的“公家”優質教育資源與薄弱的民辦力量競爭，致使不少民辦學校陷入“生源差——實力弱——生源更差”的惡性循環之中，長此以往，民辦教育發展前景令人擔憂。

“校中校”導致教師等級化。“校中校”教師的工作環境、工資待遇等諸方面比其他公辦學校教師優越是不爭的事實。久之，易使“校中校”老師產生“高人一等”的感覺，在客觀上打擊了普通學校教師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從長遠角度説，不利於教育、教師的全面發展與共同進步。

“校中校”不利於學生健康成長。“校中校”的辦學實力明顯優於一般學校，教學成績自然相對好一些，這樣易使一般學校的學生把學習成績上的差異片面歸因於學校、老師，而不從自身方面找尋原因。如此，對學生身心健康成長十分不利。

“校中校”讓教育沾染了銅臭。“校中校”打着教育改革旗號，行高收費之實，嚴重損害了教育的公正形象。

“校中校”易滋生教育腐敗。“校中校”與高收費聯繫在一起，一方面，收費過程中難免存在“人情”關係與錢權交易；另一方面，收取資金的使用透明度通常不夠高，民主監督普遍不夠到位。所有這些，都成為了滋生教育腐敗的温牀。校長的小金庫。

從這個意義上講，叫停“校中校”有利於明晰政府責任，為教育良性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