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登榜

柴登榜，1912年5月出生於浙江省江山鎮（即今江山市）。其祖輩僱傭長工耕種數十畝水田，並在鎮上開設了米店和肉鋪，家裏擁有舊式房屋兩座。這在當時當地算得上是殷實人家。但當柴登榜5歲時，家裏因火災被燒燬房屋一座。而他父輩又很不爭氣，伯父吸鴉片煙，父親嗜賭。天災人禍使柴家破產敗落。當登榜上中學時，家庭已相當貧困。

登榜幼年曾隨大哥到附近私塾就讀一年，1919年到江山縣立小學讀書；1926年考入衢州省立第八中學；1929年考入杭州省立高級中學。1930年暑期，廣州中山大學在杭州招生，登榜考取中山大學預科，1936年從中山大學地質系畢業。

1937年夏，柴登榜由友人介紹到浙江省建設廳礦產調查隊任測繪員，其間曾作為地質界前輩張文佑的助手到浙江長興、杭州一帶從事地質普查工作，後調該廳青田鉬礦任技術員。不久，日軍在金山衞登陸，貴寧、杭州相繼淪陷。1938年日軍又炮轟温州，形勢危急，青田鉬礦停產。這時，柴登榜經人介紹，結識了時任江華礦務局負責人的地質學家謝家榮先生。謝先生將柴登榜安排在湖南江華錫礦任勘探助理工程師。

1940年秋，謝家榮先生調任國家資源委員會敍昆鐵路沿線探礦工程處處長。柴登榜和其他幾位地質工作者隨謝先生到昆明採礦工程處工作。這時，日軍飛機經常轟炸昆明。柴登榜等人往往一大早就得離開市區到郊外去躲避轟炸，無法正常辦公。數月後採礦工程處奉命遷往雲南昭通改名為礦產測勘處，主要在黔西的威寧、水城和畢節一帶進行煤、鐵、鉛、鋅等礦產的普查。這年，柴登榜加入中國地質學會。

1942年國家資源委員會康黔鐵礦事業籌備處成立，地址設在貴州威寧縣，柴登榜任副工程師。為了查明貴州西部礦產資源，籌備處委任柴登榜為貴州水城、觀音山鐵礦勘探隊隊長。柴登榜帶領隊員們到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進行礦產普查勘探，經常忍飢挨餓，還不時受到野獸的威脅，歷盡千辛萬苦，為國家探明瞭多種礦藏。 ^[1]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家資源委員會康黔鐵礦事業籌備處解散，原籌備處主任程文勳受命負責接管被日軍侵佔的淮南煤礦，任淮南礦路公司總經理。柴登榜等工程技術人員也隨同程來到淮南礦路公司工作。為了瞭解淮南煤田地質狀況，柴登榜等人日以繼夜地收集、整理包括日本人留下的地質資料，並多次到舜耕山麓及井下進行實地勘查。

1946年6月，著名地質學家謝家榮來淮南考察。柴登榜陪同謝先生從舜耕山往西至八公山在野外勘查。在新莊孜果子裏水溝旁，他們發現了含筳石碳紀石灰岩及紡綞蟲化石。據此，他們推測在很淺部位就有含煤地層存在。根據地層層序分析，在八公山北麓平原之下，新莊孜一帶應該有二迭紀含煤地層。嗣後，柴登榜受礦路公司委派，正式參加了勘探工作，協助謝家榮先生實現勘探計劃。經過在新莊孜開鑽，果然見到了13組煤層，發現了八公山煤田。這是中國探礦史上應用地質規律進行探礦的成功一例，具有重要的經濟價值。柴登榜在這個發現中起了重要作用。

淮南解放前夕，謠言甚多，淮南礦路公司不少工程技術人員離開淮南逃往江南。柴登榜聽到家人轉告説，石家莊八路軍電台廣播，歡迎蔣管區工程技術人員留下來為人民服務。柴登榜很受感動，毅然決定留在淮南，並積極支持淮南煤礦工人進行護礦鬥爭，迎接淮南解放。

1949年1月8日，淮南解放，淮南礦務局正式成立，淮南煤礦恢復正常生產。柴登榜率領探礦隊隊員們，繼續工作，很快完成了大通礦含煤地層的地質勘探任務。

1949年4月至1951年，為了擴大八公山煤田向東南延伸的範圍及配合開發八公山煤田，柴登榜在蔡家崗主持恢復淮南勘探隊在八公山煤田的地質勘探工作，擴大和培養勘探工人隊伍，為燃料部開辦鑽探培訓班，培訓全國煤炭系統鑽機班、機長。柴登榜用自己所學的專業知識和多年的實踐經驗，滿腔熱情地投入開發煤田的工作之中。1951年柴登榜被淮南礦務局評為工程師，並被任命為地質處處長。不久，他參加了第一次全國地質工作會議，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並和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合影留念。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柴登榜提出了礦井地質理論，在淮南煤礦礦井開創了地質工作與煤炭生產相結合的道路，並由燃料工業部組織在全國推廣。柴登榜是“兩淮煤田”的開拓者之一，早在五十年代中期他就調查、勘探、證實了在蒙城以東淮北平原地下埋藏着儲量豐富的煤層，對淮北煤礦的開發和華東工業建設作出重大貢獻。

1951年，淮南煤炭工業學校成立，柴登榜受命擔任兼職教授，併兼任該校地質系主任。 ^[1] 

1953年柴登榜被調至淮南煤炭工業專科學校專職從事教學工作，任地質系教授、系主任。但煤炭部仍讓他兼任淮南礦務局地質工程師。1955年，淮南煤專發展為礦業學院遷往合肥，柴登榜隨校工作。1958年合肥礦業學院更改為合肥工業大學，柴登榜任該校副教務長兼地質系主任、科研處長。此前淮南礦務局曾聘柴登榜為副總工程師，這時他仍繼續受聘，經常來淮南幫助工作。柴登榜擔任學校教務工作後，仍堅持教學實踐，先後擔任《普通地質學》、《煤田勘探》、《礦井地質》等課程的教學工作。為了提高教學質量，他還編寫了大量講義，作為輔助教材。1962年柴登榜開始帶研究生。

1966年以後，在“文革”期間，柴登榜受到衝擊，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多次受到批判。其間，他不能工作，不能看專業書籍，這使他感到十分遺憾和痛苦。粉碎“四人幫”後，他精神煥發。為了奪回失去的時間，他努力學習、積極工作，廢寢忘食。

1974年，淮南礦業學院成立，柴登榜隨合工大地質系煤田勘探專業調來淮南。1978年被任命為該院副院長、院學術委員會主席、《淮南礦業學院學報》編輯委員會主委、煤炭工業部地質測量教材編審委員會主任。1979年，柴登榜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柴登榜教授長期從事煤炭高等教育工作，主編了《礦井地質及礦井水文地質》、《礦井地質工作手冊》（上、下冊）等著作，發表了影響較大的學術論文20多篇。在教學工作中，他誨人不倦，為人師表，教書育人。他團結了礦業學院中一批骨幹教師，為煤炭系統培養了大批人才，他培養的學生遍佈全國煤炭、地礦、石油、冶金等領域，其中很多人成為煤炭生產、科研和教學單位的中堅和骨幹。

1954年至1955年，煤炭部教育司曾多次請柴登榜到北京煤幹校擔任“礦務局局長和煤礦礦長學習班”教學工作，他為學習班編寫的教材《煤礦地質》，由煤炭工業出版社出版。

1982年，在柴登榜積極倡導下，中國煤炭學會礦井地質專業委員會成立，柴登榜任第一、第二、第三屆主任委員，第四屆名譽主委。該委員會的活動，對全國礦井地質工作起了推動作用。他主持出版的中國煤炭學會礦井地質專業委員會專刊《礦井地質》和組織的學術交流，密切了煤炭生產與教學、科研的關係，提高了礦井地質工作的水平。柴登榜教授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並曾擔任第一屆、第二屆安徽省政協常委，第四屆、第五屆安徽省政協副主席，安徽省科協主席、名譽主席，安徽省地質學會理事長，為安徽地方工業，特別是煤炭工業的發展，出謀劃策，作出重要貢獻。

柴登榜教授從事地質事業近60年，在煤田地質勘探及礦井地質理論方面有較深的造詣，他實踐經驗豐富，在中國地質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1991年起，柴登榜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2年，柴登榜教授離職休養。但離休後，他仍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動，為關心下一代、培養新時期的適用人才發揮自己的餘熱。 ^[1] 

柴登榜教授於1998年6月1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淮南逝世，享年87歲。淮南礦業學院在悼詞中對他給予很高評價：“柴登榜同志對黨無限忠誠，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他工作認真負責，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他作風正派，為人正直，平易近人，團結同志；他堅持原則，光明磊落，生活儉樸。他是一位好黨員、好乾部、好專家，深受羣眾的尊敬和愛戴……。”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