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柴爾德

戈登·柴爾德擔任過英中友好協會副主席。早年領導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的考古發掘。後致力於歐洲和西亞的考古學研究，在史前學領域成就卓著。他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影響，重視研究原始社會經濟形態，首先把西亞和歐洲考古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預見到重視環境給予人類影響的系統考古學研究必將出現。還先後提出“新石器革命”（食物生產的革命）和“城市革命”概念，為日後農耕、家畜飼養和文明起源問題的研究奠定理論基礎。被公認為20世紀前期最有成就的史前考古學家。

vere gordon childe, the most celebrated archaeological synthesizer and theorist of his generation, was born in North Sydney, Australia, 14 April 1892. He graduated from Sydney University in 1913 with first-class honors in Latin, Greek, and philosophy. At Oxford University in England, his interest in European prehistory was aroused by a desire to locate the homeland of the Indo-Europeans. He returned to Australia in 1916 and became involved in anticonscription and Labour politics, serving from 1919 to 1921 as private secretary to John Storey, the Labour premier of New South Wales.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Labour government of New South Wales in 1921, Childe returned to the study of European prehistory,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Balkans. In 1925, he published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a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historical archaeology. Childe combined the concept of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refined by the German archaeologist gustaf kossinna to try to trace the histories of specific peoples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with the diffusionism of the Swedish archaeologist oscar montelius. Montelius believed that in prehistoric times technological skills had spread to Europe from their place of origin in the Middle East. Like his Oxford mentors, arthur evans and john myres, Childe stressed the creativity with which Europeans had utilized this knowledge.

Childe was the Abercromby Professor of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from 1927 to 1946 and professor of European archaeology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from 1946 until he retired in 1956. Throughout these years he carried out numerous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surveys in Scotland and also visited many excavations i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Although Childe was primarily a European prehistorian,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he sough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change. Beginning with The Most Ancient East (1928), he sought to delineate the revolutionary impact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bronze working had on various part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Europe. Instead of trea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that brought about cultural change, he sought to trace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 between it and specific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political systems. He saw changes occurring in a multilinear, not a unilinear, fashion.

In 1935, Childe visited the Soviet Union. Although he disapproved of the dogmatism imposed on Soviet archaeologists, he was impressed by the attention being paid to how ordinary people lived in prehistoric times and by Marxist interpretations of cultural evolution. In Man Makes Himself (1936) and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1942), Childe examined,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how elites and inflexible belief systems could halt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but only at the cost of undermining a society’s ability to compete with more progressive neighbors.

After World War II, disillusionment with the declining quality of Soviet archaeology led Childe to acquire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Marxism as an analytical tool and to try to apply it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chaeological data. He attempted to reconcile the observation that all human behavior is culturally mediated with a materialist view of causality. In Pre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y (1958), he stressed that social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provided the framework within which all archaeological data could most productively be understood.

Troubled by failing health and fearing that incipient senility was preventing him from devising new procedures for inferring social organization from archaeological data, Childe, jumped to his death from a cliff in the Blue Mountains of Australia on 19 October 1957.

戈登·柴爾德是20世紀英國著名的考古學家與史前史家，是文化考古學與馬克思主義考古學的先驅。新石器時代革命、城市革命、文化歷史學的許多基本原則以及史前史的綜合理念都歸功於柴爾德的貢獻。柴爾德對中國的考古學與世界史最初的學科建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周谷城先生1949年編纂的《世界通史》，大量引用了柴爾德的作品，並且採用柴爾德史前革命的理論構建了史前敍事的結構（周谷城：《世界通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215頁）。1958年作銘先生在《考古學通訊》連續發表兩篇文章紀念柴爾德，表達對柴爾德的緬懷之情。作為英中友好協會的副主席，柴爾德非常關注中國的考古學發展，他雖然沒能來到中國，但通過李約瑟與中國同仁王振鐸通信（王木南、李強：《柴爾德與王振鐸關於河南輝縣琉璃閣墓中出土車制的詢覆信件譯讀》，《華夏考古》2007年第3期，第138～141頁）。柴爾德認為史前史是歷史學的分支，考古學是歷史學的補充，柴爾德用無文字的考古資料對歷史展開研究，注重考古資料與文本資料的互證，用馬克思主義解釋歷史現象，柴爾德的歷史觀對學科亟待解決的理論問題提供了支撐。

歷史通俗來講是過去發生的事情，正在發生着的世界不能稱之為歷史，但是它又總會成為歷史。歷史發生在過去，過去總在我們身處的時間之前，因此歷史不能被我們的感性所直觀。由於歷史學家的不在場性，研究歷史需要一種中介，這個中介就是我們通常所説的史料。史料表現為多種多樣的形式，文本遺存、考古資料都屬於史料，史料一旦進入意義的解釋系統，被歷史學家加工，就會成為思想的歷史。著名歷史哲學家沃爾什指出“歷史”一詞本身模稜兩可。它包括過去人類各種活動的全體，以及我們現在用它們構造的敍述和説明（沃爾什著，何兆武、張文傑譯：《歷史哲學導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頁）。“歷史”具有兩個方面的特性，一個是現實的歷史，也就是歷史的本體；一個思想的歷史，也就是書寫的歷史。“歷史”作為一個本體性的概念從赫拉克利特開始。在他那裏，世界的本體是一個永恆的生成過程，赫拉克利特形象地稱它為永遠燃燒着的“活火”。生成性一開始就與辯證法相關聯。生成性與歷史的聯結是在黑格爾哲學的歷史辯證法中完成的。在黑格爾這裏，“生成性”是由內趨力所導致的創造性的本體的歷史（時間）性生成（張一兵：《作為哲學本體規定的歷史與時間──從黑格爾到馬克思》，《江海學刊》2002年第2期，第79～81頁）。馬克思認為歷史的本體是生產物質生活本身，人們為了維持生活而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頁）。柴爾德強調歷史是一個生成性過程，強調人的能動作用。歷史並不是一種無生命的流動，而是一種有生命的成長。歷史是經驗的，也是實踐的。歷史是人類活動的結果，歷史的物質實在性源於人的實踐。“考古學研究物質世界由人類活動引起的所有變化———當然只要他們存留下來。考古資料是由化石化的人類行為結果構成的。考古學家的工作就是重組人類可以實現的行為，並且以此重新提取這些行為所表達的思想。只要一個考古學家可以做到這樣，他就成為一個歷史學家。”[戈登·柴爾德：《重建過去：考古資料的闡釋》（V.Gordon Childe,Piecing Together the Past:The Interpretation of Archeological Data），倫敦：勞特利奇保羅出版社1956年版，第1頁]

歷史的物質實在性，並不存在於文本中，而是存在於現實的世界中，它表現為人類流傳下來的一切物質痕跡，這包括名勝古蹟、考古遺存，以及那些非物質遺存的物質載體。文本的歷史學家很容易忽略歷史的物質實在性，柴爾德作為一個考古學家，他所面對的資料大多數是物質的材料。它們沒有經過文本的轉達，從某種意義上説，柴爾德接觸的就是歷史本身。考古學的研究資料是實實在在的歷史遺存，它展現了歷史的物質實在性。柴爾德指出考古學的研究客體是地殼表面的改變以及其上的自然物體的改變，只要它們存留下來[戈登·柴爾德：《進步與考古學》（V.Gordon Childe,Progress and Archaeology），倫敦：C.A．瓦茨公司1945年版，第1頁]。這些改變必須是人類行為的結果，這包括工具、武器、裝飾品、護身符和雕像等，也包括房屋、院落、城堡、運河、礦井和墓葬等。在美索不達米亞書寫文字發明後，君王開始被記錄在神廟的獻辭與地基中……這種皇室碑文同時是歷史的物質資料，構成了可記憶的行為標準[戈登·柴爾德：《歷史》（V.Gordon Childe,History），倫敦：柯貝特出版社1947年版，第24頁]。歷史物質實在性還體現在人類活動造成的非人工製品的位置變化中，柴爾德指出頓河中游的猛獁獵人宿營地，以及萊恩河新石器時代村落中所發現的地中海貝殼，它們雖不屬於人工製品，卻是交易史上的珍貴資料。西南亞森林地帶的沙漠化和俄克拉馬草原變成為塵土窪地，都是人類活動的結果（戈登·柴爾德：《重建過去：考古資料的闡釋》，第1～2頁）。

馬克思認為自然與歷史並不是互不相干的“事物”，實踐使得歷史的自然和自然的歷史成為現實。人類活動存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人改造自然，另一個方面是人改造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7～168頁）。柴爾德認為人類歷史是一個不斷適應的過程，處於較低級階段的人類對環境的依賴性更強。自然資源是生產力的一部分。環境是社會存在的一種，隨着社會秩序的進步，人類社會的文化屬性漸漸佔據優勢，自然塑造人類生物技能的過程和社會改變人類文化屬性的過程，都屬於人類演進的過程。基礎階段不會因進步到高級階段脱離人類社會，而是融入高級階段內部。主動適應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強調人類有意識的行為；主動適應是實踐的，它強調人類活生生的活動。被動適應並不會存在超越自然的進步，主動的適應包含人改造自然的生命衝動。人類自從成為人類，主要是依靠他們製造的工具的幫助而對外部自然起作用（戈登·柴爾德：《歷史》，第6頁）。柴爾德認為歷史是進步的、有規律的。歷史並沒有描述一種循環，而是一種積累的進步。從整體上看歷史形成了一種秩序，儘管從歷史內部的發展來看，歷史有如此多的偶然性。歷史是一個有序的序列，歷史事件按其發生的順序排列。在這一秩序中，歷史事件的細節並不僅是一個繼承另一個，而必定會是一個繼承另一個，並且所有的事件都朝着一個可辨認的方向發展。柴爾德以技術為基礎對歷史的秩序進行探索，認為人類歷史經歷了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煤炭以及電力時代等依次進步的時代（戈登·柴爾德：《進步與考古學》，第1頁；戈登·柴爾德：《歷史》，第45～47頁）。歷史不僅是一個物質演進的過程，還是一個精神進步的過程，意識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交流工具，實現了時間的傳承與空間的交往。一個時代物質資料的進步是這個時代意識進步的反映。事實上實踐的思想形式在任何人類社會中都同高山、樹木、動物、天氣以及外在自然的其他事物一樣，都是一種有效的存在元素。社會既表現為與物質環境的相互作用，也表現為與精神存在的相互作用[戈登·柴爾德：《歷史發生了什麼》（V.Gordon Childe,What happened in History），倫敦：企鵝圖書1971年版，第20～21頁]。

柯林武德認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要識別那些思想，歷史學家要在自己的心靈中重新思想它們。“一個自然過程是各種事件的過程，一個歷史過程則是各種思想的過程。”（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張文傑、陳新譯：《歷史的觀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13頁）這裏“歷史”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柯林武德意在表達人類的一切行為都受到意識指導，都是思想的產物；第二層含義是説歷史是進入歷史學家視野中的歷史，也就是被歷史學家解釋過的歷史。卡爾認為歷史根本不是事實，只是一些已經接受下來的判斷（E.H．卡爾著，陳恆譯：《歷史是什麼？》，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56頁）。思想歷史有兩層含義，一個意識的發展史，一個是進入史學研究者視野中，被史學研究者記錄加工的歷史。柴爾德指出，現在所謂全部的歷史是思想的歷史，不過思想和意圖要獲得歷史意義需要表達與交流。任何歷史學家所需要或能夠考慮的，就是被客觀社會所承認和被一批思想家所採納和實踐的思想。考古資料表現了人類的思想和目的，從而顯示出它的價值。考古學不同於集郵和收藏繪畫，郵票和繪畫有其本身的價值，但考古資料卻能提供製造者和使用者的思想及其生活方式（戈登·柴爾德著，安志敏、安家瑗譯：《考古學導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4頁）。柴爾德跟柯林武德都承認人類行為背後有思想的動機，柴爾德強調對史料的解釋，強調歷史是人類思想後的歷史，強調思想對社會產生影響才能具有歷史意義。這裏事實上承認人類與動物的不同在於人類有意識，但是不能忽略意識的產生實際上是人類應對外在環境的反應，它不是先天的。存在總是在前，思想總是在後，思想的歷史表明人類已經能夠通過符號進行抽象的思維（包括按照一定模式製造簡單的工具）。思想的歷史包含歷史學產生的三個條件，一是記載人類行為的交流工具的產生；二是含有人類行為目的的史料的流傳；三是人們對待史料的態度。

關於歷史學的性質，不同的歷史學派與歷史學家都有自己的理解。實證主義者極力宣稱歷史是一門科學。蘭克認為歷史學家的任務“僅僅是如實説明歷史而已”。歷史的經驗主義者的知識理論預先假定主體與客體之間是完全分離的。事實獨立於觀察者意識之外（E.H．卡爾：《歷史是什麼？》，第89～90頁）。布羅代爾認為“歷史學是它的時代的孩子”。克羅齊認為“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恩格斯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要點，並且是一切歷史科學（凡不是自然科學的科學都是歷史科學）的基礎（布羅代爾著，劉北成、周立紅譯：《論歷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頁；貝奈戴託·克羅齊著，傅任敢譯：《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頁）。柴爾德認為社會科學無法成為實證科學，因為它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進行實驗。但是歷史學可以稱為一門研究人類進程的科學。人類自從其第一次出現以來，就不斷地處於實驗中，不僅在控制外部自然方面，而且在系統地控制組織方面。這些實驗的結果一方面體現在考古記錄中———過去的建築遺蹟與遺址———另一方面體現在以口頭、繪畫、書寫的方式傳播的資料上。歷史學應該是所有這些資源的科學研究，應該產生一種研究人類進程的科學。它應該揭示一種秩序，不是數學法則或者一個靜態的一般主題，用自己的方法，就像天文學和解剖學的方法一樣（戈登·柴爾德：《歷史》，第3頁）。

柴爾德認為科學歷史學的衡量尺度，首先是唯物的，沒有神的參與；第二是客觀的，不受主觀偏見的影響；第三是實踐的，實踐的歷史學實現了歷史認識主體到認識客體再到歷史主體的轉化。柴爾德認為神學歷史編纂學不是科學的歷史學，神學歷史編纂學使得歷史成為一種幻景，所有意義重大的歷史事件只歸結為一個單一原因的影響———上帝意志。歷史不能論證或者演繹統一的原則，統一原則的重要性從外部（神）獲得，通過信條加以理解而不是通過理性。因此，它並不是什麼可信的歷史科學，而是屬於它開始的前科學時期（戈登·柴爾德：《歷史》，第36～37頁）。柴爾德認為以政治史為主導的傳統歷史學，並不是科學的歷史學，它並沒有擺脱個人偏見的判斷標準。古代史與英國史往往專門表現政治史———記載了君主、政治家、軍人與牧師的陰謀，記載了戰爭與宗教迫害，記載了政治組織與教會系統的成長。這種類型的歷史學不能稱為科學，在其內部沒有明顯的獨立於個人所受的教導之外參照標準[戈登·柴爾德：《人類創造了自身》（V.Gordon Childe,Man Makes Himself），紐約：新美國圖書館1951年版，第4頁]。柴爾德不否定偉大人物的貢獻，但並不認可偉大人物的決定作用。

柴爾德吸收了馬克思的歷史認識論，認為社會存在決定了社會的發展趨勢，強調人民羣眾創造歷史。他突破了政治史就事件解釋事件的侷限，開始探尋歷史事件偶然發生背後的必然。偶然的是歷史的事件，必然的是歷史的趨勢，任何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有其發生的必要的歷史條件。（英雄史觀）忽視了偉人出現或者他們操縱的時代的社會環境、經濟背景以及技術基礎。以亞歷山大時代為例，從青銅時代以來，東地中海世界的整個貿易與交往的發展已經趨向於一種政治的統一，東地中海世界通過貿易甚至科技的交往已經編織在一起。在這一過程中講希臘語的人羣發揮的作用日益增長……這些因素與條件，以及其他———例如馬其頓人的武裝與戰術———是籍籍無名的個體合作的產物，並不全是亞歷山大的功勞。亞歷山大推動的歷史路徑其實早已經開始；與其説他引發了歷史的轉向，不如説他順應了歷史的進程（戈登·柴爾德：《歷史》，第40～41頁）。

歷史編纂學開始的第一個前提是書寫系統的產生，書寫系統擴大了人類交流的時空維度，因為符號的含義可以通過物質的載體流傳下來。書寫系統的發展與接受是一個由專門化逐漸到大眾化的過程，這一過程伴隨着書寫系統的簡單化，也伴隨着社會人的普遍知識水平的提高。柴爾德認為最早的文獻記錄由文書與書吏進行，他們事實上組成了一個特殊的專家階級。歷史是有選擇的，這種選擇取決於社會的興趣，尤其是統治階級的興趣。歷史書寫的階級性，是作者的階級性與受眾階級性的體現。馬克思認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78頁）。柴爾德指出現在所有的文字社會事實上也是階級社會，分化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階級社會，文人或者書吏———可以閲讀或書寫的少數———幾乎總是屬於統治階級或者被認定同統治階級密切相關。記錄的事件總是統治階級感興趣的事件，流傳下來的史料與歷史書寫都具有階級選擇性。歷史的選擇性與階級性很少取決於作者本身的興趣，歷史學家總是無意識地展現自己的階級與文化屬性，歷史學家應該保持客觀的態度，但是判斷與偏見無法避免。作者禁不住受到他所屬階級、國家、教會的興趣與偏見的影響。現在沒有編年史家與歷史學家試圖記錄所有的事件，他必須從發生的過剩事件中選出他認為可記憶的部分。他的選擇在很小程度上取決於他個人的癖好，但是整體上取決於傳統與社會的興趣（戈登·柴爾德：《歷史》，第20～22頁）。

歷史認識是一種實踐活動，它包括歷史認識的主體和歷史認識的客體兩個方面，揭示了認識思想歷史與客觀歷史的思維模式。歷史認識是一個思維作用於對象的確定性過程。康德認為人類的思維分為感性、知性、理性三個層次。感性即感受性，是“通過我們被刺激的方式獲得表象的能力”，“藉助於感性才給我們提供直觀；但直觀通過知性被思維，從知性產生出概念”，“通過感覺與對象發生關係的那些直觀就叫作經驗性的，一個經驗性直觀未被規定的對象叫作現象”（康德著，鄧曉芒譯：《純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6頁）。感性可以直觀外在世界，也可以直觀人的心靈，感性直觀是人們認識世界的前提，當然也是歷史認識的前提。以外部世界刺激為感性直觀起點的思維是實踐的，以精神刺激為起點的思維是思辨的。歷史認識的客體是動態的，總是處於一種時間的關係中，其基本模式是直觀、回憶、再現或者回憶、（內）直觀、再現。黑格爾認為觀察歷史的方法一共有三種：原始的歷史、反省的歷史以及哲學的歷史。原始的歷史以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為代表，他們的敍述大部分是他們親眼所見的行動、事變和情況，將他們周圍的種種演變，改變為一種觀念的作品（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頁）。以文本為基礎的歷史學屬於回憶、（內）直觀、再現的認識模式，因為它們直觀的對象是意識的產物，而不是歷史本身。黑格爾的原始歷史與考古學屬於直觀、回憶、再現的認識模式，因為它們以世界作為直觀的對象。

柴爾德所接觸到的史料並不是文本資料，而是考古遺蹟或者遺存，在沒有進行解釋之前，僅僅是一件物品，不過這件物品屬於過去，保留了過去的歷史信息。柴爾德指出，作為一名考古學家，他處理具體的、物質的事物；但是作為一名史前史家他必須總是並且專門地視其客體為人類思想與觀念———用一個詞就是“知識”———的具體表達與體現。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史前史家，他不能同文本歷史學家那樣處理個體，其客體必定總是一個類的成員[戈登·柴爾德：《社會與知識》（V.Gordon Childe,Society and Knowledge），倫敦：喬治艾倫與昂温有限公司1956年版，第1頁]。歷史無法被人類的感性直接直觀到，歷史屬於過去，我們能直觀的並不是歷史，而是過去的記憶。考古遺蹟與遺存可以被感性所直觀，但是考古遺蹟與遺存如果成為史料，就會進入意義的解釋系統。現實的歷史總是存在於概念中，這並不是説我們無法認識現實的歷史，人的認識中存在隱喻關係，我們可以直觀我們眼前的現實世界，可以通過現實世界與文本的隱喻瞭解過去的歷史。

馬克思認為意識並不是人固有的屬性，它是思維的產物。“精神一開始就很倒黴，受到物質的糾纏，物質在這裏表現為震動着的空氣層、聲音，簡言之，即語言。”意識發展經歷了“對直接的可感知的環境的意識”“純粹的畜羣意識”“純粹意識”三個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0～162頁）。柴爾德認為知識與本能反應不同，也不同於流行的心理學術語“記憶”，只要這些依然是個人且私密的。知識包含在舊石器時代的手斧中，既是有用的又是公共的（戈登·柴爾德：《社會與知識》，第11頁）。柴爾德承認知識或者意識是實踐的產物，它不是人的固有屬性，而是人們能夠進行交流的經驗積累的結果。經驗與實踐的區別在於經驗總是在記憶中，人的每一次實踐都會成為一個經驗的單元。實踐突出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強調人類創造歷史，而經驗通俗來講就是歷史本身。柴爾德的歷史認識是一種實踐的歷史認識，他認為能夠應用於實踐的知識是科學。柴爾德在《社會與知識》中寫道：“我現在寫的並不是一種考古學闡釋的協定，而是一種知識的哲學解釋。無論如何沒有人發現考古學有什麼實際的運用。但是我始終是一個考古學家，並且主張將科學這一名稱授予考古學積累的信息。作為一名史前史家，我註定會宣稱甚至在前文字時代也擁有科學或者知識，儘管考古學所揭示的是由這種知識所做的實際應用。”（戈登·柴爾德：《社會與知識》，第4～5頁）

馬克思指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力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34頁）語言是人類再現歷史的載體，語言能夠使人的感性直觀抽象化，將感性確定性的對象符號化。柴爾德認為語言最初通過直觀獲得，隨着後來的發展語言逐漸複雜化，語言與指示物之間沒有容易識別的相關性，這期間產生了隱喻關係。人類最初的語言所具有的意義很可能以感性直觀為基礎。詞彙“田鳧”（peewit）就是模仿鳥鳴而命名；佩吉特認為嘴唇在詞彙發音時呈現的形狀，或許在圖像上模仿所指的事物（戈登·柴爾德：《歷史發生了什麼》，第17頁）。人類語言的產生一開始就存在隱喻的關係，康德認為知性產生概念，這實際上是一種基於比較的空間思維，田鳧與田鳧的叫聲存在視覺感官與聽覺感官的隱喻關係，是一種對象與對象之間的轉換。語言的能指與所指之間事實上也是一種對象與對象之間的轉換，不過由於語言具有約定俗成的屬性，詞彙與指示物之間並沒有容易識別的相關性。無論詞彙多麼抽象，它最終的表達，都反映出它的直觀屬性。語言使人類能夠進行符號化思維，符號中所隱藏的隱喻關係是我們將精神轉化為現實的基礎。柴爾德探索了人類藉助語言進行思維的原理，推理被定義為一種無須經過實驗與經驗的物質性過程解決問題的能力。詞彙在腦海中的映象（即聲音或者説話時伴隨的肌肉運動的含義在腦海中的圖像）形成非常便於聯想的對應物。伴有輔助物的思考必定擁有抽象與普遍的品質，這種品質在動物中是沒有的（戈登·柴爾德：《歷史發生了什麼》，第19～20頁）。

柴爾德對語言思維機制的分析其實反映了文本歷史學回憶、（內）直觀、再現的認識模式，歷史研究者首先把文本中保存的回憶，轉化成頭腦中的映象，通過（內）直觀被感性所獲取，然後進入知性與理性思維，完成一種由符號向事實的轉化。考古資料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因而是人類思想的載體。這是柴爾德能夠對考古資料進行歷史闡釋的立論基礎。柴爾德以這些考古資料為研究對象，目的是反過來研究這些考古資料背後的人類行為。柴爾德認為考古學是歷史學的源泉，不能把它貶低成一種輔助性的訓練。考古學資料本身是歷史資料，並不單純是文獻記錄的插圖，正像任何歷史學家一樣，考古學者的研究任務，是根據時代和社會環境的產物及人類，來複原我們所居住的人類世界的形成過程（戈登·柴爾德：《考古學導論》，第3頁）。柴爾德對利用考古資料對人類行為的解釋或者説敍事是有限制的，意義的解釋必須在一定的場景中，或者説必須在一種相互的關係中。考古學客體的價值，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回答歷史問題，主要取決於它的場景（context）。大多數考古資料屬於已經發現的場景中———包含、位於或者同其他物品一起———的類型的例證，場景給予我們物品功能的線索，告訴我們物品對於他的製造者和使用者的價值（戈登·柴爾德：《重建過去：考古資料的闡釋》，第5頁）。考古資料的歷史闡釋不能超出場景所規定的範圍，在場景所規定的相互關係中，柴爾德描繪了人類活動的時間序列，同時也探索文化傳播的空間範圍。柴爾德的歷史解釋總是描述性的，他主要包括器物的功能判斷、時間判斷、以及使用者或者製造者是誰這三個方面。這種描述不涉及具體的情節性描述，我們只能從敍述中得到一種確定性的結論。

戈登·柴爾德是20世紀著名的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他對考古學、史前史以及歷史本身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進行歷史的規律性探索，始終強調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內涵。他對史前史領域的探索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國家起源理論的補充。柴爾德試圖尋找一種具有科學依據的歷史規律，這種規律不受文化背景的主觀性影響，柴爾德強調技術革命以及經濟發展在人類文明中的作用。例如新石器革命以及城市革命，這種方式受到了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影響。柴爾德是第一個同時運用清楚的考古學方法以及確定的歷史與社會學理論的考古學家。柴爾德根據考古學的分類方法進行了文化的分類，同時受到摩爾根與恩格斯時代分類的影響，進行了歷史分期。文化和進步是柴爾德史學思想中，重要的兩條歷史線索。柴爾德注重實踐，強調實踐的人對自然和歷史的連接。柴爾德的歷史與史學觀主要受到三種思想影響，即語言學、考古學、馬克思主義哲學。

柴爾德的興趣廣泛，在多個領域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柴爾德的歷史認識是實踐的歷史認識，他注重考古資料與文獻資料的互證，用感性的物質資料解釋歷史，利用了結果與過程之間存在的隱喻關係。布魯斯·炊格爾認為柴爾德勾勒出了20世紀80年代的後過程考古學所關注的認識論和象徵主義輪廓。吉姆·艾倫指出柴爾德著作的一個主要目標，那就是使考古學在歷史方面具有意義[吉姆·艾倫：《戈登·柴爾德的思想肖像》（Jim Allen，“Aspects of V.Gordon Childe”），《勞工史》（Labour History）1967年第12期，第52～59頁；芭芭拉·麥克奈倫：《戈登柴爾德的理論與方法》（Barbara McNairn,The method and theory of V.Gordon Childe:economic,social,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prehistory，愛丁堡：愛丁堡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4頁；布魯斯·炊格爾、莫文慧：《柴爾德與20世紀90年代的關係》，《江漢考古》2004年第3期，第87～93頁]。不同於極致的馬克思主義，也不同於極致的傳播論，柴爾德傾向於內部發展與外在聯繫共同影響了變化。柴爾德在同代人中獨一無二，不僅是因為他通過考古記錄進行歷史推斷，更是因為他直接對這些推斷的性質感興趣，即歷史闡釋與歷史解釋的興趣，意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解釋考古學資料[大衞R．哈里斯：《戈登·柴爾德考古學研究的當代視角》（David R.Harris,The archaeology of V.Gordon Child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9、78～80頁；布魯斯·特里格：《戈登·柴爾德的考古學革命》（Bruce G.Trigger,Gordon Childe Revolutions in Archaeology），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3頁]。柴爾德注重歷史的物質實在性，將歷史看作實實在在發生着的事情；強調歷史是一種秩序化的進步過程，柴爾德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是一種實在論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柴爾德將歷史學視為一門科學，注重經濟條件、社會生產力以及科學的應用在歷史變化諸要素中的優先作用，強調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趨勢。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