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

1957年09月--1961年07月，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學生；

1961年07月--1969年10月，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助教、留學生辦公室教師；

1969年10月--1975年11月，任江西省萍鄉市第二中學教師、黨總支副書記、副校長；

1975年11月--1979年08月，任江西省萍鄉市教材編寫組組長；

1979年08月--1980年04月，任江西省萍鄉市教育局教研室主任；

1980年04月--1982年07月，任江西省萍鄉市教育局副局長、局長；

1982年07月--1983年04月，任江西省萍鄉市委常委、副市長；

1983年04月--1985年06月，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其間：1982年09月--1983年07月在中央黨校培訓部學習）；

1985年06月--1993年03月，任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

1986年起，兼任中國中小學幼兒教師獎勵基金會副理事長、秘書長，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會長；

1993年03月--1994年05月，任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中央紀委駐國家教育委員會紀檢組組長，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國家教育委員會總督學；

1994年05月--1995年12月，任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中央紀委駐國家教育委員會紀檢組組長，國家教育委員會總督學；

1995年12月--1998年03月，任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中央紀委駐國家教育委員會紀檢組組長，國家教育委員會總督學；

1998年03月--2001年03月，任教育部總督學；

1998年03月，任第九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衞委員會委員；

2002年04月，被聘為國家總督學顧問； ^[3] 

2003年03月，任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教科文衞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教育交流協會會長。

中共十四屆中央委員、中共十四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

（全國）教育書畫協會顧問 ^[8] 

1957年，懷抱着對於教育事業的摯誠和對北師大的嚮往，家境貧寒的柳斌學長從江西萍鄉的小山村考入了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在四年的學習生涯中，一方面，因為各種政治運動的開展，導致他失去了很多寶貴的學習機會，但是另一方面，又在參與這些運動的過程中與青年教師同吃同住同勞動，獲得了較強的自學能力、實踐能力和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1960年到1961年間，柳斌學長曾在北京景山學校參與教育改革實驗，參與學校教師的集體備課，研究九年一貫制教材的教學工作。1961年畢業，因其學習成績優秀，在校表現良好，留校任教。

在北師大從教八年之後，1969年，因為面臨文革對中文系的巨大沖擊和夫妻兩地分居的生活困難情況，柳斌學長毅然決定從師大調回家鄉萍鄉二中教書。然而正是在師大的十二年的時光，為他日後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69年，調回家鄉教書的柳斌開始他在基礎教育第一線的工作。在短短的幾年間，他從一名普通的語文老師，迅速成長為語文教研室主任，再到年級組指導員，很快又被提為副校長，柳斌在語文教學上的傑出成就得到了學校師生的認可。

1974年，全國開始復課鬧革命，但又苦於沒有教材，於是抽調大批教師參與編寫教材。柳斌也被抽調到萍鄉市中學教材編寫組擔任組長，承擔編寫江西省語文教材的任務。在北師大學習期間就曾參與教材編寫的柳斌學長對此可謂是得心應手，與此同時，還對當地的教師進行培訓，為他們上課，恢復被文化大革命破壞了的教育教學秩序。1977年高考恢復之際，萍鄉市教育局長又找到了柳斌，詢問考試組織和試卷評定等相關工作。又是在師大工作的八年中參與高考評卷的經歷幫助他成為了萍鄉市文革後首次恢復高考的主持者。

這一次高考的閲卷經歷，幾乎成為了柳斌的事業生涯的轉折點。在主持閲卷工作的過程中，柳斌細心地查看了學生的答卷，發現了文革十年浩劫給教育戰線造成的嚴重後果，他花大量時間把典型的問題記錄下來，整理出了厚厚的材料。最後，他就答卷中的問題案例做了四個小時的評卷報告，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幫輕視人才輕視知識的愚昧和錯誤，報告震動了全市，四小時的報告座無虛席，聽眾注意力高度集中。他也因此得到了市政府和教育局的讚許和認可，被迅速提拔為教育局副局長，後提升為局長。面對着文革十年衝擊後留下來的教育的爛攤子，柳斌起早貪黑地應對大量繁雜的政務工作，如大批骨幹教師要求退休讓子女頂替參加工作、工資凍結長達二十年之後首次恢復調整工資，但只能有40%的人可以入圍時的激烈爭奪、平反冤假錯案、改正錯化=劃右派等重要而又複雜的問題，等等。在那段時間裏，幾乎早上一起牀就有人在外面排着長隊等候他辦公，不管是在路上、辦公室，也不論是飯前飯後，柳斌學長時時刻刻都在為各種緊迫的事務操勞，任勞任怨的日子，也讓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幾近崩潰。

1982年，身心疲憊的柳斌遇上了國家幹部“四化”的機遇，由於符合“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要求，他被選為萍鄉市副市長。同時，也使他有了前往中央黨校參加學習的機會，在那半年的時間當中，輔導員黎大姐曾要她寫一篇文章談對教育的看法。於是，柳斌總結他從事教育事業二十年來的情況，結合1977年他參與高考評卷時的報告，對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國的教育教學制度，提高教育質量和效益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淺出的探討。

在中央黨校學習半年之後的1983年初，被任命為江西省副省長，主管科教文衞體工作。時隔兩年後，柳斌又被任命為當時新組建的國家教委的副主任。

對於基礎教育面臨的種種困難，柳斌在調查研究之後，和他的同事們一起向財政方面提出了“三個增長”，而且爭取寫入了國家的法律，這就是：一、“政府用於義務教育的經費要逐年有增長”，二、 “教育經費的增長要高於財政收入增長的比例”，三、按“學生人均的教育事業費和公用經費要逐年增長”。同時也提出了“財、税、費、產、社、基”多渠道籌措資金的辦法，爭取由國務院出台了教育集資、教育附加等重要政策。

這樣的努力，柳斌學長依然還在繼續，隨着形勢的不斷髮展，他也在不斷地思索新的改革辦法。在面對税費改革後出現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緊缺的問題，他不斷調研，積極思考解決問題的辦法，並向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多次提出解決此問題的思路與辦法，提出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應由中央、省、市、地、縣共同分擔，以中央、省級財政為主並由省級政府統籌落實的新機制得到了中央的認可，最終導致了2005年12月《國務院關於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通知》的出台。

除了對教育經費問題的重視，柳斌學長還為國家的“雙基”目標的實現作出巨大貢獻。

早在1987年，他在一次談話中，講到義務教育的性質時提出了“國民素質教育”的口號。此後，他先後就這個問題撰寫了數十篇文章加以闡述，並出版了兩本專著。在國家教委和他個人的不懈努力下，素質教育最終被人們所接受，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了《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使素質教育最終成為指導中國教育的重要思想。 ^[7] 

文藝短論：《魯迅先生的反帝鬥爭精神》、《漫話對偶》、《喜讀“待客”》、《“荔枝蜜”及其他》，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新聞業務、北京文藝等刊物上得到發表。

主要著作：《關於基礎教育的思考》、《關於素質教育的思考》、《柳斌談素質教育》（北京師範大學.1998年）、《心露集》（柳斌詩詞）。

主編書籍：《中國著名特級教師教學思想錄》、《小學教師之友》、《古詩詞誦讀精華》、《中國教師新百科》、《中學教學全書》、《民間文學史》（合編）等。 ^[2] 

《科教興國戰略首先落實在義務教育上》、《再談人生識字聰明始》.《人民教育》.2001年 ^[4] 

《提升學生素養是基礎教育之本》.《中國教育報》.2015年10月21日 ^[5] 

參加編寫中國第一套九年一貫制教材等當時熱烈的教育改革活動。

柳斌擔任國家教委副主任以來，在國家教委黨組領導下，主持制定《義務教育法》（1986）和《教師法》。

先後擔任《義務教育法》、《教師法》、《未成年人保護法》三個法律草案領導小組組長，組織並參與了這幾部法律的起草工作；同時主持制定了《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還參與制定《教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通用語言文字法》等法律。 ^[6] 

2010年12月22日，柳斌在天津舉辦的全國基礎教育“未來教育家”論壇主題演講中指出，當前，我們的教育存在的問題不少，急功近利就是一個既十分普遍又十分嚴重的問題。

柳斌説，浮泛的心態，躁動的情緒，驅使許多地方的領導者、校長、教師、家長湧入功利大潮，不能自拔。教育是百年大計的長期事業，急功近利、爭名奪利、揠苗助長、商業炒作對於育人來講禍害無窮。展望當今的教育現狀，分數承載了太多的期望；學習承受了太重的壓力；童年揹負了太沉的包袱。在不少地方，學習活動常常遠離了學習者的現實生活；整齊劃一的學習任務，偏離了學習者的興趣、愛好、自主性以及能力差異；學習活動的要求常常違背學習者身心發展的規律。

柳斌認為，解決教育急功近利的問題，關鍵在於：一要改革人才培養和管理的體制；二要轉變教育觀念，改革育人模式；三要形成有利於人才大量湧現的社會文化環境；四要建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勞動人事制度。 ^[6] 

柳斌忠誠於國家的教育事業，情繫杏壇，志在育人。被讚揚有創見，有魄力，針對中國教育存在的種種問題，實事求是地予以解決，工作既轟轟烈烈又紮紮實實，認為他是教育界的代言人，為中國教育史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