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維騏

正德十一年(1516)，維騏中了舉人。嘉靖二年(1523)，登進士第，授南京户部主事，引病告歸。時張孚敬當權，規定：“京朝官病滿三年者概罷免”。他恰在罷免之列，從此，無意仕進，潛心讀書，以“明道著書”為己任。四方從學者先後達四百多人。當時，讀書人往往“竊禪學以掩孤陋”。維騏有感於此，作《左銘》和《右銘》諷喻世人，並著《講義》二卷，教人實志、實功、實用，而以“誠”貫其始終。又和生徒辨析良知之學，講解儒家經傳，寫成《經義答問》一書。

中經倭寇之亂，住屋燒燬，生活十分貧困。部使者李元陽、巡撫譚綸等，多次上疏論薦，但他都沒有出來做官。隆慶元年(1567)，給事中岑用賓和御史尹校又疏薦他“可備著述”，終以年老，授承德郎致仕。

萬曆二年(1574)，維騏病逝於家，終年77歲。今東巖山下柯氏宗祠，即維騏當年著書之處，大家稱之為柯氏修史堂 ^[1]  。

元代官修《宋史》，“其文繁猥特甚，敍事舛謬疏略”，久為史學界所非議。他將《宋史》和《遼史》《金史》合為一書，“尊宋為正統”，“遼、金附之”。敍宋亡迄於祥興，為益、衞二王作《紀》，“擊異訂訛”，歷時二十年寫成，合二百卷，名為《宋史新編》。康大和在《後序》裏贊其“得敍”、“得要”、“得體”、“得義例之精”。對於司馬遷的《史記》，維騏認為“班氏譏評爽實”“少孫補綴亂真”，都加以辨正，作《史記考要》十卷。又續鄭嶽的《莆陽文獻》作《續莆陽文獻志》二十四卷。所著尚有《藝餘集》《雜著》以及《河汾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