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林德布洛姆

林德布洛姆的制度分析框架是對古典的自由主義和多元主義思想的有效性的一個重新認識。在此，有必要簡要介紹古典自由主義和多元主義的理論基礎和主要流派。

20世紀50年代多元主義在政治學中居於主導地位，主要代表是羅伯特·達爾、尼爾森·帕斯拜、大衞·瑞斯曼和阿諾德·羅斯。多元主義的基本觀點：權力散佈於許多相互競爭的利益羣體之間。政治是一個由競爭著的利益羣體組成的領域，且權力有許多的來源，包括財富、神授特權、政治職務、社會地位、教育等。多元主義更適用於多元化的、不同種族的和競爭的社會，而非傳統的、獨裁主義的社會。多元主義者並不認同整體的權力精英的存在。相反，他們認為許多社會精英和其他利益羣體互相競爭，但沒有哪一個羣體足夠強大到獨享權力。衝突是存在著的，但也是可以在社會體系內部得到解決的。羅伯特·達爾的最初的多頭政治的含義是權力有許多中心。多元主義是多頭政治的一種方式。多元主義認為政治資源在一個多頭政治或多元主義的社會里是分散的。但這種分散，並不意味著政治資源是平等分派的。

但正如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政體》(1835)中對美國的政治多元主義進行的分析：他看到了美國民主的分散，而在當時的歐洲很少見。他特別提到了貴族政治的衰落和自願組織的增多，這種組織他認為是一種對抗中央聯邦政府權力濫用的反對力量。權力的多元化以及自治組織的增多起到了市民與政府間的中間人的作用,而且阻止了全面權威的國家的出現。林德布洛姆也有相同的見解，他認為多元主義並不能解釋所有國家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在發達國家中多元主義的發展也不均衡。

20世紀70年代至今，是古典自由主義復興的時代。對於古典自由主義所提出的經濟自由原理，除了我們熟悉的新古典學派從資源配置方面進行闡述以外，當代的奧地利學派、貨幣主義學派、產權學派、新制度主義學派和公共選擇學派等，都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論述。事實上，哈耶克、弗裏德曼、布坎南等不同學派的自由主義學者也多次聲明自己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堅持。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經濟學並不是最重要的，其終極的目的，不是捍衞市場或某種經濟制度，而是要捍衞自由，自由不僅是思想的自由，行為的自由也跟思想自由一樣重要。哈耶克的這番理解也是針對20世紀的歷史經驗有感而發的：“20世紀的政治發展所提供的最有意義的教訓大概就是，在我們已經知道的所謂極權主義制度中，對生活的物質內容的控制，使政府也擁有了深入控制思想生活的權力。”因此，“沒有經濟自由，則個人的與政治的自由無法存在。”正是因為經濟自由如此重要，所以自由主義才會一貫地主張市場經濟。在古典自由主義看來，市場不僅有著政府無可企及的效率，而且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競爭制度至少為每個人提供了某種程度的獨立和自由的保證，它允許人們去追尋自己的價值，允許每個人在日常的生產、消費活動中自由地運用他們擁有的具體知識，通過價格機制的信號做出形形色色的決策，並在法治框架內互相協作，從而使複雜社會中成千上萬個人的各種各樣的慾望和需求得到有效的滿足。相反，集中的計劃經濟或者實施廣泛政府幹預的所謂“混合經濟”，則強迫目標不同的人們共同追求一個單一的具體目標，阻止個人“按他們自己的方式為自己的利益行動”，這實際上是不允許個人“為自己的目的運用自己的知識”，特別是不允許個人擁有私人財產和生產與消費的自由。況且，賦予政府強大的權力，

由此，可以看到，古典自由主義對政府的認識是與對市場的認識緊密結合的，實際上，是在逐漸理解市場功能的同時，逐步認識到政府的侷限和作用，從而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認為如果賦予政府強大的權力，讓其建構其有限理性所根本不能及的秩序，很容易導致災難性的資源浪費和極權主義，20世紀蘇聯與東歐的經濟失敗，以及意大利、德國建立的個人獨裁和法西斯主義，就是慘痛的教訓。針對此現象，林德布洛姆分析、比較了20世紀80年代以前主要的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的類型，相互關係即各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試圖為現代多元社會的發展尋求一個比較滿意的未來。他主要以歐美、蘇東、南斯拉夫、中國和古巴為研究對象，深入探討成型及成熟的世界主要的政治經濟制度的結構、組織方式及其意識形態，尋找各種體系的異與同，客觀分析他們的起源、現狀及走勢，比較評説它們的成就和缺陷，認為市場與政府並不能區分出孰優孰劣，他在《政治與市場》一書中開門見山地列出了一張清單，闡述二者都有無法彌補的缺陷，它們之間不是互相替代，而是相互補充。

林德布洛姆對制度的功能給予了恰當的定義。但他並沒有研究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而是更為廣泛地研究制度對於提高人的生活質量的作用：人們“可以利用什麼樣的政治──經濟機制，來保持──實實在在地擴展──地球上人類的生活質量”，將制度的定義擴展到政治、經濟和文化。

他在分析制度時，沒有重點談論制度分析的源頭和走向，而是解剖和分析制度的基本層面，將比較經濟學和比較政治學兩大學科的對象和方法巧妙地結合使用，嫺熟地貫穿制度分析的始終。他開創性地避開了傳統的自由主義和多元主義的市場與政府、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精英與多元的分析套路，相反，他從權威（政府權力）、交換（市場關係）、説服（訓導制度）三種範疇出發（他稱之為“要素”），建構、顯示和比較人們平日熟悉的各種政治-經濟組織構造的異同。林德布洛姆認為，這三者是任何政治──經濟制度進行社會控制的三個最基本的要素，只是每個社會在運用這三種要素時的側重點不同，形式也有很大差異。

他主要從實證的角度對西方自由主義民主制度進行論證，認為市場取向的私有企業制度與多頭政治的權威制度結合的制度，也就是現代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制度是比較合理的政治經濟制度。但在這種政治經濟制度中，仍存在著一個高收入、有權威、在社會中備受優待的階級，這個階級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向大部分人民灌輸了他自己喜歡的態度、信仰和決斷。這種灌輸的結果，導致多頭政治中的和市場制度中的循環。這種循環即使沒有使大眾化控制癱瘓，也使它受到了極大的削弱。因此，他得出結論：西方現代的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儘管並不是一個很好的制度，但並沒有一個比它更好的制度能夠取而代之，與人類迄今為止所經歷過的其他任何制度相比，這種制度實際上是糟糕程度最小的一種。那麼，怎樣的制度是最優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弄清楚：制度到底是一個選擇的問題還是一個生長的問題？生長於西方文明中的制度，是否能夠移植到其他文明的國家之中？

發展中國家在制度選擇與借鑑的過程中通常會迷失自我。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要想擺脱欠發達狀態，對發達國家制度的借鑑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借鑑時要以“我”為主，不喪失自己的個性。只有這樣，制度變遷才會沿著一個健康的道路發展。但是，有不少發展中國家，在借鑑中喪失了自我，把某些發達國家的制度模式、制度結構原封不動地照搬到自己國家中來，其結果是欲速則不達，反而陷入長期的動盪與混亂之中，造成發展的停滯與倒退。這也從反面説明，制度不僅是選擇的，而且還是內生的。

由於權威制度與市場制度均存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因此，對一個社會來説，偏向任何一方，都會出現嚴重的不良後果，兩種制度存在著有效的互補性。但是，不論是市場制度還是權威制度，都不是單一的模式，而是呈現出多樣化的態勢。

基於現實中的兩種基本對立的制度，林德布洛姆在《政治與市場》的第19章“兩種模式”中，抽象概括出兩種貫徹不同理念的制度模式，並進行了客觀的評價。模式I是知識指導型，它對理性認識能力的無限性，理論的科學性抱樂觀態度；對真理標準的唯一性堅信不疑，對社會的整一性和終極的和諧性抱有幻想；其認識主體是知識精英，看中他們對真理的發現。模式II是偏好引導型，它對認識能力的無限性和理論的可靠性持悲觀和懷疑的態度；寧可將大眾的願望作為認識的標尺，重視甚至設計社會衝突而認為終極和諧是不存在的；其認識主體是世俗大眾，鼓勵他們在選擇和探索生活上的首創性等等。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是兩個有力的例證。他比較偏好模式II，但主張摸索多種模式互補的出路。

可見，林德布洛姆的觀點是把一元型認識論整合到多元型認識論的框架中，這種思路本身具有方法論的意義：他並沒有簡單地否定模式I而肯定模式II，而是將兩種模式通過互相作用、控制、協調而最大程度地整合為一個新認識模式 III。在這個模式中，控制、交換和協調三個基本概念通過不斷地比較和試錯而漸趨完善。不過，他認為整體地把握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甚至社會與自然的關係並達到統一和諧，是過於雄心勃勃的人類幻想。這幻想雖然具有人道德價值，但與人類現實認識、實踐能力不協調。較現實的途徑是對這類關於整體的總趨勢的決策應是漸進性的，是在不斷試錯中找到最優解。這樣做的優點在於：

1、決策所選擇的方案與現實狀況相差不大，可以預測；

2、在一時無法搞情人們的各種需求時，漸進方案會議不斷嘗試的方式，找出一種滿意的結果。

3、易於協調各種相互衝突的目標，不會因遠離原有目標，搞亂了原目標間的秩序；

4、漸進方式可以幫助人們檢驗所作的抉擇是否正確，特別是在複雜條件下，可以孤立某些因素，比較其利弊；

5、漸進方式比較穩妥，容易控制，能夠及時糾正錯誤，不會造成大起大落的狀況。

《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是林德布洛姆教授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也是當代西方比較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名作之一。這本書主要以歐美、蘇東、中國和古巴為經驗對象，研討林德布洛姆所講的成型及成熟的世界主要的政治經濟制度的結構、組織方式及其意識形態，尋找各種體系的異與同，客觀分析它們的起源、現狀及走勢，比較評説它們的成就和缺陷。與西方現代政治學的許多“純理論”的經典不同（如阿爾蒙德、達爾、亨廷頓等人的作品），也有別於比較經濟學——這一學科作為成熟的形態是在60年代才剛剛崛起——的許多重要成果，林德布洛姆的這本書把比較經濟學和比較政治學兩大學科的對象與方法巧妙地結合使用，嫺熟地貫穿制度分析的始終；作為一部“毋寧説更多地是經驗的”著述，作者卻同時獨闢蹊徑地在理論和研究手法上提出了新的內容：例如，在政府（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一“個案”式的主題下面，林德布洛姆教授避開了傳統的市場與計劃、“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集權（集中）與分權（分散）的分析套路，相反，他從權威（國家權力）、交換（市場關係）、説服（訓導制度）三種範疇出發（他稱之為“要素”），建構、顯示和比較人們平日熟悉的各種政治—經濟組織構造之異同，並闡發了一系列既有特色又有內在邏輯的命題（論點），如：西方多頭政治中趨於明顯化的大眾化控制的循環；實業界在市場經濟內的特權地位以及市場制度的雙重領導權；西方的政府和公司在計劃和管理上不同於“東方”的創新；權威方式與説服方式（訓導式“教育”）的並用與差異（尤其在他所説的“共產主義制度”——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應用）；市場社會主義的長處、限度以及它在東西方的經驗對照（林德伯洛姆取70年代的南斯拉夫、一定程度上還有當時的匈牙利為這一實驗的範例）。邏輯和分析當然有時令人殫精竭慮，但教授在書中列舉的大量饒有趣味、生動形象的事實證據以及鮮明且一以貫之的線索，想必會給勤于思考、擇善固執的讀者帶來仔細閲讀的興致。

當然，必須強調的是，作為一個生長在美國的資產階級思想家，林德布洛姆無論是政治價值觀、或知識的背景，還是觀察事物的立場、乃至詞語的使用法，都與我們中國讀者大相徑庭，在不少問題上存在偏見甚至謬誤；這一切，相信明智而有耐心的讀者能夠以正確的態度批判鑑定。　作為政治學家和比較經濟學家，林德布洛姆教授涉獵廣泛且著述眾多，主要作品有：

《合併與資本主義》（1949年版）；

《政治、經濟和福利》（1953年版，與R．A．Dahl合著）；

《決策戰略》（1963年版，與D．Brybrooke合著）；

《民主的知識》（1965年版）；

《決策過程》（1968年初版、1980年再版）；

《政治與市場：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制度》（1977年版）

《可用的知識：社會科學和社會問題的解決》（1979年版，與D．K．Cohen合著）。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