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立基

柏立基在1906年6月3日出生於蘇格蘭愛丁堡。父親名叫羅伯特（Robert Black），母親則名叫嘉芙蓮 （Catherine Black），祖籍蘇格蘭斯特凌郡波蒙特（Polmont）。柏立基早年入讀位於愛丁堡墨奇斯頓（Merchiston）的喬治華生書院（George Watson's College），後來升讀愛丁堡大學，主修歷史，於1928年畢業。 ^[1] 

柏立基畢業後曾考慮加入印度的殖民地政府，但最終決定在1930年加入馬來亞的殖民地政府。他最初在當地擔任三洲府總督金文泰爵士的私人秘書，後因不滿金文泰為人傲慢而請求調職，轉到其他部門工作。在1939年，柏立基獲委任到特立尼達出任助理輔政司，未幾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於是又調返馬來亞。柏立基在二戰期間曾經入伍，至於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日軍開始對英國在遠東的殖民地展開侵略，柏立基遂在1942年年初被委派到情報兵團，不久又被軍方委以重任，參與“43號特別軍事任務”。

然而，到1942年1月31日，日軍攻下馬來亞全境，共擄獲50,000名戰俘，當中包括柏立基。淪為戰俘後，柏立基一直被關禁於馬來亞的戰俘營，據記載，柏立基在營中閒時主要靠唸詩度日，他早年熟讀過不少華茲華斯的詩文，結果這就成了柏立基的“良伴”。隨着日本在1945年8月宣佈無條件投降，他亦從戰俘營獲釋。

在多年以後，柏立基出任香港總督，當時日本政府當局為與他修好，希望他不計當年在戰俘營所受之苦，於是特地派代表到香港，邀請柏立基接受大阪市名譽市民的榮譽。柏立基雖然表面上接受，但最後卻推讓他的副官接受殊榮，反映柏立基仍未忘記當年日軍之侵略。

柏立基在1946年重新回到殖民地辦公室工作，戰後他曾經在北婆羅洲出任副布政司達6年之久。而在1948年和1949年，他又先後獲英廷頒授MBE勳銜和OBE勳銜，當中，MBE勳銜更是為了表揚其戰時軍功所賞。 ^[2] 

在1952年2月，柏立基抵達啓德機場，這是他第一次到臨香港，出任輔政司之職。他在任內的地位可説是舉足輕重，除協助時任總督葛量洪爵士着手處理經濟事務外，他更曾三次署理港督職務。但另一方面，柏立基同時也面對不少難處，當中包括“新中國”成立以來大批湧港的難民，他們對香港社會帶來沉重負擔；以及韓戰爆發後，美國實施禁運對香港轉口貿易造成的打擊。

柏立基的上司葛量洪爵士對香港政府的官僚作風一向沒甚好感，他除了認為政府作風過分官僚刻板外，“那些像輔政司和企業總裁一類的重要人物更似乎和浮跨風氣脱不了關係”。可是，葛量洪這番話不是指柏立基，相反，柏立基為人沉實之餘又富幽默感，他在殖民地二十多年的服務生涯也為他帶來不少經驗。無論如何，柏立基在任輔政司頗得英國方面的賞識。他在1954年12月獲任命為星加坡總督，但一直留任輔政司至1955年3月才正式卸任。

柏立基卸任香港輔政司後隨即到新加坡，接替列誥爵士為第3任星洲總督。儘管得到擢升，但事實上柏立基遇到的卻是嚴峻考驗。由於新加坡人民已經不再支持大英帝國的統治，當地除政局不穩外，要求獨立的暴動和工潮亦此起彼落，獨立的呼聲之高乃前所未有。

1955年，新加坡依照新的憲法，在4月6日產生出首位首席部長，由勞工陣線的大衞·馬紹爾出任，使總督的權限遭進一步削弱。馬紹爾上任後與巫統及馬華公會組成聯合政府，繼續主張新加坡走向自治。沒多久以後，馬紹爾更向柏立基要求增置4個副部長級職位，可是柏立基只答應增開2個，結果馬紹爾曾一度以辭職相要脅。後來適值《緊急法令》將在1955年7月21日過期，柏立基希望借立法局通過延長法令，馬紹爾則再次討價還價，動議要求英國當局要在最短時間內讓新加坡自治，事後動議得到通過。

在1956年4月，馬紹爾在倫敦與英國政府就新加坡自治所進行的談判宣告破裂，馬紹爾於是宣佈辭任首席部長，並由林有福在同年6月8日接任。林有福任內大力鎮壓新加坡境內的左派分子，結果觸發1956年10月的大規模華裔學生暴動。在亂事中，林有福得到柏立基與警隊的協助，以武力大力進行鎮壓暴亂分子。英國事後對林有福的強硬作風頗為認同，並認為新加坡的內政安全得到保證，於是決定在1957年3月展開新一輪的自治談判。最終，林有福成功與英方達成自治協議，當中英方除了同意在日後增加立法局議席和選民人數外，又同意讓新加坡成為自治政府，由總理和內閣主理國防外交以外的所有事務。至於昔日總督一職將會由“元首”取代，這意味着柏立基所擔任的總督職位即將要廢置。 ^[3]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行動黨的李光耀在柏立基任內曾經多次成功化解工潮，據瞭解，柏立基因此對李光耀頗為賞識，而且對其號召力留下深刻印象，又曾相信他最有能力領導一個獨立的新加坡。至於李光耀本人在柏立基卸任總督後繼續帶領人民行動黨，而且自新加坡在1959年成為自治邦開始，就一直坐擁總理職位，一直到1990年才辭任，不過他之後仍然是新加坡的資政，緊握大權。

英國政府對柏立基在任星洲總督期間所作的管治表示肯定，結果柏立基在1958年1月改任香港總督兼駐港三軍總司令，接替在任達10年的葛量洪爵士。柏立基曾任葛量洪的輔政司，而且葛量洪在任時的聲望也十分之高，為了不比葛量洪遜色，柏立基曾感到了一定的壓力。

受惠於葛量洪時期製造業的急速萌生，柏立基上任港督時的香港，經濟正穩步增長，漸漸由昔日的轉口港轉型為以製造業為主的出口港。在1950年代末期，港府的收入每年已多達4億港元（到1960年代末期更突破10億港元），在1959年，全港受僱於製造業的人士為數約217,600人。同時在1960年進港貿易的船隻多達38,625艘，總噸位約為34,886,416噸，而出口貿易總額在當時為2億港元，5年後在1965年更已增長一倍至4億港元，可見製造業在本港有長足的發展。

柏立基任職港督不久便向立法局宣佈香港取得“財政自主權”，以後港府無需再將其預算交予倫敦審查，而在經濟事務方面，日後無須再在經濟決策上徵得殖民地大臣的同意，港府可以獨立自主地訂立自己的經濟政策，殖民地辦公室亦只會在香港對外借貸的事務上作出干預。香港擁有“財政自主權”後，郭伯偉爵士於1961年在柏立基的政府出任財政司之職，他在任時採取了以“自由市場”為主導的經濟政策，在日後更漸漸發展成“積極不干預政策”，併為歷任財政司所奉行。 ^[4] 

隨着香港製造業的發展，香港工業總會亦在1960年成立，以進一步推廣香港的工業；而另一方面，工人人數的增長，使柏立基在1961年通過法例，引入了有薪假期和法定工時等措施，保障工人權益。

工業發展也使香港的中產階級人數不斷上升，使市場對半山和銅鑼灣一帶的住宅樓宇需求也十分殷切。與此同時，當時中環也新建成了不少商廈和大型酒店，而面對商用土地不敷應用的情況，有人甚而建議拆去中環的督憲府，將之遷到馬己仙峽道，而督憲府原址則興建酒店，不過，柏立基對此卻加以反對，認為督憲府不可遠離其行政中心。

1958年，毛澤東在中國大陸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實行“三面紅旗”，結果導致了內地工業停頓，農產歉收，並觸發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另一批湧港的難民潮。在“大躍進”期間，由於中方派兵嚴守中、港邊境，向意圖越境到港的人士開槍射擊，所以難民人數處於穩定的數字。可是到了1962年，中方突然開放邊境，於是一時間出現了大規模的難民潮。在1961年的時候，香港人口為250萬，而到1964年年初已達300萬，是開埠以來一個十分顯著的升幅。人口的上升，對本港的市政、住房和教育各方面都造成了很大壓力，遂促使柏立基進行了不少社會建設。

柏立基繼承了葛量洪爵士的方針，繼續興建公共房屋，到1962年，他更推出了“廉租屋計劃”，為50萬名來自中、低收入的家庭的人士提供住房。盡然柏立基大力興建廉租屋，但徙置區和寮屋在他任內仍然是十分普遍的。

另一方面，在他任內，金鐘添馬艦一帶開展了填海工程，以騰出更多海旁土地；而位於中環的香港大會堂和九龍的伊利沙伯醫院亦先後在1962年和1963年落成啓用。香港大會堂是舊大會堂在1933年拆卸以來，香港第一所的大會堂，而大會堂內更設置有市政局的會議場地，和香港第一所公共圖書館。柏立基曾對大會堂的落成頗感到自豪，他認為大會堂“不會是税項與利率的負擔，而是這城市中，藝術與社交生活的夥伴”。

任內曾經興修達200所學校；至於在高等教育方面，柏立基也是不遺餘力，他曾增加對香港大學的撥款，使不少學系的收生人數有雙倍的增長，讓港大從戰後的蕭條恢復過來。另外在1959年的時候，柏立基曾邀請富爾敦（J. S. Fulton）來港考察高等教育情況。富爾敦事後建議香港大學開設中文部，但被港大拒絕。於是他改而提出把當時的三所中文專上學院合併，以組成中文大學。富爾敦的建議得到柏立基準許，籌備工作隨即於1961年6月正式展開。在1963年10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學正式成立，這是香港開埠以來第二所大學，柏立基在中文大學成立後出任大學的校監，並且獲大學校方頒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5] 

香港在1950年代曾經有不少改革呼聲。當中，香港的主要政黨香港革新會和香港公民協會曾在1960年聯合前往倫敦，要求當局進行憲制改革，以及大幅增加行政、立法兩局的市民代表，可是，當時的殖民地事務大臣卻以香港政制“不能有大幅轉變”而斷然拒絕。不過，總體而言，在柏立基治下，香港的政制實際上是有變革的。

自從香港重光以來，港府就一直推行公務員本地化，並在1946年首次以華人徐家祥出任今日相當於政務官的職位。而到1961年的時候，香港政府中出任高級職務的華人為數730人，佔所有高級別公務人員的40%，在翌年1962年，柏立基又批准90名在本地招聘的華裔公務員前往海外深造。柏立基認為，香港作為一箇中國人占人口多數的商業城市，讓更多華人去管治這個城市是理所當然的，而他推公務員本地化亦只是“盡為帝國服務之任矣”。

在卸任總督前夕，柏立基又同意進一步增加行政、立法兩局的議席，調升非官守議員人數在兩局的比例。可是這些改革未能及時在他任內達成。

在1960年、1961年和1962年，香港曾先後遭颱風瑪麗、愛麗斯和温黛吹襲。這三個颱風都曾使香港天文台掛起十號風球[1]，並對香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壞。不過緊接着颱風連年襲港後，香港卻在1963年6月遇上了嚴重的旱災，港府曾經一度實行“4日供水4小時”的政策，使得大批市民在街邊輪候食水。

為解決食水供應緊張的問題，早於1956年動工的石壁水塘在1963年落成啓用，而柏立基在1959年的時候更拍版興建船灣淡水湖。船灣淡水湖的構思是興建兩條堤壩把島嶼連起來，然後抽走海水，建成水塘。這在當時而言是劃時代的工程。淡水湖工程在1960年展開，工程浩大，歷時8年至1968年才告竣工，工程共花耗4億港元，而存水量則為一億七千萬立方米。

雖然興建水塘可以增加儲水，但由於興建需時，一時三刻之間不能濟燃眉之急，於是柏立基亦設法與中國大陸當局商討購買東江水。柏立基與大陸當局的關係一直處於穩定狀態，促使港府與廣東省政府在1960年11月15日達成協議，由深圳水庫每年向港供水50億加侖。到1963年，柏立基與內地政府達成進一步協議，開展了東深供水工程，工程後於1965年1月完成，而根據港府與內地在1964年4月22日所立的協議，廣東省政府在1965年3月起每年向香港供水不少於150億加侖，摺合即每天供水約6,200萬加侖，售價為每1,000加侖1.06港元。自東江水輸港以後，香港的食水供應有了保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項工程曾經因為1963年的大旱而延誤，不過當時廣東省政府在天旱期間仍准許港人於珠江口取水，以濟水荒。

1964年4月1日，未有續任的柏立基正式卸下香港總督一職，與家人返回英國。其職務由時任輔政司戴斯德署理，到1964年4月15日正式由戴麟趾爵士接替為第24任港督。 ^[6] 

柏立基返回英國後，繼續有出任政府公職。自1964年至1982年，他曾在英聯邦國殤紀念墳場管理委員會中出任委員之職，而自1975年至1978年之間，他亦曾擔任英國保險公司——神職、醫療與大眾生活保險學會（Clerical, Medical & General Life Assurance Society）的主席職務。另一方面，柏立基在1965年至1973年是大不列顛社會服務網絡的主席，後來在1973年至1982年則改任總裁。

柏立基卸任港督後甚少返港，據瞭解，他只曾經在1970年代初重臨過香港。晚年的柏立基退居於伯克郡雷丁（Reading）一處兩層高的鄉間宅第。雖然他甚少返港，甚至香港在1997年迴歸中國的時候也沒有重臨舊地，但據他的長女芭芭拉透露，柏立基實際上仍然是十分關心香港，對香港的事務也十分關注。當中，柏立基曾表示特區政府在大嶼山興建迪士尼樂園是一個“瘋狂”的提議；他認為政府在此大灑金錢，卻不一定得到回報。

在1999年10月29日，柏立基於雷丁的丹尼丁醫院（Dunedin Hospital）去世，享年93歲；他是繼第2任港督戴維斯爵士在1890年以95歲之齡去世後，歷史上第二長壽的香港總督。柏立基去逝後，香港報章多有撰文悼念，而時任特首董建華和前布政司鍾逸傑爵士亦對其逝世表示哀悼，其喪禮隨後於11月8日在伯克郡的逸騰敦（Yattendon）舉行，並由前港督衞奕信勳爵宣讀悼文。

柏立基在1937年與安柏立基（Anne Black，又譯柏顏露絲）結婚，安柏立基娘姓為史提芬遜，曾獲CStJ勳銜，後於1986年逝世。柏立基與安柏立基共有兩名女兒，長女名芭芭拉（Barbara），幼女名嘉芙蓮（Catherine），兩人在幼年時皆隨父母來過香港；當中，長女芭芭拉雖然在1964年與家人返英，但復於1974年隨丈夫工作而來港定居至今，並在香港生有3名兒子。 ^[4] 

新加坡植物園內所植的腎藥蜻蜓蘭的英文學名為“Aranthera”，簡名為“Anne Black”，正是以安柏立基命名。

在1963年香港旱災的時候，柏立基爵士所處的督憲府亦受波及，據其長女憶述，當時洗水間盡地放滿裝水的水桶，很不方便。

柏立基爵士的興趣包括步行和釣魚。此外，他也是東印度會的會員

M.B.E.　（1948年，軍事）

O.B.E.　（1949年）

C.M.G.　（1953年）

K.C.M.G.　（1955年）

G.C.M.G.　（1962年）

K .S t. J. 　秘魯大十字功績勳章

香港大學　（1963年）

香港中文大學 （1964年）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在1960年由鄧肇堅爵士等人創立

香港大學柏立基學院：於1967年成立，內置有柏立基爵士堂

柏立基教育學院：現已合併到香港教育學院，仍有柏立基堂

柏立基夫人健康院：位於北角七姊妹道

柏立基健康院，位於新蒲崗太子道東，內設柏立基母嬰健康院與柏立基美沙酮診所

柏顏露絲賓館，位於何文田，由YWCA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