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塘教案

天主教傳入博羅縣，則始於1860年。博羅地處廣東東部的珠江三角洲地帶，距離當時傳教士雲集的香港較近，因此，傳教士比較方便進入該地區。“縣中耶穌教始於咸豐十年，英教士開其先。同治元年，法神父繼其後。”1862年，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首先在博羅縣城北上塘街建天主教堂開始傳教。到1898年，“博羅縣當時共有教堂兩間，一間在離博羅縣城二十里許的上塘村，一間在公莊上下兩圩之間的正子村裏。”柏塘圩離博羅縣城70華里，離惠州城90華里，交通比較便利，因此法教士也很注重在這裏發展教徒。 ^[1] 

據民國《博羅縣誌》載：“縣中耶穌教始於咸豐十年（1860年），英教士開其先。同治元年（1862年），法神父繼其後。”1860年，倫敦教會牧師歐得利始設基督教會址“福音堂”於 鐵場竹園，後改在縣城下巷，末遷江東村旁山嶺上。據村老述往，會址四周曾豎有“倫敦界址”石牌（現已佚）。教會在縣內先後設傳教處有五，共有信徒600餘人：其中桔子文堂100多人，黃麻陂區堂有學生信徒200多人、教友100餘人，顯村、公莊又學生信徒130餘人、教友100餘人，石壩有教友20餘人，以上五處屬瑞士巴色會，曾改為“中華基督教崇真會。” 縣城下巷、江東、葛嶺、南社塘、板橋、深湖、禮村、九子潭（今九潭）、義和、公莊、柏塘、響水、平安等地屬中華基督教之倫敦教會。1862年，法教士始設“天主堂”於縣城北上塘街。縣內之傳教地則有八處，共有信徒1600多人，其中柏塘、泰美約500人，公莊、顯村、黃麻陂500多人，縣城、仍圖、黃塘500多人。柏塘天主教最大，信徒300多人。這些傳教士，披着慈善家的外衣，在各地恣意橫行，蒐集情報，干預地方行政、霸佔房屋田產，甚至非法組織教會武裝，欺壓百姓。此外，還屢屢慫恿包庇入教地痞流氓、土豪劣紳，大肆魚肉鄉里。龐大的教會勢力與列強對華政治、經濟侵略相互配合，給博羅人民帶來無窮災難。故19世紀後，當廣東潮州、佛山、南海等地（計33處）羣眾不斷掀起反洋教鬥爭，驅趕傳教士，焚燒、搗毀教堂的浪潮時，柏塘羣眾對一向作惡多端、欺壓百姓的法國傳教士早以切齒痛恨。

柏塘鎮是博羅縣當時的重要圩鎮，人口較多，交通也較便利。清同治元年（1862年），法國傳教士於圩東側設建天主教堂。光緒年間，教堂主持者為申神父。其人能説頗流利的粵語，黃毛碧眼勾鼻，平日臉上掛着笑臉，心裏藏着冷刀，極是奸猾陰毒。為發展勢力，他經常出面“袒護教民，以廣招徠”。

柏塘教案前，博羅發生過這樣幾件事：澳頭村吳姓教友與教外人朱姓爭狗起爭執，伸德輝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利用官府強迫朱姓賠償損失；柏頭村教民陳某與教外人楊某爭墳地打官司，伸德輝拜見博羅縣長，幫助陳某打這一場官司；徐禾田村廖、鄭姓與高浦村吳姓打官司，伸德輝又助徐和田村打官司；曾捐助過教堂的柏堂富户劉萬合圖佔良民朱貴和之妻，伸德輝幫助劉設計陷害朱，而使朱被判刑、被奪妻。 ^[2] 

1898年10月間，柏塘地區的教徒與民眾不斷髮生矛盾，導致惠州附屬鄉民頗不安靜，並有殺傷教民，圍攻村落的情況。10月10日兩廣總督譚鍾麟派特使協同博羅知州率領4名軍官和120名營勇到博羅彈壓處理，達成一項案件處理協議：“13日晚上，大家達成了一項全面的協議，用300個皮阿斯特作為對天主教徒家庭損失的補償，因為這些家庭至少損失了800個皮阿斯特。”這一協議完全偏袒教民方面，引起當地民紳不滿。不僅如此，伸教士還堅持要求知縣拘捕未繳納賠款的人犯朱姓一人，知縣不得已於第二天派差勇捉拿朱姓，不料眾心不服，導致事件激化。 ^[1] 

1898年8月29日，省委派鄭公澤、知縣張從禹，會同汛官黃致忠，傳集訊究，值柏塘圩日（逢3、6、9日圩期），上千羣眾圍觀，門衞不能制止，繼而羣擁而入，鄭、張、黃等恐生事變，即將兩造交保候審，遣散市民。【此前，柏塘富家劉萬合（曾捐資教堂）圖佔良民朱和貴（屯裏村人，柏塘玗首飾匠）之妻，勾結申神父設計陷害，以申胸佩的十字架派人送交朱打首飾，後誣其盜“聖物”判刑遣役而奪朱妻。】

當日恰是縣差行事拘捕朱貴和，然事前劉、申陰謀泄露，被朱妻舅父（黃塘村楊老秀才）獲悉，串連親友及劉的一些佃户相助，趁機擊斃縣差三人而脱朱。時為中午，集市正旺，楊秀才等敲鑼聚眾，鳴冤叫屈，高埔、徐禾田村民訟未息，民怨沸騰，屯裏、黃塘村朱、楊等姓村民羣情湧動，一呼百應，矛頭直指教堂，要捉拿罪魁禍首申神父。申龜縮教堂，羣眾鼓譟。申放出惡犬並指揮惡教徒以槍、棒驅毆羣眾，進而開槍，射殺打傷幾十人。羣情更為忿怒，又聞官府派兵前來鎮壓，於是附近屯裏、黃塘等村民紛紛抱來松枝稻草圍堆教堂，縱火焚燒，教堂遂被焚燬。 ^[3] 

柏塘羣眾火燒天主教堂並擊斃申神父及惡教徒8人，法國侵略者於是向當地官府施壓，並提出無理要求，揚言如不派兵鎮壓村民，柏塘將化為焦土。知縣張從禹回屬詳報，隨後病卒；汛官黃致忠畏罪自殺。惠州知府即着新任知縣葛肇蘭隨同提督張春發前往查辦，並向法國人“謝罪”。葛在張大兵壓陣下，誅殺村民百餘人，草草了結此案。並向法國人賠款2萬元（官廳報賬8萬元）。 ^[2] 

柏塘教案發生後，法國駐廣州代理領事福理業立刻將柏塘教案的責任全部推到清政府身上。法國公使畢盛也緊急要求總理衙門約見，並聲稱：“此事早經教堂及敝領事屢次預請地方官妥為設法保護，並於派兵後，且囑萬勿撤去，恐復鬧亂。該地方官不顧告誡仍行撤兵，致有今日巨禍。應博羅縣知縣等地方官全任其咎。而粵省鬧教素因督署洋務委員王存善與教堂教民做仇，從中挑唆，致有如此之深。”這樣畢盛完全將責任推到中方身上，還有“斷難再享平安等語”。 ^[1] 

同時，法國外交部長德爾卡塞會見了清政府駐法大使慶常，要求對民眾實行儆戒性懲罰。和畢盛一樣，他也發出了戰爭威脅：“如果動亂甚至一直蔓延到沿海地區，使我國公民和保護人的生活處於危險中，那麼我們將被迫自己負責他們的安全了。”

在賠償問題上，法中雙方各執一辭，爭執良久。而後清中央政府為了維護統治集團的自身利益，決定與法方妥協。1899年10月蘇元春作為清政府勘界全權代表來到廣東。這時候，義和團運動已經在北方興起，威脅着清朝的統治。清廷內部在光緒帝的廢立問題上，又發生了激烈的鬥爭。慈禧為了集中力量應付義和團，並且爭取法國在清廷內部鬥爭中繼續支持自己，決定完全向法國讓步，迅速了結廣州灣劃界交涉。蘇元春的任務，就是忠實執行清政府的妥協政策，儘快簽約劃界。蘇元春的無原則妥協，讓譚鍾麟也十分不滿，“盡許法方所索，無少辯難”。然而慈禧立刻以“法提督如此囂張，難保不開兵釁”為由，指責譚鍾麟“意氣用事”，“沽一已之名，不問大局如何收束”，要他“熟權利害，可了則了”，不準拖延和阻撓條約的簽訂。 ^[1] 

法方乘機在解決廣州灣事件的提議中，附上了要求解決柏堂教案的條件，“我的意見是要求：(1)撤換廣州總督，(2)貶黜遂溪知縣；(3)全部同意我們的劃界協定；(4)解決沙耐思(chanes)事件；(5)處決那些民兵殺人犯。”

總理衙門回電全部應允，“……（四）應將在廣東省我兩國交涉積案了結。如伸教士被殺一案，當照聲明酬補恤銀八萬元。妥速辦竣……”。

伴隨着蘇元春代表清政府同法方簽訂《廣州灣租界條約》，柏塘教案也完全按法方的要求處理完結。“1899年12月25日於北京，在廣州灣事件得以解決的同時，伸德輝的被殺案也已支付8萬元賠款而告結束。”

1899年，法傳教士馮舜生用所索賠款在柏塘建起了新教堂。 ^[1] 

這一斗爭雖暫時被鎮壓下去，但柏塘人民不畏強暴、英勇反抗外國侵略的愛國主義精神卻流芳千古，世代傳揚，柏塘人民更加覺醒。此後，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二十七日陳純反清起義，辛亥（1910年 ）張硯香（柏塘石花山人）統帥民軍起義以及後來的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等役，柏塘人民都在反帝反封建的戰鬥中作出重大的貢獻。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法傳教士捲土重來，用所索賠款在柏塘天主教堂舊址建起新教堂。這座教堂，今存“授經堂”一間，長21.6米，寬9.5米，用灰沙築牆（存於柏塘鎮府內）。1985年縣人民政府將這座教堂作為外國文化侵略遺址，列為第二批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資人們親睹昔日百年屈辱遺蹟，繼承柏塘人民當年反帝鬥爭的革命精神，激勵人民振興中華。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