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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頂立

鎖定
林頂立(1908-1980),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別動隊司令。原籍福建治安,後遷居台灣雲林。1908年生。先入陸軍大學,後赴日本入陸軍經理學校,旋改人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學返廈門。抗日戰爭期間,在安南、西貢、廈門等地,從事情報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後,受命返台灣,任保密局台灣站站長。後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別動隊司令及政治研究室主任。1951年11月,當選為“台灣省臨時議會”議員。退役後,任農林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1956年5月,因套購小麥和麪粉賣給不法商人獲取暴利、洪抬物價,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後因病保釋,經營塑膠企業。1980年11月9日病逝。終年72歲。 [1] 
中文名
林頂立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908年
逝世日期
1980年11月19日
畢業院校
日本陸軍經理學校
日本明治大學
主要成就
抗戰時期刺探日軍情報
出生地
台灣雲林縣

林頂立人物生平

林頂立(1908-1980),原籍福建紹安,五世前遷居台灣雲林縣斗六鎮莉桐鄉。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生。幼年在台讀書,稍長聞日人呼台胞為“清國奴”,就詢父老,得悉滿清割台痛史,陰懷復土之願,請命父母,允其赴廈門福建省立漳州第三高中就讀。以得師友敬重,被舉為學生會會長。會漳中校長被栽,疑為學生會指使,頂立因此被誕繫獄三月。獲釋後,赴滬人大陸大學。翌年東渡日本,初入陸軍經理學校,旋改入明治大學攻政治經濟。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學重返廈門,參與祖國革命運動。
1937年,七七抗戰後,奔馳安南、西貢、廈門、汕頭間,從事敵後工作,奮其智勇,冒險犯難,所刺探蒐集之情報,均極珍貴,受知于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雨農)。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奉命返台任保密局台灣站站長,繼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別動隊司令暨政治研究室主任。1947年,林頂立創辦全民日報。
1951年,九月十六日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合併為聯合版,頂立當選為總管理處主任委員。(1953年九月十六日三報聯合版改組為聯合報,頂立任發行人);十二月台灣省“臨時議會”成立,當選為“副議長”。1954年六月,“第二屆臨時省議會副議長”聯任;復兼任“農林公司董事長”。1956年以觸犯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判刑七年半,1959年八月因高血壓症,保釋出獄。顧後專心企業經營,曾任國泰產物保險公司董事長、國際海運、國泰人壽、國泰塑膠、國泰信託諸公司常務董事。
1970年8月於雲林縣莉桐鄉創辦頂芳企業公司,專事生產塑膠鞋外銷;同年底創辦頂興企業公司,生產塑膠手套外銷。1980年十一月十九日午夜,以心肌梗死症不治,年七十三歲。(趙子瑜稿。參考:《中華民國人事錄》、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日本《現代中國名人辭典》、《林頂立先生行述》。) [2] 

林頂立主要事蹟

林頂立黑白兩道通吃

林一平、林頂立、“十一龍頭” “金門半山”,這些都是他在不同場合使用的名字或者代號。
林頂立在抗戰中的公開身份是日本在台灣警視廳特高課的高級特務,擁有日本國籍,名字叫作林介之助,而他的真實身份,則是中國潛伏在日本特高課中最隱蔽的雙面特工。這是一個黃皮膚的左爾格。
台灣在日佔時期,心向祖國的血性男兒並非少數。1912年,同盟會員羅福星發動眾友會起義,1930年島內爆發霧社起義,1937年,抗戰開始第一年,就有以李友邦將軍為首的大批台灣愛國人士返回大陸投入全面抗戰。這位表面上換了日本名字、講得一口流利日語的林頂立,就是一位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典型台灣人。
因為精明幹練,他從少年時期就被日本黑龍會在台灣的組織看中吸收,不久轉入警視廳。林頂立以精通各種特工手段,做事機警敏捷,熟悉華人情況而不斷得到重用,1931年便成為日本特高課的高級特務。
但是林頂立實際上對做漢奸深惡痛絕,曾經設計潛入大陸,投報黃埔軍校。只是因為中國政局動盪,英雄無用武之地,才不得不返回台灣,暫時棲身。這期間,他結識台灣江湖豪傑林仔滾,福建黑道大豪羅又章等,組成了閩台地區著名的黑道組織———“十八大哥”,自己排行十一,人稱“十一龍頭”。

林頂立軍統得之,如獲至寶

隨着日軍侵華的深入,林頂立這樣在中國黑白兩道通吃的“優秀人才”,更得到進一步重用。日軍派遣林頂立前往剛剛佔領的廈門,擔任日本在福建的“太上皇”、大特務澤重信的副手,作為日軍切實掌握福建沿海地帶的一枚重要棋子。
林頂立遂藉此機會,取得林仔滾的介紹,先訪香港,拜謁陳策將軍,提出攜帶日軍機密情報反正。
對於林頂立的這樣一個要求,陳策最初的反應是不敢相信。要知道抗戰以來,被日軍特高課和76號漢奸機關破壞的中國情報機構遍佈各地,被捕特工也不計其數,而特高課的大特務上門來投降,這還是第一次!
陳策一面接待林頂立,一面火速聯繫軍統香港站站長王新衡。王新衡很快回報:此人可信!陳策遂將林頂立介紹給軍統方面。
軍統得到林頂立,如獲至寶,並果斷決定,林不要暴露身份,立即前往福建上任,並任命林頂立為軍統閩南站台灣挺進組組長。年底,軍統特工設法為林頂立在廈門設立了秘密電台,從此,高質量的日軍情報源源不斷從林頂立處匯入軍統。

林頂立值錢情報,“換”來金條几萬根

這樣一個原特高課高級特工的反正,其價值對中國方面來説不可估量。
林頂立對軍統的巨大貢獻之一,是從內部挖到日方底牌,為軍統的“對日經濟戰”提供了保障。
從抗戰開始,戴笠的軍統就奉命對日實施經濟作戰。戴笠對經濟作戰一竅不通,因此在軍統內成立經濟處,網羅專家進行實施。他請來的第一任經濟處長是留學德國的經濟學博士費同澤,費博士學歷雖然很高,但是卻沒有實戰經驗,所以經濟戰進展很糟糕。戴笠馬上換人,任命出色的對日經濟學家鄧葆光擔任副處長,負責實際工作。
鄧熟知日本經濟,他曾經準確推斷出日本將在1945年第三季度投降,其判斷依據就是日本各種物資的儲備和消耗。他指揮的經濟作戰也別開生面,是以製造偽鈔為主,一箭雙鵰。
鄧葆光認為,日本佔領中國華東、華北地區,在佔領區大肆進行經濟掠奪,因此,製造大量偽鈔,和敵人爭奪物資,就成為有效的經濟戰手段。當時,銀行家貝祖貽是軍統在上海的暗線。他利用職務之便,定期收集日佔區的各種鈔票交給軍統,戴笠便下令在重慶鉅額仿造,而後通過安徽界首武裝偷運至日佔區,瘋狂搶購各種物資,並用來賄賂拉攏偽軍將領。
這一招給日軍造成了極大的經濟壓力,物資大量流失,物價飛漲。因此,日軍在特高課成立專門機構實施反經濟作戰,不斷更改鈔票,增加檢查手法,意圖恢復對佔領區的經濟控制。這樣一來,軍統的假鈔經常被查獲,而如果偽軍將領使用假鈔,又很容易暴露其和重慶的聯繫。
但自從林頂立加入後,這個問題就不復存在了。特高課每發現一種新假鈔,或者每策劃一種新的檢查手法,林都能從內部預先獲得消息,並提前通知軍統。因此,軍統的印刷廠可以馬上進行相應調整,使日軍雖然變化萬端,卻依然防不勝防。
這套經濟作戰貫穿整個抗戰,它破壞了日本佔領區的經濟掠奪,為重慶獲得了大量急需物資,同時,大概也是最重要的,養活了日益膨脹的軍統。據鄧葆光的報告,每年軍統利用“經濟作戰”,用假鈔在日佔區“換取”獲得的財富,多達幾萬根金條。

林頂立穿越日軍防線,如入無人之境

林頂立的另一個巨大貢獻是將日陸海軍在東南沿海的佈防情報準確傳送給軍統,包括日軍的佈雷區、軍艦出入港等情況。二戰後期,盟軍潛艇在中國東海、南海的作戰,許多依據了林頂立的情報。1945年,因為日軍困獸猶鬥,抵抗激烈,美軍曾計劃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為此,林頂立情報組也提供了大量當地日軍佈防和戰鬥力以及水文氣象方面的情報。由於日軍8月投降,這一戰役未及實施。
同時,軍統自身也充分利用了從林頂立處獲取的東南軍事情報。戴笠和美軍共同組建特務機關“中美合作所”,為了獲得美方信任,戴笠攜美海軍中校梅樂斯親自赴東南敵後,車隊穿越日軍千里防線,如入無人之境,直到東海之濱,令梅樂斯大為驚歎,也對軍統的工作能力產生了更大信任。他當然不知道,通過林頂立,戴早已經對日軍的佈防瞭如指掌,當然知道怎樣趨避了。

林頂立暗殺日軍大頭目,鎮定自若

戴笠對林頂立的價值非常清楚,因此反覆強調對林提供的情報只能“被動運用”,絕不主動要求林搜求容易導致暴露的情報。
但是林頂立藝高膽大,更做出軍統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指揮的台灣挺進組不久建立了基隆、金門兩個分組,甚至在鼓浪嶼建立外圍組織“同聲俱樂部”,吸收福建、台灣愛國高層人士,形成了鞏固的抗日團體,其團體成員逐步控制了廈門偽政權的各個部門。
在林頂立的努力工作下,廈門等地的偽組織除偽市長李思賢外,基本被林所控制。在他們的運作下,廈門成為各日佔區組織中最熱鬧、也是效率最為低下的一部分,但日軍卻不聞不問。這是因為當地負責調查控制偽組織的特高課、興亞院和憲兵隊,都控制在林介之助,也就是林頂立手中。
本來這些機關是由日本老特務澤重信控制的。澤重信,1899年生於大阪,士官學校畢業後,轉入陸海軍特種訓練班,長期在總部設於台北的“大日本南支派遣特務機關”工作,擔任日軍在我國東南沿海一帶的陸海軍特務系統總負責人。
1939年9月,廈門特務機關長田村崇則被中國特工刺殺,澤重信親自前往廈門坐鎮,公開擔任興亞院負責人、地方理事官、華南情報部部長等職務,是日方在廈門的最高指揮人員。他前往廈門時,帶去了自己最為信任的部下林介之助,卻不料給自己挖好了墓穴。
1941年,華南的一個日本女特工被軍統拉入組織,為中方提供情報,日方覺察後將其逮捕槍決,與這個女特工有聯繫的若干軍統外圍人員均被捕。根據審訊記錄,澤重信發現,廈門暗藏着中國方面重要的特工機關,因此決定順藤摸瓜,投入力量進行偵破。
形式急轉直下,林頂立似乎在劫難逃了。但幸運的是,澤重信找來商量的親信,正是“頭號要犯”林頂立。
林頂立第一個反應是迅速逃走,和軍統局閩南站負責人陳式鋭商議。戴笠得到陳通報後,認為林的價值太大,放棄過於可惜,因此決定保護林繼續潛伏,派出漳州站長期潛伏的兩名殺手汪鯤、蘇羣英,限期刺殺澤重信。並電陳、林曰:“此一敵酋若不及早加以制裁,將來羽翼豐滿了,不但華南半壁均要淪入敵手,則整個抗戰前途受影響至深。”
林頂立在關鍵時刻鎮定自若,一面提供澤重信準確的活動規律給行動隊員,一面因為澤重信經常去蝴蝶舞廳活動,便通過“十八大哥”林仔滾,把蘇羣英安排到林開辦的蝴蝶舞廳擔任管賬。
1941年10月26日,槍法出眾的汪鯤從蝴蝶舞廳跟蹤澤重信到《華南新日報》門前,澤重信屏開保鏢,和報社社長漢奸林谷同行,似有要事商議,汪鯤果斷掩身路旁,靠樓下水泥柱旁,連發兩彈,均中澤重信胸肋部位。他應聲倒地,當場斃命。林谷大驚失色,抱頭鼠竄。汪乘亂閃入巷中,輾轉潛回藏身處所,伏匿於惠安同鄉、印尼華僑蘇孝盼家中,直至11月6日晚,才冒險潛至鼓浪嶼海灘,泅水至對面嵩嶼登岸。
事後,日軍進行調查,林頂立從中設計,抓捕與澤重信有隙的日僑多人,刑斃數人。自此,林頂立在廈門的地位更加穩固,他繼續為中國抵抗力量提供各種幫助,直到抗日戰爭的勝利。 [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