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道靜

林道靜是《青春之歌》的女主人公，她具有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知識青年的形象，她所走的道路，是從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追求個性解放，到參加黨領導的革命事業，在鬥爭中成長為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道路。

林道靜是一個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長為共產主義戰士的藝術典型。地主階級家庭的出身和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的教育，生母的悲慘身世和異母的非人虐待，使她成長為革命者，但歷程又非常艱難。作品從生活的實際出發，描寫了她向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攀登過程中的三個階段：一是苦悶彷徨階段（出走）。她為抗婚離家出走，幻想到社會上尋找個人出路，然而，“水遠山長處處同”，殘酷的現實使她的希望破滅，最後只能以死抗爭。這是當時知識分子走投無路的真實寫照。二是追求探索階段（覺醒）。在共產黨員盧嘉川的啓發教育下，通過對馬列主義的學習和實際鬥爭的鍛鍊，她克服了軟弱思想，和餘永澤徹底決裂，走上了革命的人生里程。三是鍛鍊成長階段（成長）。在近乎嚴酷的革命暴風雨中，她經歷了生與死的嚴峻考驗，克服了小資產階級思想，鑄造了嶄新的靈魂，成為一名自覺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在這三個階段中，林道靜實行了三次決裂。第一次是為求得個人解放，與封建家庭決裂；第二次是為爭取民族解放，與小家庭決裂；第三次是為整個無產階級的解放，與舊我決裂。林道靜形象的典型意義，在於説明了知識分子只有把個人命運同國家、民族命運結合在一起，才有真正的前途。激越青春、民族危難、革命風暴、坎坷愛情，交織在一起造就了堅強、隱忍的林道靜。

青春是對理想懷有美好的意願、單純的熱情，也帶着涉世尚淺的經驗不足。林道靜勇敢地走出封建家庭，卻又在充滿險惡的社會中陷入迷茫；她被餘永澤搭救後深信自己找到了真正的愛人，卻因與餘永澤信仰上的差異痛苦的訣別自己的第一段婚姻；她以為呼喊奔走就是用行動在為黨組織貢獻力量，卻最終發現自己受了奸人利用……林道靜是一個在失敗中慢慢成熟起來的革命戰士是一個不懈追求自由的女性，勇敢的面對自己的內心。當發現餘永澤與自己漸行漸遠時，她堅決地與之分手。也正是由於對黨的信仰讓她對盧嘉川產生了朦朧的愛意，而當她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最終發現江華才是自己真正的所愛時，坦然接受了江華的表白，深情地依偎在江華的身邊。

林道靜是長篇小説《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是一個放射着青春光彩的女知識分子形象。她從一個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的知識青年,逐漸成長為堅強的無產階級戰士。

通常，林道靜被認為是小資產階級在殘酷的社會現實重壓之下，由於良心和社會責任感的驅使，自覺向黨靠攏的典型。她的種種行動，甚至情感活動都被研究者刻意地前後對照，作為思想轉變、改造自己的典型。此書作者楊沫,青年時代曾在北大旁聽,《青春之歌》就有她在北大旁聽的影子。她寫的《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原型據説就是她自己。小説裏有這樣的描述:“小俞的臉白了,她以為道靜又遭遇了什麼不幸的事故。‘沒有什麼。'曉燕冷淡地説,‘她在北大旁聽呢。'”楊沫,原名楊成身的證據。

林道靜出生在一個大地主家庭，親生母親出身貧苦，被她父親林伯唐霸佔成姨太太，後又被逼死。林道靜從小像個小狗似的成長。中學畢業後，家裏破產，父親離家逃走，繼母徐鳳英，逼她嫁給胡局長，想把林道靜變成她的搖錢樹。她憤然逃出北京的家，來到北戴河投親謀職，沒想到她表哥夫婦已辭職離開了此地。為難之際，又被楊莊小學校長餘敬唐欺騙。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她選擇了大海作為自己的歸宿，就在她跳向大海的一剎那，北平大學國文系的學生餘永澤救了她。餘永澤的言談舉止打動了林道靜，使林道靜暫時忘掉了一切危難和痛苦，同意餘永澤的勸説，留在楊莊當小學教員，並且對教書生活和孩子們也漸漸發生興趣。有一天，林道靜在課堂，把“九·一八”的慘痛消息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惡，以及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一氣向小學生們講了整整一堂課，激起了孩子們的愛國情緒。遭到餘敬唐的冷嘲熱諷。林道靜辭去了小學教員的工作，毅然跨上了去北平的火車，去投奔她的要好朋友王曉燕。王曉燕是和林道靜同歲的高小學生，她父親王鴻賓是北大歷史系教授，王曉燕現在已是北大歷史系一年級學生了。林道靜在北京沒有生活來源，尋找工作又到處碰壁，還險受一個日本人的欺侮。在餘永澤的柔聲哀求中，林道靜和餘永澤同居了。餘永澤的温存和體貼，使林道靜也感到幸福和滿足。但她也漸漸發現了餘永澤的自私和無情，美麗的夢開始破滅。後來她結識了盧嘉川、許寧、鄭瑾等一批愛國學生。林道靜開始如飢似渴地讀革命書籍，積極參加進步活動，儘管餘永澤極力反對，林道靜還是和北大學生一起上街，參加紀念“三·一八”遊行。後來戴愉叛變黨組織，他知道的組織紛紛遭到了破壞，許寧、侯瑞等革命學生被捕。盧嘉川為躲避敵人追捕來到林道靜的住處。當林道靜替盧嘉川送信時，餘永澤在家裏見到了盧嘉川，他出於自私和嫉恨的心理，將盧嘉川趕出家門，結果盧嘉川也被捕了。林道靜終於明白了政治上分歧、不是一條道路上的“伴侶”是沒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着“情感來維繫，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擾，是自己欺騙自己，她終於和餘永澤分手了。盧嘉川、許寧等進步學生和人士在獄中仍堅持鬥爭，一些革命者被殺害了。林道靜與所有進步朋友失去了聯繫，她把盧嘉川臨走前留下的一包宣傳品拿出來，想起盧嘉川對她説過的話，備受鼓舞。她開始獨立作戰。她靠黑夜的掩護到大小衚衕張貼宣傳標語和散發傳單。青年們看到傳單深受鼓舞，他們相信共產黨又活躍起來了，革命高潮也許又要來到了。而敵人卻非常害怕。戴愉又以革命者的面目騙取了林道靜的信任，結果林道靜也被戴愉出賣慘遭被捕。胡局長又一變為黨部特務，親自出面對她利誘恐嚇兼施，她不為所動。敵人沒辦法就放了她，但被特務們監視着。這時她的朋友王曉燕和李槐英來到她的身邊，在王曉燕的父親和她的朋友幫助和掩護下，林道靜平安逃出了北平，來到定縣當上了小學教員。幾個月過去了，鄭瑾介紹了一位叫江華的同志來到她這裏，正當她苦悶孤獨的時候，見到了江華，也就是領導紀念“三·一八”遊行的革命同志李孟顒，林道靜高興極了。江華是一位地下黨員，他又給林道靜講了許多革命道理，教導她如何瞭解農民的疾苦，如何深入到農民當中去，組織農民站起來和地主老財作鬥爭。在江華的直接領導下，林道靜積極參與了麥收時農民搶收麥子。她向江華提出了入黨的請求。江華鼓勵她勇敢地接受黨的考驗，由於革命活動暴露，江華通知林道靜回北平。林道靜按照江華的指示回到北平，去找鄭瑾聯繫，沒有找到。不久，林道靜再次被捕。她拒絕在“自首書”上簽字，遭到敵人的嚴刑拷打。在牢裏她見到了鄭瑾（真名林紅）。林紅的革命精神給了林道靜和難友以巨大的鼓舞。林紅被害後，林道靜揭穿了女特務，開始參加獄中的絕食鬥爭。後來得知盧嘉川也被殺害了。此時，江華來到北平和獲釋的侯瑞開始營救獄中的同志。日寇佔領北平前夕，在同志們的營救下，由王鴻賓教授出面保釋林道靜出獄。林道靜來到王曉燕家。王曉燕一家非常正直善良。叛徒特務戴愉正在欺騙王曉燕，而王曉燕一家沒有認清他的本來面目，還把他當作革命者。在江華等人的介紹下，組織上研究了林道靜的全部歷史，考察了她在獄中的表現，批准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化名路芳到北大做學生工作，組織愛國學生和國民黨進行鬥爭。由於戴愉的欺騙，王曉燕以為林道靜是個叛徒，便不理睬她。林道靜在北大遭到學生中的特務王忠等人的毒打。她毫不屈服，仍堅持鬥爭。在黨的指示下，她和侯瑞積極爭取王曉燕。他們以有力的證據揭穿了混在學生中的特務王忠等人，王曉燕開始醒悟了。叛徒戴愉得到了應有的懲罰。正當林道靜苦悶的時候，江華又帶來了黨的指示。林道靜的態度更堅決果斷了。她和侯瑞一個班一個班地去發動學生，及時抓住學生的苦悶心理給予啓發引導，把學生都組織起來，幾個系先後成立了學生自治會。一天早飯時分，江華冒着大雪來告訴林道靜，市委決定由學聯組織“一二·九”大遊行。1935年12月9日，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爆發了。由於發高燒，林道靜沒能參加“一二·九”大遊行。“一二·九”之後的一星期內，黨緊密地團結了各個學校湧現出來的大批積極分子，廣大愛國青年也紛紛奔到民族解放的戰場上來。於是黨的力量，人民的力量迅速擴大了。為了繼續擴大“一二·九”的成果，為了發動更多的羣眾湧向正義的愛國之路，為了反對出賣華北的冀察政委會的成立，12月15日晚，黨領導學聯的負責人決定在12月16日偽“冀察政務委員會”正式成立的日子，再一次號召全市的大中學校來一次規模更大的示威遊行。江華連夜通知林道靜關於第二天的行動計劃，北大的工作他全部交給林道靜負責。林道靜整整奔忙了一夜。她、侯瑞和其他黨員以及積極分子們，分頭分工負責組織，終於在三四個鐘頭內秘密動員了一批北大同學去參加遊行示威。一切組織布置妥當，她才作為一個遊行羣眾奔向集合地。在遊行隊伍中，她首先看見了李槐英——這位曾經同情和幫助過林道靜的女學生，後來不問政治，當了“校花”、“皇后”，可是，日寇的暴行，終於使她覺悟過來。王曉燕的父母全來參加遊行了。工人、小販、公務員、洋車伕、新聞記者、年輕的家庭主婦、甚至退伍的士兵都陸續湧到了遊行隊伍中來。無窮盡的人流，鮮明奪目的旗幟，嘶啞而又悲壯的口號，繼續沸騰在古老的故都街頭和上空，雄健的步伐也繼續不停地前進——不停地前進。

《青春之歌》作者楊沫，1914年生於北京。30年代參加革命，4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建國後曾出版中篇小説《葦塘紀事》，長篇小説《青春之歌》、《東方欲曉》、《芳菲之歌》、《英華之歌》，短篇小説集《紅紅的山丹花》、《楊沫小説選》等。楊沫是當代第一位創作知識分子題材長篇小説的作家。她善於以女性特有的細膩筆觸，描摹知識分子的心態，觀照他們的人生遭際，概括他們的成長道路，肯定他們在革命鬥爭中的作用，從而創作出革命歷史文學?"別體"，奠定了自己在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作為楊沫代表作的《青春之歌》，是當代文學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寫知識分子鬥爭生活的優秀長篇小説。作品以"九·一八"事變到"一二·九"運動這一時期的愛國學生運動為背景，塑造了以林道靜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羣體形象，反映了在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鋭的年代，知識分子的覺醒和分化，表現了一代青年在黨的領導下的迅速成熟，譜寫了一曲動人的革命青春之歌。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靜這個成長中的英雄人物形象。林道靜是一個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長為共產主義戰士的藝術典型。地主階級家庭的出身和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的教育，生母的悲慘身世和異母的非人虐待，使她有可能成長為革命者，但歷程又非常艱難。作品從生活的實際出發，描寫了她向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攀登過程中的三個階段：一是苦悶彷徨階段。她為抗婚離家出走，幻想到社會上尋找個人出路，然而?"水遠山長處處同"，殘酷的現實使她的希望破滅，最後只能以死抗爭。這是當時知識分子走投無路的真實寫照。二是追求探索階段。在共產黨員盧嘉川的啓發教育下，通過對馬列主義的學習和實際鬥爭的鍛鍊，她克服了軟弱思想，和餘永澤徹底決裂，走上了革命的人生里程。三是鍛鍊成長階段。在近乎嚴酷的革命暴風雨中，她經歷了生與死的嚴峻考驗，克服了小資產階級思想，鑄造了嶄新的靈魂，成為一名自覺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在這三個階段中，林道靜實行了三次決裂。第一次是為求得個人解放，與封建家庭決裂；第二次是為爭取民族解放，與小家庭決裂；第三次是為整個無產階級的解放，與舊我決裂。林道靜形象的典型意義，在於説明了知識分子只有把個人命運同國家、民族命運結合在一起，才有真正的前途。

小説還成功地塑造了其他幾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形象。這裏，有堅強不屈的共產黨員、富於革命理想的共產主義戰士盧嘉川、江華、林紅，他們的形象閃爍出耀眼的光輝；有經過艱難曲折甚至是慘痛的生活遭遇才走上革命征程的王曉燕、許寧、李槐英，她們的道路，代表了三、四十年代許許多多知識分子走過的道路；還有始而革命最終墮落的白莉萍，追名逐利投機鑽營的餘永澤，背叛革命甘做內奸的無恥叛徒戴愉等，他們都以自己的行為，從反面映照出林道靜選擇道路的正確。

在藝術上，《青春之歌》也頗有特色。第一，規模宏大，結構精巧。作品以林道靜的成長過程和生活道路為軸心，組合成宏偉完整的畫面，將廣闊的生活、漫長的歷史、眾多的人物、紛繁的事件巧妙地串連在一起，線索單純而明晰，結構繁複而精巧，顯示了作者的藝術匠心。第二，刻劃細膩，描寫深刻。作者特別善於描寫人物在特定環境下的複雜心理活動，以此來刻劃其獨特的性格。如林道靜與餘永澤訣別時的心理活動。她厭惡餘永澤的庸俗自私，視他如蠅蛆一般，但真要分手，又難下決心，內心交偶涓叢擁那樾鰨媸"剪不斷理還亂"。還有餘永澤醋意大發的一節也寫得入木三分，酣暢淋漓。對盧嘉川的經常光顧，餘永澤心情十分複雜，如打翻了五味瓶子。他一會兒想："男子漢大丈夫不應該為一個女人來苦惱自己"，可一想到林對盧的熱情，"又忍不住被痛苦和忿恨攫住了"。他給盧嘉川寫了警告信，但一看到林道靜臉上掛着淚珠，又埋怨自己。第三，善於將對人物的肖像描寫和人物內心世界的揭示融為一體，使人物性格更加鮮明。如對餘永澤，抓住其那對小小的、發亮的黑眼睛；對戴愉，抓住他那雙"金魚樣的鼓眼睛"、"浮腫的黯黃色的臉"；對盧嘉川，則突出其嘴角上"那調皮的微笑"；對林紅，則以其"蒼白的而帶光澤、彷彿大理石的"希臘女神般的面容。第四，大量採用映襯對比手法，使人物的個性更加鮮明生動。作品普遍運用了同類對比、異類反襯以及同一人物前後期的對比，收到了理想的藝術效果。

《青春之歌》問世後，曾由郭開的一篇討伐文章引起過一場爭論。那場爭論雖然由於茅盾先生的公允之言而得以平息，但作者此後對小説進行的增補修改，文藝界一直存有歧見。

1957年由作者楊沫親手改編、崔嵬、陳懷皚執導的，已經成為上世紀70年代革命經典電影的代表作，可以説影響了整整一代人，表演藝術家謝芳更是通過成功地塑造“林道靜”這個角色，成為那個時代最受歡迎的女明星之一。謝芳的表演仍然擁有獨特的魅力。有網友評論説，謝芳那獨有的知識分子形象氣質令人折服，再加上她的清麗文質的形象，可謂恰到好處。

上世紀九十年代，《青春之歌》被搬上電視劇熒屏，由王進執導，陳煒扮演林道靜，陳寶國、張光北、李媛媛等加盟主演。該劇更注重演繹林道靜的革命歷程：“九·一八”事變後，由於戀人餘永澤將被叛徒出賣的盧嘉川趕出門致使他的被捕，林道靜憤然與之決裂。後來，受地下黨委託組織抗日學生遊行的她因受叛徒出賣而被捕，面對敵人的威脅利誘和殘酷的刑罰，她大義凜然。出獄後，她克服各種困難，依靠進步學生，揭露特務分子，發動全市大中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

在即將播放的新版電視劇《青春之歌》中，在原來謝芳版林道靜和陳煒版林道靜兩個版本的基礎上，又多出了第三個頗有不同的版本——童蕾版林道靜。按照童蕾的理解，林道靜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她的人物形象應該更加的豐滿立體，更加的人情化，畢竟她也是一個普通女子，她也有着自己的煩惱和困境，只是她比其他人更多一份堅持，所以難能可貴。據童蕾介紹，新版的林道靜和前兩版都有所不同，這一個林道靜更加突出了人物的“小資”氣質：“在電影中，林道靜顯得比較‘硬’，很多性格表現都很極端，我演的這個林道靜層面更多一些，也更加‘小資’一點。比如她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要找一個花瓶，插上花，她就是喜歡這些東西。雖然她是一個革命女青年，但並不是其他什麼都不要，就是喜歡這些美好的東西。”

長篇小説《青春之歌》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靜這個從個人抗爭走向革命道路的知識分子的藝術典型。她是30年

代在黨和革命鬥爭的培育下不斷成長的知識分子典型。她的思想性格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一）小説的第一部分着力刻畫林道靜投身革命初期所具有的民主革命精神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弱點。

她積極追求真理、富有正義感，但又較多地存在着小資產階級的温情和對革命不切實際的幻想。（二）小説第二部着重表現了工農羣眾革命鬥爭對她的鍛鍊與考驗。黨的教育、革命的實踐，使她在鬥爭中

實現了思想立場的轉變。從個人奮鬥走向集體主義的革命道路。（三）小説從二十四章到結束，着重描寫她入黨後所面臨的考驗。她肩負着黨交給她的戰鬥任務，領導北京

大學學生運動，在革命的征途上繼續前進。 林道靜由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長為一個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經歷了與封建家庭、與個人主義小

家庭、與舊我等三次重大決裂。從她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出共產黨才是青年的保護者和革命引路人；知識

分子只有把個人命運同國家民族命運聯繫在一起，才有真正的前途，才能“永葆其美妙之青春”。這正是

林道靜這一典型所顯示的深刻的社會意義。

這人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比較傑出的女代表，嚮往自由渴望婦女解放，投身革命。

林道靜在革命中成長，放棄了那位公子哥，打拼屬於自己的理想，是當時還在纏腳的廣大中國婦女們的榜樣和先驅。她的當代意義是：

1，我們的廣大婦女們，在老鄧的畫圈中，終於被成功圈住，圈在理二奶的包房裏，圈在了青樓裏，圈在拿着低廉工資卻幹着最辛苦活的超市裏、外資工廠裏。林道靜是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她的意義在於，能夠奮起反抗當局的壓迫，能夠對虛偽的愛情説不，對優越的生活檔次説不，她的獨立意識已經深深烙刻心中，她永遠不會做蝸居中那位二奶，儘管生活同樣清貧，同樣拮据。而今，中國婦女被先富起來的人剝奪了很多權利，她們被挾持了，被生活所挾持。當代婦女亟需這樣的品德，需要有這樣的反抗意識，很多原本在統治階層看來很正常的事情，一旦遭到反抗，一般都會讓步。

2，對待愛情，林道靜由開始的浪漫主義，到逐漸形成自己的思想，看清了對方的嘴臉，從而與前男友絕交，在革命道路上找到知己，而很多女人一旦結婚生子，就帶着依賴性，或者絕望態度，這都是婦女在100年前爭取回來的權利的一次大回放。不止是男權階層重新接手了原本被婦女同志花大代價爭取的權利，也是整體社會的淪喪。

3，林道靜給現代人的啓示：獨立（中國年輕人儘量都啃老）進取（中國年輕人不思進取，而老抱怨環境不好，父親不是局長）、自主，不屑權利階層的扶持，有骨氣（而今中國社會正上演着紅與黑的悲劇，而且並不是所有的於連都能成功上位）；當今社會沒有崇高理想，全民的理想都是原始積累，相互傾軋，教育的搞醫療部門的，國土局的搞房地產的，房地產搞中產階層。相互亂搞，社會運營成本提升；林道靜拒絕前男友對他的某些方面卑微的扶持，而當今社會青年的進步都希望有個好爹，一切所謂正義公平的考試都是“拼爹遊戲”，這幾天出來的行政職能測試99分的温女孩就是這樣的典型。

4，林道靜在物慾橫流，社會混亂的那個年代，保持了積極進取的心態和嚮往自由的追求，而今這些都是中國人沒有的，總有一天，她的形象將成為未來中國人最後悔沒有成為的身份。

《青春之歌》是女作家楊沫的代表作。這是一部全面反映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學生運動的長篇小説，展現了從“九一八”到“一二·九”這個歷史時期，北京的一批青年大學生為了反對封建統治，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拯救危難中的祖國而進行頑強的不屈不撓的鬥爭，真實、生動地揭示了一代知識分子走向革命的必由之路。《青春之歌》是一部經典的“革命文學”。在此，筆者拋開革命的話題，僅通過對小説主人公林道靜曲折的成長之路進行粗淺地解讀，來粗略地探討個人成材所必備的品質。

林道靜出生在一個大地主家庭，親生母親出身貧苦，被她父親林伯唐霸佔成姨太太，後又被逼死。林道靜從小像個小狗似的成長。後來，非親生母親徐鳳英，逼她嫁給胡局長，想把林道靜變成她的搖錢樹。但林道靜覺得女人不應該磅着有權有勢的“大款”，過着糜爛的紙醉金迷的生活。“她發誓要永遠離開這個可恨的家庭，永遠不再登這個罪惡的大門”。於是，她憤然逃出北平的家，準備投靠在北戴河教書的表哥表嫂。沒想到她表哥夫婦已辭職離開了此地。為難之際，她又被楊莊小學校長道貌岸然的表裏不一的餘敬唐欺騙。原來她只是餘校長為鮑縣長物色的“標緻女學生”。此時，她想道：人生為什麼是這樣的冷酷、殘暴？她竭盡了全副勇氣剛剛逃出了那個要扼殺她的黑暗腐朽的家庭牢籠；想不到接着又走進了一個更黑暗、更腐朽、張大血口要吞食她的社會。一切有為的青年，不甘心墮落的青年將怎樣生活下去呢？天地如此之大，難道竟連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的立錐之地都沒有？

因而，她想到了死。但是，在她跳海的瞬間，她被餘永澤救了。在餘永澤的幫助下，林道靜又樹立起生活的信心。

是啊，“一切有為的青年，不甘心墮落的青年將怎樣生活下去呢”？

我覺得，一切有為的不甘心墮落的青年，應該時刻想想，以後後人們將會如何撰刻自己的墓碑，然後樹立一個可以一生為之奮鬥的目標。根據實際情況再製定一些小目標。當然，並不是制定完目標就萬事大吉了，還要根據每一個時間段制定出完美的計劃，再像林道靜一樣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吧。

林道靜先是結識了盧嘉川，並把盧嘉川當作自己走向革命的導師。她讓盧嘉川介紹革命書籍給她，然後“如飢似渴地讀下去”。正如小説中寫的“當時餘永澤還沒回來，她一個人是寂寞的，因此她一天甚至讀十五六個鐘頭。一邊吃着飯一邊也要讀”。同時她又十分仰慕、欽佩盧嘉川，“希望從他那兒汲取更多的東西”。林道靜在定縣小學時又認識了江華，她從江華身上學到了要“盡力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人”。還有江華的姑姑，監獄裏的鄭瑾都教給她很多東西。

像林道靜一樣，我們要善於在自己的同輩、長輩，乃至年齡小於自己的人中發現自己“革命”的導師，從他們身上可以學到很多書本里沒有的知識。

在北戴河的時候，餘永澤曾經救過林道靜的命，餘永澤與她談文學，與她一起聽海浪拍打着岩石的聲音，兩人還一同在海邊的沙灘上徘徊着。他們在北戴河曾共同度過一段美好的時光。在北平，他們相愛、同居了。餘永澤的温存和體貼，使林道靜感到幸福和滿足。但是，漸漸地，林道靜發現餘永澤是一個“自私、平庸、一心只想着自己的生活”的男人。她實在無法容忍，與餘永澤的相處更讓林道靜明白了：這就是在政治上分歧，不是走一條道路的“伴侶”是沒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着“情感”來維繫，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擾，這只是自己欺騙自己。

一個人，在自己的人生路途上多多少少不免會獲得很多大大小小的榮譽。如何正確地看待這些榮譽將決定這個人一生所能達到的高度。一個人，在自己的人生路途上同樣地也會遇上很多可以使自己沉迷於其中的誘惑。而林道靜“教給”了我們如何去對待誘惑。“光靠着‘情感’來維繫，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擾，這只是自己欺騙自己”。要儘早與誘惑劃清界線，不能與其保持若有若無的關係。

自己的家庭生活經歷和在北戴河楊莊小學的經歷讓林道靜學會了與惡勢力進行抗爭；在北平與胡局長的周旋和在定縣小學的經歷使她由幼稚走向成熟；在地主宋鬱彬當家庭教師的經歷讓她深入農民並進一步向黨靠攏；林道靜第二次在北平被捕並遭到敵人的嚴刑拷打及在監獄中待了一年多時間使組織終於同意吸收她入黨。

林道靜的經歷證明，個人的成長，“革命”的成功，最重要的是在實踐中不斷進步。實踐，使林道靜在她前進的道路上得到了質的飛躍。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我們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地使自己得到磨練。

因為叛徒戴愉的出賣，盧嘉川被捕，之後被殺，林道靜也不得不從北平轉到定縣；在定縣，又是因為戴愉的煽動，林道靜再一次暴露自己，並於北平被捕入獄；林道靜出獄後，戴愉又通過欺騙她的好友王曉燕，使得王曉燕疏遠林道靜。但是，林道靜都一次次地逢凶化吉了。最終，叛徒戴愉得到了應有的懲罰，而林道靜也從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長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

所以説，一個人奮鬥的人生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而決定成功與否的兩個因素正是，有的人在曲折的道路中放棄了自我，有的人卻堅持到了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