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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南

鎖定
林育南(1898年12月15日 [5]  -1931年2月7日),湖北黃岡人,是工人運動的優秀領導人和傑出組織者 [3]  ,長期從事中國工人運動,歷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主任、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秘書主任、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組織部長、湖北省總工會宣傳部主任 [4]  、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中共湖北省委代理書記、中華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秘書長、全國蘇維埃準備委員會秘書長 [4]  等職。
中文名
林育南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898年12月15日 [5] 
逝世日期
1931年2月7日
職    業
革命家
出生地
湖北黃岡
信    仰
共產主義

林育南人物簡介

林育南,1898年12月出生於湖北黃岡,早年就讀於武昌中華大學中學部,1917年10月參加惲代英組織的互助社。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被選為武漢學生聯合會負責人。1920年9月考入北京醫學專科學校。1922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2年5月起,林育南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主任、中共武漢執行委員會委員、武漢工團聯合會秘書主任。他先後參與領導、組織了1922年9月的粵漢鐵路工人罷工、1923年2月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1925年五卅運動上海工人大罷工、1927年漢口工人收回英租界等重大斗爭。
1923年6月,林育南赴廣州出席中共三大,8月到南京出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二大,當選為團中央委員、團中央秘書、組織部長,併兼任《中國青年》主編。1925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到上海從事工人運動的領導和組織工作。1925年7月起任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秘書長。1926年9月起任中共湖北區委宣傳部部長。1927年1月,他參與主持召開湖北省總工會一大,任大會秘書長,被選為湖北省總工會宣傳主任。1927年4月至5月,他出席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27年6月任全國總工會執委會委員兼秘書長、宣傳部部長。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林育南在湖北轉入地下鬥爭,先後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中共湖北省委代書記。1927年底赴上海,任中共滬東區委書記。1929年11月在上海蔘與籌備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他繼續被選為全國總工會執委會委員,任編輯委員會負責人、秘書長,主持日常工作。1930年起林育南任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秘書長。
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同何孟雄、李求實等在上海被國民黨反動當局逮捕。在獄中,林育南經受住了敵人的嚴刑拷打,寧死不屈,對黨忠誠,同敵人進行堅決鬥爭,保持了共產黨員的堅定立場和崇高品格。1931年2月7日,林育南與何孟雄等24位共產黨員與革命者,在上海龍華英勇就義,時年33歲。 [2] 

林育南人物事蹟

神秘的“歸僑”
1929年深秋,坐落於上海愛文義路的一座三層洋房(後為北京西路690~696號),住入一户“歸僑”,他們就是扮成夫婦的林育南(曾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湖北省委代理書記)、張文秋(中共黨員),他們身負重要使命。
當時,在湘、鄂、贛、閩、粵、皖等省份,有18個區域、127個縣成立了擁有1400多萬羣眾的蘇維埃政權;紅軍已擴展到14個軍,近10萬人。於是,創建蘇維埃中央政府順理成章。
鑑於中共中央仍駐滬,也考慮到上海有人員集散和生活安排之便,一些籌備工作就在申城進行。化名“趙玉卿”的林育南即此項工作的具體負責人,他和張文秋經過反覆察看,見那座紅磚洋房鬧中取靜,前有院牆和鐵門護衞,內有樹木遮掩,後有幽徑可通,既氣派又隱蔽,完全符合需要,便馬上以高價租下作為秘密機關。
隨即,林育南把房屋裝飾得像富人的住宅,底層用於生活起居,陳設着各種日用品和高級傢俱;樓上兩層作為辦公、開會的地方,臨街的玻璃都裝有墨綠色厚窗簾;工作人員有時則扮成廚師、傭人,以應對突發狀況。
不久,在林育南的積極籌劃下,中華全國總工會在“趙公館”舉行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來自鐵路、海運、礦山、五金、紡織等產業和上海、天津、山東、河南、福建、香港等地的工會組織代表出席大會;在會上,通過了《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宣言》等,建立蘇維埃政權被確認為“中國工人在目前的革命階段的最根本任務”之一。
1930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發表宣言,決定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同時,委派林育南為秘書長,張文秋、彭硯耕為秘書。
經過3個月的準備,5月5日至10日在“趙公館”舉行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預備會議,出席代表50多人,初步通過了一系列決議草案。為了確保安全,林育南、張文秋專門請一位老同志扮作“趙老太爺”,倘若發生意外,就讓大家統一口徑稱是在搞祝壽活動。
特殊的“醫院”
1930年5月20日至23日,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卡爾登大戲院(今長江劇場)後面的一座樓房(後為黃河路41弄2~8號)開幕,與會代表約五十人,其中有中共中央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代表,閩西、鄂東、左右江、湘鄂贛邊、鄂豫邊、贛西南等蘇維埃區域的代表,紅軍各軍和各游擊區域的代表,各赤色工會和其他革命團體的代表。
由於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涉及面廣,事前可能走漏了一點風聲。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兼江浙皖“剿匪”總指揮熊式輝命令手下特務傾巢出動,租界巡捕房的大批警探也四處活動,企圖搞清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確切會期和會場。
為此,會議籌備小組和中央特科相關人員在“趙公館”經過緊急磋商,決定險中求安,把會場放在鬧市中心的樓房;至於如何偽裝會場,大家覺得采用辦旅館、舞廳、咖啡館的方法都不穩妥,因為那樣難以回絕湧入的顧客;只有開私立醫院比較合適,既有人上門卻又不多,更可以找理由打發值得懷疑的對象。
就這樣,在5月中旬,卡爾登大戲院後面那座樓房掛出私立醫院牌子,底層是“掛號”、“門診”間(由中央特科成員駐守),樓上則有“病房”。據何長工回憶:在樓下放了許多汽油、酒精桶,以備不測;樓後租了一些汽車停着,萬一敵人突然闖進來,就點燃汽油、酒精加以阻礙,使與會人員能從後門迅速撤離。
在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期間,由項英、周恩來、李立三等13人組成大會主席團;與會者開展熱烈討論,通過一系列決議,並提議成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簡稱“蘇準會”),並在大會宣言中指出:“現在中國已明顯的存在着兩個不同的政權組織,兩個不同的政治制度:一是豪紳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國民黨的統治,一是工農兵士勞苦羣眾的蘇維埃政權。這兩種政權所代表的這兩個不同的階級的最後決戰,將要決定中國解放和工農勞苦羣眾解放的命運!”
因為安排得當、守護嚴密,直至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順利結束,瘋狂的警探們才發現會場位置,這時相關人員早已疏散。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代表柔石懷着激情寫了通訊《一個偉大的印象》,署化名“劉志清”發表於1930年9月10日在滬創刊的《世界文化》雜誌。
默契的“家庭”
1930年7月下旬,由中共中央、中華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革命互濟總會、上海總工會、反帝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的代表在滬組成“蘇準會”臨時常委會,李求實任黨團書記,林育南任秘書長,工作人員有張文秋、彭硯耕、李平心、胡毓秀、馮鏗等。
“蘇準會”機關設於上海愚園路慶雲裏31號(後為愚園路259弄15號)。這裏是林育南以化名“李敬塘”租用的,系一幢三層石庫門房屋,面積162平方米。為了便於掩護,這裏按照闊綽皮貨商的排場來佈置,並在表面像個“家庭”,工作人員對外皆稱親戚,如胡毓秀與林育南的妻子李蓮貞以姑嫂相稱,李平心、胡毓秀夫婦則以“李老闆”的“表妹夫婦”名義寓居於此。“家庭”成員們志同道合,配合默契。
“蘇準會”臨時常委會的一項極重要的工作,就是起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和一系列法令草案,林育南與幾位承擔任務的同志在慶雲裏夜以繼日地忙碌。周恩來曾多次前來指導文件起草,對主要內容和具體條款都提出明確意見,還親自動手修改;瞿秋白、李維漢、任弼時、惲代英、王稼祥等也對此十分關心,曾參與商量。
1930年9月12日,“蘇準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討論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經濟政策等草案。9月19日,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發表社論《論召集全國蘇維埃大會的運動》指出:“在我們今天的《紅旗日報》上,我們見到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經過,決定了關於準備召集全國蘇維埃大會的議事日程、中華蘇維埃國家的根本法草案……這些決議,在現在全中國蘇維埃革命猛烈發展的形勢中,都具有了非常偉大的重要的政治意義。”
同年冬,林育南曾帶着這批文件前往江西瑞金,由於道路被國民黨軍隊嚴密封鎖,他在浙江衢州待了多日,不得不中途返回申城。
就義於“魔窟”
1931年1月17日至21日,一批黨的重要幹部和左翼作家先後在上海東方旅社(後為漢口路666號)等處被捕,很快便被轉押到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其中有林育南、李求實、彭硯耕、柔石、馮鏗等,他們雖在“魔窟”受盡酷刑,依然堅貞不屈;2月7日,他們一起壯烈犧牲,被稱為“龍華二十四烈士”。
“蘇準會”機關遭受了嚴重損失,不得不立即離開慶雲裏。儘管如此,林育南主持起草的那些文件最終仍被完整地送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並由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在蘇維埃政權的建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學者曾將上述文件帶往加拿大出席中加兩國聯合舉辦的人權學術會議,當地專家、學者看了很吃驚,他們認為:中共在上世紀30年代領導制定的法律文件,西方許多國家直至90年代還未達到那種水平。這也表明,林育南具有非凡的智慧和超強的工作能力,不愧為黨早期的一位優秀幹部。 [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