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紓的翻譯

本文原是錢鍾書《舊文四篇》(1979年)裏的一篇。劉靖之編選的《翻譯論集》、羅新璋編選的《翻譯論集》、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編選的《翻譯研究論文集》(1949—1983)、商務印書館重印林譯小説十種的附冊以及其它研究林紓的資料選編裏,都收採了這篇有影響的文章。

錢鍾書主要從三個方面評價了林紓的翻譯作品。

誘導功能分為兩個方面：正面誘導和反面誘導。

正面誘導體現在“好譯本的作用是消滅自己;它把我們向原作過渡,而我們讀了原作,馬上擲開了譯本。”

而反面誘導則體現在“壞翻譯會發生一種消滅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澀的譯文無形中替作者拒絕讀者;他對譯本看不下去,連原作也不想看了”。

在文中錢鍾書具體地説明讀者可能會因為翻譯的原因而對原作品產生更濃厚的興趣,從而勾起想讀原着的衝動，然而也有可能因為拙劣的譯文而打消接觸原作的興趣。

譯文中總有失真和走樣的地方,在意義和口吻上違背或不盡貼合原文,就是訛。

1、“某些‘訛’是譯者的不細心造成,如“排印之誤不會沒有,但有時一定由於原稿的字跡潦草”。

2、有的是為了能理順譯文,使之更順應譯語文化和閲讀習慣強而改之的。“他(林紓) 一定覺得狄更斯的描寫不夠淋漓盡致,所以要濃濃地渲染一下,增添了人物和情景的可笑”,這顯然是林紓結合自己的體會對原着的“訛”化的處理。

3、某些“訛”則是譯者主觀為之,其原因有對原作的理解不徹底而產生誤解。

“訛”即翻譯中難以避免的毛病。“譯文總有失真或走樣的地方,在意義或口吻上違背或很不貼合原文即是訛”。

錢鍾書指出：“訛”的出現源於三種“距離”:“一國文字和另一國文字之間必然有距離,譯者的理解和文風跟原作品的形式和內容之間也不會沒有距離,譯者的體會和表達能力之間還時常有距離。”。

因此“ 訛”在所難免。顯然,錢鍾書肯定“化”之“訛”,認為這是譯者對原作的創造性改造,具有審美意義。

在《林紓的翻譯》的開頭，錢鍾書寫道,漢代文字學者許慎有一節關於翻譯的訓詁,義藴頗為豐富。《説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化’”,譯也。從‘口’,‘化’聲。率鳥者系生鳥以來之,名曰‘化’,讀若‘言為’。”南唐以來,“小學”家都申説“譯”就是“傳四夷及鳥獸之語”,好比“鳥媒”對“禽鳥”的“誘”,“譯”、“誘”、“媒”、“訛”、“化”

這些一脈通連,彼此呼應的意義,組成了研究詩歌語言的人所謂“虛涵數意”(mainfold meaning ) ,把翻譯能起的作用(“誘”) 、難以避免的毛病(“訛”) ,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 ,彷彿一一透視出來了。

第一,“化”可認作是“背出分訓”,是一種得失兼備、得意忘言的量變過程,是沒有改變原作“質”的漸化過程。

第二,“化”與“訛”的對立統一。

·錢鍾書意識到“化”是一個非常靈活的概念,當譯者迫不得已做出某些改變時,其譯作仍然可以達到“化”的境地,而“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種程度的‘訛’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 換言之,有“化”必有“訛”,“訛”包含在“化”中,而某些創造性的“訛”是更高境界之“化”,二者統一於具體的翻譯實踐過程。

·第三,“化”≠“信”。“求美”的翻譯概念,生髮於以‘信’為本的翻譯傳統,漸漸遊離於主流之外,正在形成一股引人矚目的詩學潮流。而錢鍾書的‘化境説’則在這種詩學潮流中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

與傳統的“信、達、雅”説相比,“化境”論更為嚴謹、含義更為深遠,“化境”論辭微而旨遠,更切中要領。“神韻”、“神似”給人以莫測高深之感,非得神筆妙手不可,不是凡夫俗子力所能及的。而“化境”論並無高下之分,無非是為譯者指明瞭譯作的努力方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