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珍

林珍，乳名開寶，別號思若。8歲上學，教師認為“奇才”，14歲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縣立第四小學（宜山小學）。1918年考入省立第十中學，向校方提出“應照顧貧窮學生”建議被斤，遂轉藝文中學。次年，參加“五四”運動，被開除，回家自學，改名“力進”以見志。11年考入上海東亞體專。1925年，“五豐”慘案發生，林珍站在鬥爭前列，又被校方開除。回鄉後，聯絡愛國人士在錢庫震南小學成立“江南救國會”，參加青年200餘人，林珍被推為會長，組織巡查隊，沿海沿江查封日貨，宣傳救國。在巡查中，被走私好商所僱打手歐傷，巡查隊也被當局勒令解散。林珍一氣南下廣州，進入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習。1926年冬畢業，回平陽與張培農等會合，領導開展農民運動。

1927年，平陽縣農民協會成立，任委員。2月，兼任環川農民協會副會長。在開展反對土豪劣紳、苟捐雜税和實行減租減息、糧食平果等一系列鬥爭中，林珍義無反顧，被反動派逐為“四大民寇”之一。“四一二”政變後，農民協會被解散。1928年2月，中共平陽縣委建立，林珍經書記遊俠介紹入黨。3月，在家鄉四岱建立全縣第一個黨支部，任書記。6月，浙江省委特派員王屏周在林珍家鄉鯨頭山龍隱寺召集永嘉、瑞安、平陽3縣代表聯席會議，決定3縣農民武裝聯合暴動。林珍負責平陽的軍事指揮。27日，指揮農民武裝攻打縣城。由於城內先有防備，未能成功。林珍遂出走温州、上海，時已屆隆冬，缺衣乏食，而豪氣不少減。有詩云：“窗外朔風吹，天寒大地凍。無衣度寒歲，誰把雪炭送。冷酷奈我何，餓骨猶堅壯。明朝紅日上，還我暖烘烘。” ^[2] 

1928年冬天，林珍同志劫後餘生回到家鄉，他慶幸革命星火仍在燎原。黨領導八一南昌起義的喜訊深深激勵他搞武裝革命的決心。於是，他毅然冒着被捕的危險，奔走温州找到黃埔軍校的同學林澤深(共產黨人，錢庫林家塔人)。林澤深當時任省保安四團副官兼十一連連長。他們共商了策反國民黨雜牌軍起義的問題，決定利用駐閩雜牌軍團長何革標的反蔣情緒，動員他起義率本部參加革命。1929年11月，在林澤深安排下，林珍以保安四團名義，在公務員池桂生陪同下，到壽寧縣(福建省)與何革標談判，決定於12月起義。後因何部參謀從中作梗，策反沒有成功，林珍等人只得秘密離開壽寧。

與此同時，平陽黨組織又派李孚忱、趙蓮心、葉格飛等3同志，化裝為傳教士趕到壽寧。得悉林珍策反未遂已離該處，他們也就即刻回來。途經福鼎縣大林山時，他們不幸被戒嚴搜查的敵人作為嫌疑犯捕進監獄。

林珍、池桂生在途經福鼎縣青嶺時，不慎將槍支目標暴露，被村人誤指為“土匪”。村人在圍攻毒打他們後，又報告反動派將他們拘捕入獄。在獄中，他們與李孚忱等同志悲喜相逢。五人一心，互相鼓勵，誓為革命捨生忘死，決不向敵人屈膝投降。福鼎反動當局不明底細，無法詳審，就將他們作為重大政治嫌疑犯，押解三都岙乘船至福州，關進陸軍司令部監獄，讓他們在軍事法庭上受審。中共平陽縣委獲悉林珍等同志蒙難後，即派黨員林樓弟向陳文章暫時借三百塊銀元；並命林樓弟、蘇芬2人偕同王遜仙(林珍妻子，共產黨員，省婦運幹部)趕赴福州設法營救。經過他們多方活動，敵司令林忠終於答應保5人生命安全，但不敢釋放他們。

後來，王遜仙又爭取到俠士林科弟的幫助。林科弟是閩侯尚幹人，精通武藝，仗義疏財。他得知林珍等人是窮人的救星——共產黨人，就慨然答應予以營救。他藝高膽大，智勇雙全，首先假意向陸軍司令部投案自首；然後在林忠的示意下，他也被關進林珍等人所在的監獄。他把黨派人來營救的消息和他本人決定搭救的意圖，都直率地告訴了林珍等同志。在林珍的精心安排下，林俠士於深夜施展輕功，貼壁上屋頂，將天花板和瓦椽拆開2尺寬的空隙。接着，他把林珍等5人一一拉上去，並送到監獄圍牆外。在這越獄即將成功的關鍵時刻，競又發生不幸變故，原來棋失一腳，他們忘了問林俠士出走的方向和路徑，結果，他們誤入絕巷，被獄卒發覺後召來的敵兵，追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故經與敵竭力搏鬥後，他們又被投入監獄。由於越獄未遂，反動當局更加懷疑林珍等同志是共產黨“要犯”，因此將搞營救活動的王遜仙同志也被扣押起來。

平陽縣委得悉越獄未遂的不幸消息，都感到十分憂慮。為了堅決營救林珍等同志，他們就指令林澤深同志以温州省保安四團的名義，趕赴福州，要求福建當局將他們押解原籍温州處理。這一舉措遭到福建反動當局的拒絕，林澤深同志的營救活動也沒成功。

1930年，根據平陽縣國民黨黨部關於林珍在閩監獄、要求省黨部將其押回浙江法辦的急電報告，浙江省反省院特務頭子何炳松派艦隊赴閩遞解林珍等6人。當時福建局勢緊張，敵人深怕我黨武裝劫取，就用汽車將林珍等同志押至閩江口，然後乘艦艇去上海。林珍同志在閩獄向難友揮淚告別時，百感交集，欣然賦詩贈別：

榕城數月作楚囚，獄中温暖感同舟。

男兒不灑臨歧淚，為祝平安二字留。

艦艇於傍晚到達申江，林珍等同志被押宿上海十六鋪南康旅社。我黨已派林澤深、林樓弟、林開儒等同志抵滬等候。當晚，他們即設法入旅社慰問林珍等同志。林珍的好友黃菽民也在座。戰友們生離死別又重逢，説不盡革命鬥爭甘苦事，訴不完風雨同舟共濟情。當驚悉紅軍三打平陽城又告失利，損失慘重，林珍等同志痛心，鼓勵林澤深等戰友總結經驗教訓，再接再厲，一定要將革命進行到底。次日，上海記者趕到南康旅社，採訪林珍等同志。林珍同志嚴守黨的秘密，避而不談政治，只説自己和同伴被仇家誣陷，無辜受累，含冤負屈，落入囹圄。記者見無新聞採訪，只得快快而別，敵人將6人押乘火車赴杭州。

到杭州，6人先住在國民黨省府接待室。國民黨省府民政科長伍叔儻(瑞安人)，即以同鄉的名義，假意殷勤，設宴招待。席間，伍叔儻軟硬兼施進行利誘，先用甜言蜜語動之以鄉情，又用封官許願挑逗慾望。林珍同志洞悉他的反動面目和陰謀詭計，就與他進行針鋒相對的論戰，揭穿他黃鼠狼給雞拜年——不懷好心。宴席不歡而散，伍某掃興而去。下午，敵人就將6人押到陸軍南獄關禁。

另日，法官提審，又以悔過自新即行寬釋來勸誘。林珍同志予以嚴辭駁斥。由於法官擬判重罪無確鑿證據，因此該案處於懸而不決之際。這時候，黃菽民通過曾任國民黨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的李超英，從中給予斡旋，使林珍等6人已有釋放的希望。但就在這至關緊要的關頭，恰有國民黨平陽縣黨部常務委員鮑希初，得悉林珍關押在杭州，就策動5縣國民黨黨部聯名上訴林珍。他們控告林珍是白沙鹽民暴動的組織策劃者、是“匪黨首魁”，有“殺害鹽警四人之罪”，並説在查獲的一本封面題為“浙江政治委員會會議”的冊子裏，發現林珍是“浙江省臨時委員會主席”。國民黨浙江省政府就根據鮑希初等人的誣告，認定林珍有“殺人之罪”。

1930年某月29日凌晨，天昏地暗，林珍同志英勇就義於杭州市清波門外萬松嶺，時年26歲。他是浙南和平陽黨組織和革命武裝重要領導人，他的壯烈犧牲是浙南革命的重大損失。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