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爽文起義

清朝收復台灣後，台灣一直屬於一個大量移民湧入的邊疆移民社會。大陸地區的官僚、富豪等紛紛在台灣投資，進行開發，這樣一來，也間接刺激了福建、廣東兩個地區的遊民遷往台灣，尋找謀生的機會。史載："台灣佃丁皆系漳、泉、惠、潮之客民，因貪地寬，可以私墾，故冒險渡來。" ^[1]  清初，順治六年（1639年）開始在全國實行墾政，規定"地方官招巧流民，不論原籍別籍，編入保甲，開晝無主荒田，給以印信執照，永準為業。" ^[2]  至乾隆時期，這一政策仍舊延續，規定"至有開墾無主荒地，地方官確勘，應給印照執業。" ^[3]  在開墾荒地的過程中，按照全國通行的《户部則例》規定，上報開墾。"凡報墾者，必開具界址王名，聽官査截。出示曉諭後五個月，如無原主呈報，地方官即取結給照，限年起科。" ^[4]  所謂"報墾"，就是需要辦理的一系列手續，從而得到開晝土地的權力，由地方官審批之後，頒發"墾照"。得到墾照之後，便可開墾土地。由於獲得墾照並不是非常容易的事，對於一般的平民來説，報墾的成功概率並不高。因此，只有富豪、官僚這樣有一定實力的人才能夠得到土地開墾的權為，而處於底層的平民只能受僱於土地的主人，成為佃農。那些取得土地所有權的富豪與官僚稱為"墾首"或"墾户"，而受僱於他們的佃農則碌為"佃户"或者"佃丁"，而這樣的制度，被稱為"墾佃制"。在這樣的制度下，佃户租種墾首的土地，並定期向墾首繳納租谷。一般來説，租佃的前兩年採取按比例分成的方式，待產量穩定後，改為收定額租。

由於地理位置關係，台灣地區的租佃關係受到福建和廣東的影響，主要採用"永佃制"。即佃户由於參加過土地的開墾，因此獲得了對於土地的永佃權，業主不得將土地再轉租他人。並且，佃户在不欠業主租金的條件下，對於自己耕種的土地，享有繼承、轉讓、抵押和買賣的權利。如果不願意繼續耕種，也可以選擇退租。由於早期的台灣地廣人稀，土地肥沃，對於飽受山海交錯，人多地少的閩粵人民來説，絕對是理想的去處。隨着耕地的不斷開墾，移民人數的不斷増加，使得當時台灣地區商品經濟持續發展，尤其農業產品商品化的程度隨之不斷提高，使小生產者內部產生了階級分化。在競爭中，一部分人成為了富裕農民，另一部分人愈加貧窮了。在這些不斷轉貧的農民中，一部分破產，失去了對土地的永佃權。而就在此時，仍有大批的閩粵移民湧入台灣，並持續增加。由於大部分荒地早已經開發，這些新到台灣的移民已經沒有機會再獲得主地的永佃權了，只能臨時租種土地或者受僱傭，再者就是進入到城鎮中，成為手工業者或是小商販。由於長期處於社會底層，一直受富豪的歧視與官府的欺壓，使得這些人具有發動起義的原動力。林爽文起義中大多數首領與骨幹成員多是如此。

台灣存在大量的遊民，這些遊民沒有田產，沒有生計，長期處於顛沛流離的生活中，被稱為"羅漢腳"。當這些遊民聚集在一起時，為了互助抗暴而歃血盟誓、結拜異姓兄弟，"江湖義氣"便是他們普遍通行的道德觀念。由於天地會"立會有名"，重視兄弟義氣，因此吸引了大量的遊民、小生產者和佃農加入。於是，天地會在台灣開始吸收成員，不斷壯大。林爽文起義軍中，有許多人是天地會成員。台灣地區的械鬥不僅僅加速了林爽文的起義進程，同時也對林爽文起義過程頗有影響。

移民之間的矛盾是造成林爽文事件的社會因素。閩粵地區宗族之間存在着嚴重的矛盾，已經達到武裝械鬥的地步，這也成為了福建、廣東兩省天地會活動頻繁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樣，台灣地區的移民中，大部分來自閩粵地區，為爭奪社會資源而好勇鬥狠的習氣一直存在，並且台灣地區隨着移民的不斷増多，"漳、泉、惠、潮之民日眾，寄籍分黨，葉牙其間……及其樹幟械鬥，動以萬計，將士不能彈治" ^[5]  。由於在移民中，原有的宗族界限被打亂，送時只能按照地緣關係形成分類。為了爭奪社會資源，能在社會競爭中取勝，來自不同地區的人按照地緣結成了不同的團體。在爭奪田產、爭奪經營權、爭奪地盤的過程中，往往發生百人或者千人的大規模械鬥。

乾隆時期政治腐敗，貪官污吏橫行，而此時的台灣地區更加嚴重。對於林爽文等人發動暴亂，"前因孫景燧在台灣府任內，將庫貶銀兩侵虧，至十萬之多。" ^[6]  而台灣總兵柴大紀，"據稱在台灣將及兩年，所得約有五萬餘兩"。 ^[7]  "並據巧巧查抄時在屋後地下起出金葉、金錠二百四兩二錢，銀錠百九十餘兩等語。" ^[7]  可見，當時台灣官吏貪污的數額相當大。諸羅縣知縣唐鋭，"本屬貧苦，關分發閩省試用，四千九年九月署諸羅縣事，曾先後四次寄回花銀一千七百七十元，紋銀一千一百三十八兩等語。"唐鋭家本貧苦，委署諸羅縣事為時未久，即寄回銀二千數百之多，若非在任時肆意貪婪，何從得此多資?" ^[8]  —個知縣貪污的數額都足以讓人咋舌，連乾隆都認為"可見此次台灣逆匪滋事，不但由於營伍廢弛，竟系該府廳知縣等侵貪斂怨，以致釀成巨案。 ^[8] 

與此同時，台灣地區各級官員利用手中職權進行權力尋租，在港口收取"陋規銀"。鎮守鹿兒口海口的千總，按季節嚮往來的船隻收取"番銀"三圓、四圓不等，名義上是為文武官員辦公飯食之用。對於超載船隻，默許其往來，但收錢變本加厲，勒索敲詐。按照規定，"每船止準載米二百石，而商販等惟利是圖，往往違例私行多帶。" ^[9]  對於超出限額的部分，每一百石需繳納六圓"陋規銀"。鹿耳口海口，依靠這些收入，每年可得二萬餘圓。

另外，從林爽文起義軍發佈的告示的內容中，也體現了對貪官的仇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二月初八，順天大盟主林爽文告示中，"今據台灣皆貪官污吏，擾害生靈，本帥不忍不誅，以救吾民，特興義兵，當天盟誓" ^[10]  。之後，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三月發佈的告示中"照得本盟主因貪官污吏剝民脂膏，愛是順天行道，共舉義旗，剿除貪官，拯救萬民"。 ^[11]  七月又在一份告示中寫道"照得本盟主因文武貪污，剝民脂膏，爰舉義旗，共滅剿除，以怏民心。" ^[12]  因此可見貪官污吏的盤剝，成為了台灣爆發暴亂的重要原因之一。

林爽文原籍福建平和縣，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隨父遷居台灣彰化大里杙莊，募眾墾田致富。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天地會首領嚴煙自福建渡海至彰化傳道。次年（1784年），林爽文入會，後成北路首領。天地會迅速發展，抗拒官府，清廷令其解散。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嚴煙在溪底阿密裏遇見林爽文，並邀請加入天地會，由於林爽文為人慷慨，因此被吸納為天地會成員。林爽文最開始加入天地會的目的，是為了互濟互助，尋求一定的依靠。隨着天地會的傳播，成員不斷增多，引起了台灣官員的警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諸羅有楊光勵者，富民楊文麟養子也；既入會與弟媽世不睦。媽世亦結黨援，乃創為雷公會與敵焉。" ^[13]  由於雙方糾鬥聲勢過大，引來官台灣鎮總兵柴大紀親自率兵抓捕，捕獲到的人處死或發遣。許多人逃至大里巧林爽文處，林爽文將他們保護起來。清軍抵達後，以焚村相威脅，讓他們交出人來，林爽文等人拒不同意。清兵隨後放火燒燬了大壞一帶的村莊，成為爆發起義的導火索，起義隨之開始。林爽文遂以"剿除貪官，拯救萬民"為號召，率眾起義，攻清軍營壘，全殲其官兵。

暴亂爆發之後，林爽文與王芬、林泮等人率軍攻克大墩，殺死了知縣俞峻等人。並在半月之內，接連攻克彰化、鳳山、諸羅、竹塹等城，而清軍只能據守於府城與鹿仔港等地。可以説，此時起義軍取得了相當大的勝利。這其中具有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駐守在台灣地區的清軍統帥無能，官吏腐敗，導致士兵士氣低落，無心應戰。駐守在台灣的清軍雖然人數眾多，號稱有上萬人，但各級將領層層剋扣軍餉，士兵日常衣食無法得到保障，多數都從事一些小生意，因此軍隊缺乏操練，軍心渙散。第二，統兵將領遇事相互推諉，並不能及時相互調兵支援，導致各部隊各自為戰，沒有後援。第三，起義軍首領與骨幹多為小生產者，平時受盡官府的欺壓與勒索，因此對清軍充滿仇恨，戰鬥士氣非常高。第四，天地會崇尚江湖義氣，經過會盟結拜的異姓兄弟需遵守誓言，互濟互助，能夠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在起義軍內部"每得勝歸，必立犒牛酒，死亡者屍比抱歸。" ^[14] 

起義軍旋克彰化，殺孫景燧等人；釋放獄囚，開倉取械；再克淡水、諸羅（今台南市佳里鎮）等地。十二月，眾舉林爽文為盟主大元帥，建元順天。台南天地會首領莊大田起兵響應，攻克鳳山（今高雄）。嗣後，南北兩路義軍會攻台灣府城（今台南），久攻未克。起義軍紀律嚴明，得到廣大農民支持，僅諸羅、彰化兩縣就有數十萬人蔘加，攻佔台灣一府四縣三廳大部。

林爽文進駐彰化縣衙門，自稱“盟主大元帥”。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二月初一（1787年1月20日）北路的王作、李同也率眾響應，殺淡水同知程峻。又向北攻下新竹竹塹城。林爽文建號“順天”，往南攻打諸羅等地，福建陸路提督署台灣兵備道柴大紀力守，諸羅縣知縣董啓埏與已卸任的唐鎰皆被殺。鳳山天地會領袖莊大田亦集眾起兵響應，發生篤嘉莊之戰，至十二月（1787年2月）全台除南部台灣府、諸羅，中部海港鹿港外均陷落。

其後，桃竹苗等地的客家居民紛紛以鄉勇形式組織義民團練，配合清軍圍攻、抵抗林爽文軍隊保衞自己的財產。在新竹地區，則有陳紫雲領導下，轉戰新竹苗栗等地。事件平定後，鄉民撿集新竹死難客家鄉勇骨骸共二百多具，合葬於枋寮（即今新竹縣新埔褒忠亭義民廟）。

此時，雖然起義軍控制了許多重要城市、交通要道與戰略要地，但是始終無法攻佔府城。除府城清軍強烈的抵抗之外，另一支部隊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支部隊成員被稱為"義民"，和清軍一起抵抗起義軍，使起義軍腹背受敵。因為義民中也有許多人是農民出身，而起義軍中也有地主富商。一方面，起義軍在戰鬥的過程中傷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這些人才會參與到與起義軍的戰鬥中。另一方面，是受到台灣地區淳泉械鬥的影響，義民中的一些人與起義軍對抗，既沒有政治色彩，也不是階級矛盾，而是族姓、籍貫不同人羣之間的相互鬥爭。

林爽文起義規模不斷擴大，引起福建總督常青的重視。他令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率三千兵，從廈門出發渡船至鹿耳口；又令閩安協副將徐鼎士率兵一千，從閩安口出發，到鹿耳口與黃仕簡匯合。此時，陸路提督任承恩率兵由蚶江渡海至鹿港。形成了三路大軍合圍的局勢。乾隆皇帝認為起義軍不過是烏合之眾，大軍抵台之後，必定望風而逃。然而，起義軍不僅沒有潰不成軍，反而同清兵周旋，雙方相持竟能一年之久。這三路大軍到達台灣之後，並未像乾隆預想的那樣順利，對起義軍的進攻收效甚微，同時又陷入到起義軍的包圍中。同時，受到牽制的清軍，彼此之間不敢相互援助，無法形成合圍的局面。乾隆此時對於任承恩與黃仕簡頗為不滿，認為"乃任承恩尚駐紮彰化，而黃仕簡又駐紮郡城，一南一北，互相觀望，以致道路不通，此明系退縮畏怯，安得藉詞持重乎。 ^[15]  "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三月，清軍不斷調動之際，南北路起義軍合圍府城。莊大田率義軍攻克桶盤棧，殺把總王澤高等人。但府城之戰中，莊錫舍向清軍投降，"帶領所屬二千餘人，隨官兵殺退賊匪，截殺莊大田等" ^[16]  。導致投入到攻城戰之中的莊大田臨時下令退兵，將部隊撤回南潭。清廷命常青為督師調並浙江、廣東清軍一萬多人親自渡台，隨後又增加七千人；雙方對峙在台灣府城，此時林爽文率軍反攻諸羅縣城，雙方僵持五個月。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派福康安統帥湖廣、四川、廣西、貴州等省份的滿漢兵丁渡海到達台灣，號稱十萬大軍。在戰略上，福康安一方面大肆宣揚千萬大軍不曰抵台，試圖給起義軍造成心理壓為，擾亂起義軍軍也。另一方面，結交台灣逃至大陸的知識分子，讓他們出謀劃策，提供支持。再者，"剔撫兼施"，"赦其從逆之罪，廣示招撫，並秘遣熟悉賊情之人，用為間謀。如能擒縛賊首、賊目來獻者，優加獎賞，擢授官恥使其黨羽內離，渠魁更易就獲。" ^[17]  對起義軍實行分化瓦解與利益誘降。

在戰術上，福康安聲東擊西，通過詳攻大里杙，主要兵力去解諸羅之圍。這一戰術非常成功，使起義軍不得不放棄諸羅，撤至斗六口。清軍隨後調集重兵對斗六口發起猛攻，起義軍與清軍激戰雲天，終因寡不敵眾而退回大里杙。但由於清軍使用大炮轟擊，且人數眾多。起文軍無奈放棄大里杙，撤至"內山"集集蛹、水裏化等高山族聚居地區，繼續抵抗。清軍令當地武裝扮成民人，配合官兵搜捕義軍。

清軍多路出擊，於侖仔頂和牛稠山連敗義軍，乘勝佔領大里杙莊和集集埔，在老衢崎俘獲林爽文，解至北京殺害。莊大田率餘部退入台灣最南端的琅嶠，不久也被俘殺。起義遂告失敗。

此事清廷僅派軍不足4萬，費時一年四個月平定，之後清皇乾隆為了嘉獎諸羅義民義舉，而將諸羅改名“嘉義”。乾隆將平台民變一事，列入十全武功。天地會早先領導、發號施令中樞在台灣；歷經林爽文事件以後，天地會領導權由台灣轉移至中國大陸內地。